脏唐乱宋的悲歌《帝国政界往事·大宋实录》（一）
脏唐乱宋的悲歌《帝国政界往事·大宋实录》（一）
难得一见的好书，这本书不是编年史，而是精心挑选出了影响整个大宋王朝兴衰，决定了历史走向的六个关键历史节点来展开深入剖析，对有宋一代存在的问题和产生的原因分析得非常到位客观。特别是对徽宗一朝的荒诞乖张有了非常深刻的认识。
这六个关键历史节点如下：
1. 好汉赵匡胤的卧榻情结
宋太祖是一个好皇帝，而且虽然是军旅出身，但非常有政治智慧，他深刻认识到唐朝由于军政不分导致的藩镇割据乱象的问题根源，并在立国之初就重新划分了政治格局：军政财三权分离。这一改，开创了“文官治国”的政治传统，但也为军事实力衰弱埋下了伏笔。
在政治上，赵匡胤将过去世代里由宰相统筹负责的行政、军政、财政三大权力剥离开，使中央政府由互不统属的三大部分构成：管理政事的中书省、管理军事的枢密院和管理财政的三司。
中书省就是政事堂，为中央最高行政机关，宰相为其首长，官衔叫同平章事，意思是与皇帝共同议政；参知政事相当于副宰相，意思是与宰相同议政事；
枢密院是最高军事机构，其最高首长为枢密使或知枢密院事，也设有副职，称为枢密副使或同知枢密院事；
中书省与枢密院对持文武二柄，号称二府，其中，中书省又称政府、东府，枢密院又称枢府、西府。枢密使与宰相的地位相当，号称执政，二者互不统属，互不通气，各成体系，各自对皇帝负责。后世所谓“宰执”一词，就是由此——宰相与执政简化而来；
财政大权则由三司执掌，其最高首长为三司使，号称“计相”，下设盐铁、户部、度支三部，是仅次于二府的中央权力机关，其首长同样直接对皇帝负责。
对于普通官员，则不再采用“有官就有权”的制度，而是把“官，职，权”三者分开，官阶类似阿里的P6,P7这种职级，与俸禄，也就是工资挂钩。职类似于“经理，资深总监”这种Title，一般指三馆（昭文馆、史馆、集贤院）和秘阁中的官职，如大学士、学士、待制等，是授予较高级文臣的清高衔头。
只有“差遣”，也就是“权”，如同今天的“管理部门日常工作”是一种临时调派的任务，才是真正的权力，有官不一定有职，有官也不一定有权，此后，宋朝冗官满天飞。
官，只是用来确定品秩即官位高低、俸禄即收入多少、章服即官员礼仪服饰和序迁即晋升的阶级等，因此，叫作“寄禄官”，或阶官。 职，则是一种加官，如大学士、学士等等，代表了一种对荣誉或才能的肯定，并不意味着担任相应的馆阁职位，因此，叫作“贴职。” 差遣，只有差遣，才是官员们所担任的实际职务，代表了真正的实际权力与责任，因此，叫作“职事官”。
如中书令是中书省的最高长官，但是拥有这一官称的人只意味着拥有宰相的资格和可以领取宰相的俸禄，并不意味着他真的就是宰相了。只有皇帝差遣他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时，他才能算是实际的宰相。
五代十国期间，军人干政夺权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将领杀领导自立，又被自己的部下推翻是日常，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赵匡胤又把军事领域再次细分：
将与军队有关的权力分解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为调兵权，归枢密院掌管。大凡有事，需要进行军事调动时，枢密院经皇帝核准后，可以发兵符调兵。第二部分为管兵权，归三衙掌管。举凡军队的日常管理、训练等，由这三个军队系统的衙门负责。第三部分为统兵权，由皇帝临时指派率臣，统兵实施军事行动。军事行动结束后，首长交出部队，调回到其他单位；部队则返回各自营区。
2. 都是王安石惹的祸？
王安石变法，前后反复，影响波及南宋，直接造成元祐党争，间接造成北宋灭亡，这一切，王安石是不是始作俑者？
历史最耐人寻味的地方就是为了让舞台更热闹，总是把高潮部分安排得群星璀璨，光芒四射，所以王安石变法注定不是独角戏，司马光就是与他势均力敌的好对手。作者对王安石的评价比较正面，他认为王安石的很多经济思想是相当现代和先进的，但可惜，天还没亮，王安石起得太早了。而他刚愎自用只认死理的个性又导致他最后只能任用一群政治投机者来替自己完成改革大业，结果因为所托非人最后导致为害甚烈，“中产之家者大抵破产”，给北宋灭亡埋下了祸根。
如果说到数千年帝国政治与社会运行的机制与原理，说到对此丰富的知识与研究，说到在此基础之上所具有的深刻洞察力与了解的话，王安石比起司马光来，其差距何止以道里计，称得上是望尘莫及，不管王安石如何得读书万卷，如何得过目不忘。事实上，后代甚至现代中国人关于历朝历代兴衰治乱的许多知识与见解，都是拜这位史学宗师之赐才得到的。王安石在学术上的造诣，则更多地表现在诗词文学那样一些浪漫理想与文辞形象上面，这使他的变法带有了浓重的理想化色彩。 由此出发，只要向前再走一步，我们就能够看到相关的一个事实：司马光对于王安石变法的反对，正是建立在对于帝国历史脉动的精确理解与把握之上的。这使他的反对，拥有了极其雄厚的基础与令人敬畏的力量。
皇帝曾经准备任命他为枢密副使，相当于主管全国军事工作的第二把手，司马光坚决予以谢绝。他直截了当地告诉皇帝：除非皇帝准备彻底放弃变法运动，否则，自己不会考虑出任朝廷的任何高级职位。这和王安石除非皇帝准备进行变法，否则拒绝出任朝廷高级职位的做法如出一辙。两位政治家，同殿为臣，其政治信念、操守、道德文章同样如此令人仰慕，而政治上的作用力却完全相反。造化之弄人，实令人感慨万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