浅谈《史记》

《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包括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凡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它再现了许多真实可信，栩栩如生的历史人物形象，并寄寓了作者的价值观念、思想倾向及爱憎褒贬的态度，达到了思想性与文学性，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高度统一，被鲁迅赞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一部作品的成功，往往离不开作者自身的综合素养，而《史记》作者司马迁的生平尤其与其创作紧密相关。司马迁，字子长，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司马迁的祖上世代为史官，其父司马谈为太史令，志在继《春秋》而作新史。司马迁少时就喜欢四处游历，这也为他撰写《史记》积累了大量真实的素材，对之后的创作有重要意义。实际上，司马迁的史学渊源与个人的实地考察不过是他创作的前提条件，而真正促成了他开始着笔《史记》的原因则是其夫司马谈的临终嘱托。

司马谈临终前执司马迁之手，嘱咐道：“余先，周室之太史也。……幽历之后，王道缺，礼乐衰，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自获麟以来四百有餘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汝其念哉！”司马迁十分理解父亲的重托，决心以《春秋》为榜样，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创作《史记》，为现实政治服务。

元封三年，他继父职为太史令，从这时起，他开始了写史的准备工作，查阅、整理相关文献资料。天汉二年，李陵率兵与匈奴交战兵败后投降，消息传来，汉武帝震怒，朝廷之臣也多斥骂李陵，司马迁却为他辩护，陈说李陵投降是出于无奈，一定会找机会报答汉朝。这一辩护触怒了武帝，司马迁被捕入狱，经历了残酷的折磨后，司马迁使《史记》不仅是继《春秋》的“善善恶恶”之书，而且是作者抒泄忧思愤懑的“发愤”之作，批判色彩浓厚。作者善用互见法来塑造人物的完整性格。

司马迁继承了古代良史的优秀传统，善恶必书。他称颂“终不以天下治之病而利一人”（《五帝本纪》）的明君，同时也在《夏本纪》《殷本纪》《周本纪》中揭露夏桀王、殷纣王、周厉王、周幽王的残忍暴虐。在《秦本纪》中揭露秦武公、秦穆公用人殉葬，在《秦始皇本纪》里揭露秦始皇不恤民力，坑杀儒生等。秦朝大将蒙恬卖力地推动秦始皇的暴政，临死前却说是因自己修长城断了地脉才遭到天罚的。司马迁以这种方式，在不同文章中表现人物性格的多面，来塑造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

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重复，或者考虑到某一篇传记中人物性格的统一性，司马迁常用互见详略，彼此补充的记叙方法。在《项羽本纪》中没有过多的批评项羽的缺点错误，而是在《淮阴侯列传》中借韩信之口道出，说他“不能任属贤将”，只有“匹夫之勇”，“妇人之仁”，“所过无不残灭着，天下多怨，百姓不亲附”，“名虽为霸，实失天下心”。

《史记》刻画人物的艺术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第一，妙于选材，以小见大。其次，通过矛盾写人。第三，细节描写深刻。第四是它里面鲜活的人物语言。另外，司马迁还善于引用诗歌，辞赋等由此推动了《史记》创作的成功。

《史记》乃史学经典，值得我们反复捧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