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国史大纲》（22）

第六编：两宋之部——第三十三章：新旧党争与南北人才

党争，原意为“政府官员自行拉帮结派，为争取个人或共同的政治经济等利益而互相对异己人士或团体进行攻击”的行为。

只要有朝堂，就会有党争。最凸显的有晚唐党争、北宋党争和明末党争。其中，北宋的党争从根本上讲，并不是自行拉帮结派谋取个人利益，而是北宋南北人才的天然分割，所以相对而言也少了些蝇营狗苟，时不时的也展现出大文豪的风骨。

所谓新旧思想之冲突，亦可说是两种态度之冲突。此两种态度，隐约表现在南北地域的区分上。

新党大率多南方人，反对派则大率是北方人。

宋朝据说有“不相南人”的内部规定，这属于带着历史原因的地域偏见，就像现在某些企业仍保留着“不招某某地方的人”一样。

在政治上，南方人相对激进，北方人相对稳健。比如贡院逐路取士起争议：

司马光谓：“古之取士，以郡国户口多少为率。今或数路中全无一人及第，请贡院逐路取人。”欧阳修非之，谓：“国家取士，惟才是择。东南俗好文，故进士多；西北人尚质，故经学多。科场东南多取进士，西北多取明经。东南州军进士取解，二、三千人处只解二、三十人，是百人取一。西北州军取解，至多处不过百人，而所解至十余人，是十人取一。比之东南，十倍优假。东南千人解十人，初选已精。西北之士，学业不及东南，发解时又十倍优假，初选已滥。广南东西路进士，绝无举业，诸州但据数解发。其人亦自知无艺，一就省试即归，冀作摄官。朝廷以岭外烟瘴，亦许其如此。”

这种争论，其实难免。就算放到当下，关于高校录取的时候，也并不是完全按实际分数，总要考虑照顾偏远地区、少数民族，还有本地优先政策等等。所不同的，唯在手段的明暗、区域的广度以及政策的力度而已。

熙宁变法，牵涉到几个文坛大佬的恩恩怨怨。诸如司马光、王安石、苏轼……

王安石是南方的扛把子，熙宁变法的操刀人。司马光是北方的带头大哥，熙宁变法的最大反对者。两人在大政上水火不容，私下里却惺惺相惜，真正意义上的君子之争。

王安石大权在握时，神宗询问他对司马光的看法，王安石并没有落井下石，反而称赞司马光是人品、能力、才华俱佳的国之栋梁。

同样，王安石倒台，司马光亮明自己的态度：王安石嫉恶如仇，胸怀坦荡，有故君子之风。这也让王安石免去被清算之祸。王安石死后，司马光对朝廷建议：“介甫文章节义，过人处甚多……不幸介甫谢世，反复之徒必诋毁百端。光意以为朝廷宜优加厚礼，以振起浮薄之风!”

司马光与王安石的相知相争，让人扼腕。中间插进来一个苏东坡。

东坡，是我最喜欢的古代文人，没有之一。没有人是完美的，东坡的问题在于政治，虽说在地方任上能做得不错，广受好评。但在国家大政上，只能呵呵了。

作为不是骑墙派的骑墙派，苏东坡在王安石上台推动变法时，凑过来：“这样不太好吧？！”。于是王安石让他走得远远的。王安石下台，司马光上台时，凑过来：“这样不太好吧？！”于是司马光大怒，让他走得远远的。

乌台诗案，是苏东坡人生的转折。这个案子的起因仍然是熙宁变法，东坡管不住自己的笔，被人抓住不放往死里摁。案子的结局并不是最糟糕的，苏东坡本已做好归位的准备。但这个案子也牵连了苏东坡众多的亲朋好友，包括他的弟弟。

顺带一说，苏辙可算是为了他哥哥才拼命升官。要不然，东坡再来几条命都不够造的。

乌台诗案后，东坡的诗作少了，词作越来越多。这怎么说呢，他也是怕了！

诗言志，词传情吧。写诗的风险实在太大，填填小词，没人来管。

随着司马光的去世，北宋党争告一段落，投机的蔡京上台，诸君子尽被黜逐，宋朝再难有文豪君子之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