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倍倍尔广场的空书架
柏林的倍倍尔广场，纳粹当年焚书的地方，人们安置了一个铜牌，周围一圈写着海涅的名言：“人们在这里烧书，这是开始，最后，也烧人。”
空书架并不是在地上，而是在地下，地面上有一块玻璃，可供观看。它建于1995年，由以色列艺术家米夏·乌尔曼设计。
空书架的设立，是为了警示1933年5月10日在此发生的焚书事件。当时，就在广场中央，亲纳粹学生烧毁了数百位自由作家、出版家、哲学家和科学家的著作，共计两万多册。据说，如今那个面积约50平方米、高达5米的空书架，32个书架恰恰能放两万多本书。
1933年1月，希特勒上台执政，随后操纵了国会大厦纵火案，查禁报刊，镇压反对者。到了5月，德国各地的大学生们齐刷刷地参与了焚书行动，组织者是德国大学生联盟，背后指挥者当然是希特勒和戈培尔。
有人记录了这场蔓延全德的焚书运动。他这样写道：“在绝大多数德国大学城里，那些激情昂扬的学生激进分子们正举行焚书仪式，烧毁那些体现非德意志精神的文学书籍，小册子，函件和记录。伴随着这一行动的是火把游行，军乐和大喊大叫的爱国演讲——其热闹程度远远超过英格兰福克斯节（每年11月5日）。在德国，有大约30所大学，起码每州一个。每所大学都应点燃自己的大火，但在科隆、海德堡和其它一些地方的焚书仪式被推迟到下个星期举行。”
据记载，当时在倍倍尔广场一带竟然聚集了四万人，而在菩提树下大道上，又聚集了几万人，学生们手持火把，护送着装满书的车子经过，有卡车，也有私家车，此外，还有五千人的游行队伍。他们“用圆木头交叉堆起了一个长宽12英尺，高5英尺的柴垛”，游行者经过时，就将火把扔进去，待大火燃起，就开始焚烧书籍。
现场还有学生代表发言，表示同学们来到这里是为了烧毁那些“可能瓦解民族运动的‘非德意志’的书和文件”，他还相信从此之后，“德国文学一定会纯洁起来”。
在烧书过程中，他们还会高喊作者的名字，比如“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歪曲我们的历史，诋毁历史上的伟人”，比如“埃米尔·路德维希——进行文学欺骗和背叛德国”，比如“埃里希·玛丽亚·雷马克——贬低德国文字和德意志的最高爱国理想”……这些书之所以成为禁书，或是因为它们的作者是犹太人，或是因为它们揭露极权罪恶，或是因为它们反战。
后来，戈培尔出现了，他在讲话中宣称：“犹太人的唯理智论已经死亡。民族社会主义开辟了新的道路。德意志民族再一次能用自己的思想表现自己。眼前这些熊熊大火不仅仅标志着旧时代的结束，它们也照亮了新的时代。年轻人们第一次有这样的权力来清除旧时代的产物。如果老一辈的人无法理解所发生的这一切，那么让他们明白，我们年轻人已经这样做了。旧的东西在烈火中消亡，新的事物将在我们心中的火焰里诞生。”
还写道，“在柏林，仅第一批禁销书的作者名单就有4页打印纸那么长，包括160位作家，其中的许多人过去从未听说过。此时，似乎任何一个在旧书店里逛过一二次，或自以为某种书是不健康的学生，都可优先提出一本该销毁的书。”
后来，海涅的名言成了现实（他自己的书也在那晚被焚之列），焚书之后果然是焚人。六百万犹太人死难，无数人被送进焚化炉，而那些狂热的大学生们，也有无数变成了二战中的炮灰。
2008年，德国出版了《焚书之书》（福尔克尔·魏德曼著），2011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中文版，此书记录了焚书事件中被列入首批名单的九十四位德语作家和三十七位外语作家的情况。在这个名单里，包括了作家、科学家、哲学家、社会学家、记者，有人称之为“人类文化精华”，并不为过，仅仅我们耳熟能详的名字，便有爱因斯坦、弗洛伊德、茨威格、杰克·伦敦、海涅、卡夫卡、托马斯·曼、亨利希·曼、雷马克、瓦尔特·本雅明、爱伦堡、哈谢克……
同样在2008年，德国还出版了“焚书丛书”，第一辑共有十种。藏书家萨尔茨曼多年来一直致力于搜集纳粹时代的禁书，已藏有一万二千五百本曾被焚烧的书籍。
德国人并不忌讳反思，除了出版物之外，揭露纳粹罪恶的博物馆、集中营旧址、纪念碑等也遍布德国。
2003年，也是在柏林焚书丑行发生的七十年后，德国举行了大规模的反思活动。最著名的是在柏林艺术科学院举行的“火刑中的文学，烈焰里的精神”大型纪念会。在另一场朗读会上，女演员伊丽斯·贝尔本分别朗诵了《安娜日记》和《戈培尔日记》的片段。
时任德国文化部长的魏斯在讲话中称：“在熊熊烈火中消失的不仅仅是书籍，而且还有德国知识分子的批判精神”，“知识分子出于恐惧必须缄默的历史不应在德国重演。”
对于那些“出于恐惧必须缄默”，这确实是焚书时代的真相，也是德国知识分子们的污点。在焚书事件发生后，德国知识界陷入窒息般的恐怖中，直到那年秋天，这种恐怖演变为丑陋，德国各大学的近千名教授集体公开宣誓，表示支持希特勒和纳粹政权。《第三帝国的兴亡》将这一幕称之为“使德国学术界的光荣历史蒙受污辱的出卖灵魂的景象。”
沉默也是一种罪恶和耻辱
早在焚书当日，茨威格就写信给友人罗曼·罗兰，这是两位伟大作家对焚书一事的见证。茨威格在信中这样写道：“亲爱的朋友，我今天要告诉你，5月10日是光荣的一天，因为我的书在柏林劈柴堆上被焚烧了，就在我曾经当着千人的面做过报告的那个大学面前。”最让茨威格失望的，是德国知识界的表现，他写道：“有一个作家抗议过焚烧韦费尔、瓦塞尔曼、施尼茨勒和我的书！没有！没有！没有！连在私人信件中都不敢提……好了，再见！再过几小时，柏林的劈柴堆就要燃烧了。但我要继续活下去，我希望，我的书也要继续活下去！”
两个“活下去”，只如愿了一半。茨威格的作品确已不朽，可是，他本人却在这之后颠沛流离，有家难归。1942年，他怀着“欧洲文明已死”的绝望，在巴西自杀。
茨威格并不是唯一的悲剧，爱因斯坦在焚书后坚决离开，并发誓不再回德国。有许多学者和作家被驱逐被流放，最终客死异乡，还有一些人未能离开，后来被抓入集中营，再也没有出来，比如曾获诺贝尔和平奖的评论家奥希耶茨基。
也有一些人，在焚书事件中选择与狂热青年们同流合污，出现在倍倍尔广场上，以换取一时安定，却留下了一生的污点。他们中有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诗人恩斯特·贝尔特拉姆，学者汉斯·瑙曼……海德格尔后来甚至投怀送抱，表示效忠纳粹。
更多的人则选择了沉默，就像魏斯所说的那样。沉默也是一种罪恶和耻辱，尤其是知识分子的沉默。
当知识分子放弃独立思考、不再捍卫思想与尊严时，邪恶必将为所欲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