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爱如山 第八章 扬善怀仁树楷模 鸿规再展励后昆
原创：黄五湖
“扬善怀仁砺志竟成孝笃光世泽；铸韬就略鸿规再展忠恕裕后昆。”
这是1999年我根据家族发展，特别是父母和叔父母的为人与经历，又根据父亲对晚辈的要求期盼又作的一副对联，我们把这副对联用正金正漆印在家的另一幢房子的神龛上，作为家族历史的总结与现在及今后家族的家训。对联的大体意思是：要发扬与坚持善良及仁慈仁义之心，多做善事，多积德，励志奋发，孝顺尊敬长辈，诚信做人的宗旨，才能对祖祖辈辈开创的家园增光添彩；既要认真学习文化知识，又要勤练功夫本领，能文能武，以期达到更宏伟的目标。做人要忠诚老实，要有博大胸怀，能包容人，宽恕待人，才能使家族世代长久发展，子孙一代一代健康成长。
孟子曰：“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记得念高小时每到星期六下午，我们都要跟父母一起到十多华里的山上去挑一担柴火。从我们小学快毕业开始每到星期天再去砍一担，尽管我们挑得像两个枕头，父亲说这是锻炼。当时上山穿用草与布絮编扎的草鞋，他都教我们编扎，编扎草鞋很麻烦，所以我们去的路上都舍不得穿，光着脚走，由于山路崎岖不平，经常被绊脚石块碰伤。后来我们三兄弟也渐渐学会砍柴火，连两个十来岁的妹妹稍能干点活的时候也一起去，一趟大小七担柴，到下坡时，大哥跑最前面，跑在我们前头好远，然后再来帮我挑，我帮弟弟挑，弟弟帮妹妹挑，在艰苦的劳动中磨炼了我们的毅力，也培养了兄弟妹之间深厚的感情，至今仍旧这样深。文革期间，白天我们都要去开荒造田，但家里柴火已基本烧完，当时生产队及大队天天盯着要去开荒造田。我们即利用下午收工黄昏后，一家大小六口再上山，由于我们人小，夜间不懂得砍柴，父母亲摸着黑砍着，然后一担担帮我们捆绑好。当时砍柴的山地外边有个高塘大队的茶场，茶场有三个农民，他们早就认识我父亲，提着船灯去帮忙，晚上十点多钟才从山上往家走。到了一处叫“石钟”的悬崖峭壁，我们这些孩子和我母亲都不懂得走。如果柴火挑不稳，一撞到路边的峭壁，人和柴火都会跌到几丈的深沟里，这段路又特别陡、特别窄，是先人在岩石边凿了三、四十公分左右宽才成为路的，三个茶场的农民帮我们一担担挑到较平的路，再让我们挑回来，我们真从心里感激他们，后来，我如有下乡到高塘，都会抽空去他们三个人的家里聊聊天，叙叙旧情。
就是这样，父亲带着我们咬紧牙关克服了各种难以克服的困难，粉碎了那些想致我们于走投无路而后快的家伙们的阴谋。虽然白天到生产队里去开荒造田已经很累了，我们却在人家休息的时候全家一起到山上砍柴火，崎岖不平的山间小路，深一脚浅一脚地承受了白天都难以承受的艰辛，虽然危险而且累，但我们挺过来了，没一个叫苦，包括我那两个十二、三岁的妹妹，夜晚也跟着上十多里山地去砍柴似乎更是不可思议，但我们就是那样熬过来了，这都是父亲言传身教要战胜一切困难的精神赋予我们的力量。至今，我们清明节上山扫墓，再走那条空手走都要气喘吁吁极难走的山间小道时，心里都不免有一种自豪感，每当给我们的后辈讲起这些事，他们似在倾听接受着难以理解的史实，百感交集。当然现在社会生活环境这么好，我们并不是要晚辈们同情或像以前我们那样吃苦，但我们有责任通过亲身经历，告知晚辈：“时代有不同，精神却永恒。”
这就是父亲的信念：“穷且益坚。胜不骄，败不馁。”也就是父亲常教我们的：“人不可能没困难，但困难和人的关系像比武场上的两个勇士，你一胆怯，他就会扑上来，难住你，战胜你。遇到困难，你要沉着镇静对付：宜刚则用虎性，宜柔则用猴性。现存能力不够，不硬拼，可再组织力量战胜他。困难并不可怕，怕的是没有战胜困难的精神！战胜困难的过程就是增长才干的过程。”
我有时在深思，现在是共产党领导下的新社会，父亲又是很受人尊敬的农村干部。我叔父和表叔们在南洋，事业上也都比较成功（大表叔李用谋，二表叔李新民，三表叔李主义都是出色的大波头经理，四表叔李明治更是厉害了，现在他在香港就有好几个上市公司）。九十年代前，年年都有资助我们。那时日子虽都清苦，但与别人相比要好一些，我们兄妹八个，碰到难题难事互相帮忙，如不能解决，还会有许多朋友帮忙。而在解放前，那种人吃人的社会，父亲十多岁在举目无亲的情况下都能坚持生存下来。解放后，父亲肩挑重担，在搞好社会工作的同时，还要把我们这八个孩子抚养成人，经历了那么多政治运动及三年自然灾害，其所受的煎熬难以想象，也更令人肃然起敬。
父亲是于二OO三年农历七月初十凌晨突然去世的，走时没什么交待，没让晚辈们在床前侍候他几天就悄然离去。估计他或许怕耽误后辈们的工作时间，可他哪知道晚辈们那种难以用语言描述的揪心的苦痛与不忍！等电话打来山东，我们再赶回去已是当天傍晚6点多钟，看到父亲仍是那样安祥、善良而略带庄严地在大厅躺着，简直令人难以接受。他哪知道孩儿还有多少问题要向他请教，有多少的业绩要向他汇报，有多少发展规划要和他商量，后辈们的成长以及家族的发展还要他的指导……？他经历了七十八年的人间生活，离开的时候应该无遗憾！否则脸上怎么会如此安祥？众邻居一把泪一句话的告诉我们：一位说昨天晚上九点多，他还跟我父亲在我家门口乘凉，父亲还在教他怎样加强对孩子的引导，使孩子走正道。另一位大婶说，两天前，她来我家，我父亲还在教她要怎样搞好婆媳关系，家和才能万事兴。又有一位大叔说，前天晚上还在门口跟他谈起乡村那条小溪要怎样疏通，溪两岸怎样搞才好……没想到，这么好的一个人就这样突然地走了。送殡的那一天，烈日高照，有几里路的送行队伍。待送殡回来到家前的三分钟，大晴天突然下起了半个多小时的雨，大家都说，连老天爷也在为这位好人的仙逝而落泪！
我之前到任何一个地方去旅游或者是开会，总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要办，就是挑选一些当地土特产，我老家又没有的，或可让父亲下酒的东西买一些，孝敬他老人家。哪怕是一斤只有十几元或上百元的东西，心里挺舒服的，而父亲总是把这些东西在客人或邻居来的时候拿出来让大家尝一尝。可现在他走了，我再到外地旅游，再也没有这样的好父亲来享受我买的东西了，心里好难受啊！现在纵然有再好吃的东西，有心孝敬他老人家，只能心想了！所以我对比尔．盖茨“世界上最不能等的事是孝敬父母”深有同感，共鸣之至。
父亲在2002年与母亲一起来山东，当我第一天把他接到厂里时，在路上看到厂门前那条路坑坑洼洼的，他就给我说：“湖啊，咱们厂如果有赚钱，把这条路修一修，让大家好走一点。”我告诉他：“政府已将此列入修路计划，到时如需要帮忙，咱们再帮帮忙。”
父亲由于广交朋友，又勤学好问，对“风水地理”等知识也懂一些，他会根据地形、屋形断定居住在那里的人的情况，而且百不离十。记得罗东信用社一位同事叫刘旦，跟我父亲一起到他家那个村落下乡，一路上想考考父亲，看平时人家对他的评价是否太夸张，因为这位同事从来不服人，经那天同我父亲一路边走、边看、边议论，算是佩服得五体投地了，他简直不敢相信他活到五十多岁了，本来一直认为“地理风水”是骗人的，是迷信的，没想到还那么客观。因为我父亲对这位同事的家乡不熟悉，他凭着看了“风水”就能准确的说出其居住人的大体现状，比如：有没有男孩、下辈是好还是坏、是穷还是富、是规矩人还是不务正业的都说得很准。我的一位妹夫盖新房之前，让父亲给他看看那块地的情况。过后他请来专业的地理先生，翻书断吉凶，说的大特点与我父亲说的一模一样，这使他难以理解。为什么我父亲没看书，没下罗盘又非专业，却能与地理书（风水书）写的那么吻合？依我看世间有许多东西还需要我们去学习、去钻研、去认识、去掌握。绝不能认为自己懂得很多而不学习，更不能自己不懂的或不能理解的就认为不可能存在。也不能觉得官当得大、或者学历高就什么都对，因为：“天外有天”、“学海无涯”。就如中国今年神州七号航天飞船上天，在百年之前人们根本连想都不敢想。像埃及金字塔等许多世界之谜，科学家们解释不出其道理，有的还牵强附会地拿出一些不是理由的理由来解释，这是没有必要的，因为科学家也不是对宇宙间什么都懂的。世界之大谜，民间之小谜，许多是当今科学理论解释不透的。正如美国太空总署太空研究所主任罗伯特·贾斯特罗深深感受到宇宙学新发现的宗教意义时说的：“科学家历尽艰辛，爬越了许多‘无知’的山脉，临近攀登顶峰，正当他们难于企及，抬头仰望时，招手笑迎的却是神秘家们。原来在数千年以前他们早就已经在那里等待姗姗来迟的落后者了。”
父亲为维持血液的正常循环，要天天喝几两用中药泡的酒，平常的下酒菜也就是一把花生，当有碰到孩子从门口经过，他把花生送些给孩子，实际上几杯酒下肚，却没吃什么东西。也从来不让家里另外煮一碗汤菜让他下酒。对自己的生活如此节俭，而在捐助文教、公益事业上，他却是乡里有名的大方人。在我们家乡，你可在通往罗东的小坝桥上，在埔心到山坂的乡村道路上，在小学、中学、祠堂、寺院等的捐献石刻光荣榜上，都能看到他的名字，而且不少是排在前头。
从罗溪街到山坂村再到南安二中是一条乡间马路，路周边居民密集，是二中学生及沿途四村一校的主要通道，但以前都是土路，一到下雨天，坑坑洼洼里就积水，学生们骑自行车时，一不小心就溅了一身水，有不少人还摔倒。特别是晚上，晚自修下课回家的学生，上夜班的工人经常摔倒，看了真让人难受。1993年，父亲给我讲：“要尽量想办法修好这条路，但要十几万元。我们村这些村干部刚换，他们有热情，要多鼓励，建议他们把路修好，但单靠他们的力度是不够的。咱们家靠拿工资过日子，也捐不了多少钱（当时大哥买房还借了高利息的钱），你应尽量找关系争取一些政府资金支持。”当时，我与新村长黄其章商量如何设法把这段路修好，鼓励他们要为民办实事。他说：“你一定要帮忙。”我们兄弟筹了一万元让我父亲首先捐款；另一方面，我去找泉州市领导。当时泉州市旅游局长陈可尚跟我关系很好，我找他想办法，他很乐意支持，并告知说市交通局长是他的战友，要我让村里打申请然后让镇里签署意见，他来帮我争取。我对村干部说：“我去市里找人帮忙修路，所有应酬费由我个人承担，市里能拨多少款帮忙，全归村里。”于是村里写了报告，将申请报告到镇里盖了章。我催了两次村里才把申请拿给我，而且是写给市公路局的，只好重新打，时间前后拖了二十多天。我把申请书送到市旅游局长那边，旅游局长对我说：等了这么久，他跟交通局长早就打过招呼了，交通局长答应要帮忙，可最近听说他要调到高速公路指挥部，如调走就不好办了。结果那位交通局长还真的调走了，所以也就没争取到政府方面的资金。我把结果给村干部们说了并批评了他们一顿，问他们修路的经费怎样，他们说整条路需13万，现募集到的10万元已花完，还缺3万多元。我又气又急，这件没办完的事搁在心头很难受。刚好李明治表叔来厦门参加经贸会，他要我们兄弟去厦门见面，我趁机把修路缺钱的事告诉他，看他能不能帮忙，他问缺多少，我说缺四万元，他一口答应，捐了四万元（因我们在去厦门之前，父亲就交待，有机会可顺便请表叔帮忙把路修好）。这样，修完路还有剩余，村里又把一座小桥修了修，总算了却我们的一桩心事。
父亲是搞慈善的热心者，母亲更是满肚慈悲心肠，博得了所有认识她的人的称赞，成为远近广为流传崇敬的贤妻良母型代表。她一生从各方面关心支持父亲的工作，又要抚育我们兄妹八人，教我们如何做人，而她自己却担负着体力、精神和经济等各方面的巨大压力，从来无怨无悔，而且看到别人有困难，只要能帮得上，她都想帮。
记得有一回，一位从吾田山区来的农民向我请求贷款支持，说他子女多，山区收入少，他老婆病了也没钱治，我问他有没有到期没还的贷款，他说有36元，是十多年前借的，因家庭困难一直没法还。根据借款原则，凡有旧帐到期未还的企业与个人一律不准再借，我向他做了解释（因当时我在罗东信用社工作，那天中午下班，回家吃饭，而这个农民从山区跑到信用社找不到我，又直接找到我家）。母亲热情倒茶请坐，看他穿得破破烂烂，又听他说起家里的困难，就留他在家吃午饭，然后母亲把我叫到旁边问，像这种情况，真的不能再贷款了吗？我说是上级的规定，不能违背的。她说：“这些穷人怪可怜的，这样，你多少把自己的钱拿一些给他去抓药，我去把咱家的那些旧衣服找一些让他带回去，让他家里人穿，你看怎么样？”我说好啊，就从袋子里掏出15元给了那个农民（我每月工资还不到100元），母亲一下子收拾了两大袋子衣服，在他吃饱饭时送给了这个农民，他激动得连话都说不出来。
母亲出生在一个贫困山区，三岁便失去了父母，靠她的堂婶养大。虽没念过书，却深明大义，由于历尽艰辛劳累又负担过重，致使体弱多病。她除了要参加生产队的劳动外，在我们众兄妹都上学时，她还要料理大部分家务，她从来没吃过一碗好饭菜，即使春节，一家十多口人买二斤猪肉，她也是掺了一些蒜叶一起煮得香香的，让我们吃个痛快，她自己却吃残汤剩饭，可从不叫苦，也从不占别人的便宜。乡里乡亲有谁求助，她即使再困难，也要帮人家一把。可到了70年代初，她因劳累过度，得了肺病，经常吐血。吐完了血没躺一会儿，就又起来操劳，我们如果回到家里，看到她躺在床上，心里就慌。因为我们知道，如果病得不十分严重，她是不会躺在床上休息的。当时家里穷，又没什么营养，医生开了一百多瓶链霉素注射液，天天要打针，我向医生学了打针方法，又买了一根针筒，天天给母亲注射链霉素，没想到奇迹发生了：1972年，我们家动工盖新房子，我们在家的兄妹都帮着工人们干活，母亲带病料理生活，她一天要煮五餐，早中晚各一餐，上午、下午再各一餐点心，而且一般吃饭的在20人以上。这么重的劳动，可她越干身体越硬朗，开工后不到一个月，她的病好了，不要再打针吃药了，大家都为我们高兴，为我们祝福，说是新屋风水好。因当时我们也都相继长大，十多口人住三间小屋，又黑又闷。一下雨，地板上的土黑黑粘粘的。房子没窗户，到了夏天，热得喘不过气来。蚊虫多，没钱买蚊香，就用破旧衣服撕成一条条，拧成布绳点燃熏蚊子，简直难以居住，所以父亲向生产队及公社申请一块地要盖房子，经过再三努力，由于不少人的支持，地终于批下来了，可家里没钱。我清楚地记得第一次请生产队委们来商量要盖房子的事，还是我去永春挑炭分到的几元钱，让母亲去买酒菜招待他们的。因当时政策限制很严，人要留在生产队干活，不允许外出。农闲时，我们村有几十个年青力壮的劳动力，到永春县东关买炭（那边炭比泉州便宜一些），挑到我们家乡再卖给一些人，他们用自行车载到泉州去卖。从我们家到永春东关来回160里，大多数是山路，当天来回。凌晨1点起床吃早饭，10点前到东关，有的买炭有的煮饭，吃了中午饭，挑着往回走，基本上是下午6点到罗溪卖，挣些差价，100斤最多赚3元多，最少也有1元多。我虽然不到20岁也跟着他们去挑炭。有时候，两天连续跑两趟，睡的时间太少，累得早晨再三咬着牙才无奈地起床，所以到现在我听到鸡叫还隐约有那种害怕的感觉。记得农历七月的一天，太阳火辣辣的，没有一丝风。我们从东关挑炭走了二十多里山路，汗流夹背，一位伙伴是我的邻居叫黄三寅，他中了暑，肚子疼得豆大汗珠往下淌，咬着牙关一步步艰难地走着，看到他那样难受，我放慢脚步，陪他一起走。大概走了一里多地，突然乌云密布，电闪雷鸣（南方就是这样，夏天热了几天，就要下一场雨，温度就降了下来），他看到要下雨，催我说：“湖啊，你快先走，别管我啦。不然前面还要爬十几里山路才能到彭岭头（彭岭头是九都到杜军岭的分水岭，很高，我们去挑炭最怕彭岭头，因爬上去非常累，到彭岭头后，还要下坡，很远才能到九都有人居住的地方）”我说：“我走了你怎么办？反正咱俩一起走，我先把我的担挑到前面一段，再回来挑你的，你慢慢地走，先到彭岭头再说。”这样，我们艰难地又走了二里多路，迎面来了一位三十多岁的妇女，我说，这位伙伴病了，麻烦你帮我们把这担炭挑到彭岭头，给你5角钱（因当时我袋子里还有5角钱），她说，快下大雨了，我家离这里还好远，我自己在山路上我都怕，不能帮你，很“歹势”（不好意思）说完她就继续快速往前跑。紧接着下起了大雨，山路上不到彭岭头是没地方躲雨水的，山地又滑，他肚子又疼得厉害。我硬撑着咬着牙来回着把两担炭挑到了彭岭头，已经精疲力尽，俩人一起在彭岭头喘息。好在他的弟弟和我的妹妹提着稀饭，到九都要给我们分着挑，看不到我们就一直往前赶，一直赶到彭岭头，一人帮我们分了三十多斤，因当时他们还小，从老家到九都要三十里路，从九都到彭岭头要十几里山路，他们年纪虽只有十几岁硬是顶着雷雨跑到彭岭头，不然我们真的是难以想象，回到罗溪已是晚上8点多钟。这一趟，我们把炭卖了，一人分得2.2元。此事虽已过去近40年，但每当我与三寅聊天时仍不由自主地回忆起这件难以忘怀的往事。而觉得改革开放后，中国人确实是享了不少福了！从1969年到1972年我们大概是这样过来的，一年到头只有下大雨和大年初一至初五才得闲。平时都要到生产队干活，农忙干农活，农闲开荒造田，生产队没活干，我们就去挑炭，那样倒炼就了我们一身硬骨头。从九都到秋林格几十里山路，路边所有的山泉水我都不知喝了多少，反正每次停下来喝水，直喝到快饱啦才肯罢休，而没有三四斤水是喝不饱的。由于当时的人没出路，能利用空闲去挣几元钱算不错了。何况家中母亲天天要用药，哥哥当了海军是义务兵，没钱拿，父亲被批斗撤了职没薪水，弟弟比我小两岁只能去干些卖葱菜的轻活挣几个钱，五个妹妹还小……后来山美水库水涨了起来，原先很多路段被水淹没了，炭不能挑了，连要赚这辛苦钱都没机会了。还好水库上有一部电船从九都到秋林格来回送客。一人1元一趟，我与父亲算了算，从秋林格买炭让电船载到九都，再雇板车拉回来，100斤还可赚0.5元到1元，所以就去秋格林收炭，一天收500斤至1500斤，父亲的好朋友黄奕据经常帮忙，有时收不到炭，就在他家住下，这样赚的钱多一点又不用再花那么大力气，才算度过了这段苦不堪言的日子。
父亲虽然申请到了建房的地，但家里只备些九都买来的旧砖瓦，没有盖房的钱。父亲那时写信给叔父要他资助盖房子，叔父从马来西亚寄来了400元人民币，当时马来西亚经济也不算好，叔父虽是经理，但每月只有1000多元马币的薪水，而100元马币只能兑几十元人民币。他的子女又都在上学，况且他在南洋又喜欢施舍，所以经济并不宽裕。能寄来400元已经很不容易了。我们从400元中拿120元还生产队超资款，再还平时向人家借的几十元，还剩200元左右。而当时要建一幢我家那样160平方米的房子没4000元是拿不下来的。可父亲认为：吃只要能填饱肚子，饿不坏不损伤身体就行。但住要讲究，首先风水要符合，通风要好、光线足，这样身体才健康。所以父亲让我们尽量努力，争取尽早建好新房子。人有多累，只要不伤身体都要坚持。白天上生产队干活，晚上就让我们去挖土，挑土用来垒墙，早上天没亮我们就到溪边挑一挑石蛋可垒基，下午下班再一人挑一担石蛋回来，所以墙用的土和石头基本不用买，只买了一些青石砌门面的墙裙，砖是专挑砖窑里烧过了头的次级砖，一块只2分。到现在那些砖越来越漂亮，因为刚砌上去有点红过了头，随着时间推移，日晒雨淋，反而清彩多了。瓦是建山美水库库区里百姓搬迁拆下的旧瓦，100片只要一元左右，窗都用买九都拆迁房的旧料来改装很便宜。因为公社有很多人反映革除我爸的公职是不对的，一些干部也觉得对待这样的好人不公道，加上我们是军属，所以让父亲带队去九都拆除需搬迁的房子，父亲也把我带去拆房子挣点工钱，把工钱用于买旧砖瓦和短小的木料（因当时大的木头国家都收走，不允许卖给百姓）这些很便宜。那时基本上每天下午大妹妹、二妹妹拉着板车到九都去，我下了班把买来的砖瓦、旧门窗等用板车拉回来，第二天一大早再去九都上班。俗语说，时势造英雄，也不知道，我那时怎么有这样永远使不完的劲！大的椽木没地方买，因为山林都是公家的，不允许卖。我去找了公社武装部长，以军属的名义批了0.3立方米的国家供应的平价木头，高兴极了。但盖房子用的椽木还欠缺不少，父亲那时把陈文杰也安排来九都拆旧房，听他说他们大队有一些旧的杉木电线杆要卖，父亲去看了，旧电杆外皮旧里面还不错，可做椽木用，所以一下子买了二十几根，才76元。由于是大队卖的，没出口证不允许运。他们帮忙想办法，找来一位会使木排的农民，花十元钱，让他把那些木电线杆做成木排，从永春河里先划到山美水库再划到九都，再用板车运回家。为防关卡，我们选在一个下雨天，我跟他坐在木排上，从早上八点多，划了九十多里路，到九都已是下午五点多，雨不停地下，我们整身水淋淋。到了一处叫渡潭的地方，我不小心把一只塑料鞋掉到水库中，一双塑料鞋要2元多啊，我心疼，叫那位放排的师父停下来用竹篙试深浅，他试了一下，整整一杆还不到底，那杆有二丈多长，我让他稳住木排，然后跳下水中去找那只鞋，水库的水比较清，可视度较大，塑料鞋终于被我找了回来，使放排师傅惊叹不已。
泥水工是我舅父的同事，叫刘亮师，五级工。之前舅父把弟弟介绍去跟他学泥水工，舅父又把他请来帮我们盖房子，他也挺认真负责。还把他自己的积累拿来借我们发工钱，所以我们两家成了好朋友，至今他虽已过世，我们和他的下辈还经常往来。整幢房子6房1厅，只用2000元，样式朴素大方而且优雅，到80年代，很多人去模仿我们家的房子外型。许多人都给我们祝福，说我父亲要是仍在信用社干，没到九都拆旧房，根本不可能建新房，这也是因祸得福，天补忠厚。房子动工后，母亲精神负担减少了许多。她把家里最好的东西拿来煮给工人们吃，那些至今还健在的人还在传颂。当时为我们帮工的人吃到了他们很久没吃过的香喷喷的饭和菜，都很赞叹。
母亲今年已82岁，身心健康，在她身上将东方女性，特别是泉州贤妻良母的女性特征、优点体现得淋漓尽致。从她身上我看到了善良人克已待人好品德和善有善报的典范！
计划经济时，不管风雨多大，也不管是寒冬或酷暑，母亲天不亮就要起床，煮早饭，然后提着一大篮衣服去洗，洗完衣服忙晾晒。吃完早饭到生产队干活，直到中午回家。一般人家基本家里有做饭的，劳动后回家就可吃饭并稍微休息一会儿，可她还要给我们做饭，养鸡、养鸭、养猪等家务。傍晚下地后也要干那些家务。到晚上，由于人口多，衣服破的也多，她还要在煤油灯下补衣服。农闲没上生产队干活时，她就上山砍柴火。她就是这样日复一日，忙碌生活着、操劳着。
母亲从来不跟人家争吵，即使在文革期间，我们家最落魄的时期，父亲的对立派刁难我们，她也从不争辩，有时感觉太委屈就坐在家里暗暗落泪。
母亲把整个身心用来对父亲的恩爱与照顾，用来对我们的抚养，用来对受苦人的关爱，却从不索求回报。至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我们家经济好转，至今她仍旧很惜福，吃喝很随便，两三天的菜她还回锅烫着吃，舍不得丢掉。一个家族几十口人，大家春节基本上都回家，一餐坐下来就要满满的五桌。哪一个孙子、外甥的生日她都记得一清二楚，她从不向我们要钱，我们给的钱她也很细心安排，但对社会上该施舍的，她会要求我们施舍。到现在她还在学写字，我们兄妹及一些亲戚的名字和电话号码她都自己写。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为了报答这样一位伟大而平凡母亲的恩情，2005年12月底至2006年元旦期间，我和弟弟、妹妹陪她去马来西亚，没想到这么大年纪的人，坐长途汽车，乘飞机，又转机，再坐长途汽车，她一点不觉得累。马来西亚的亲人们非常热忱，盛情地接待了我们。母亲很开朗，我们带她到马来西亚云顶山庄去游玩，拿钱给她去玩游戏机，她玩得很投入，带她到游乐园去坐游船、铁轨游车，她还嫌不够“刺激”，我们又带她去坐空中飞船，她玩得非常开心，见此我们更是开心。临走之前，母亲按家乡的风俗，给了马来西亚那些没结婚的亲人每人一个红包。
从父母身上，我学到很多东西，也为我们拥有这样伟大的父母而感到骄傲与自豪。在父母亲助人为乐精神的熏陶下，我们一家人总是以帮助弱势群体为乐事。我的大嫂黄丽雪在南安师范任职时，每月工资只有570元，自己平时克勤克俭，但当她听说师范里有一个德化县的女学生因家贫而想让她退学时，当即承诺每月资助她300元，要她家里人答应让其继续完成学业。直到我大嫂因脑出血住在医院，迷迷糊糊中知道这个学生来探望她，大嫂还念念不忘交代大哥：“这个月的生活费还没来得及给”，要大哥及时拿给这位学生。
今年春节前，我们公司被评为“中国公益慈善事业明星单位”，我应邀到钓鱼台国宾馆出席了中国公益慈善事业高峰论坛，并接受了中央电视台记者《关于办企业和做社会公益事业关系的看法》的专访，我根据父亲以前对我们多做善事的教悔及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发自内心地说：“社会公益事业和办企业都是一种社会责任，两者相辅相成，做社会公益事业使社会各界对你有好评、有好感，他们更热心支持企业，企业工作开展会更顺利和更好发展。企业要有利润，才有能力尽社会责任与支持社会公益事业，两者相得益彰。”中央电视台的记者深为赞赏我的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