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他诸人生平，作我一片眼泪——司马迁的屈辱与倔强
“借他二人生平，作我一片眼泪。”此为金圣叹评《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之语。《史记·太史公自序》文末有语，此书“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俟后世圣人君子”。《报任安书》亦说，“仆诚以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千百年后，有知音如金圣叹者，览其书而识其志，睹其文而悲其遇，太史公地下有知，或可安息。
一
公元前110年，身为郎中奉命完成西征（巴蜀）南略（邛、笮、昆明）的司马迁回到周南（今洛阳）。其时，父亲司马谈重病在床，已处弥留之际。作为太史令，司马谈念念不忘的就是没有完成自己的论著，不得发扬祖上作为太史令的荣光，其遗言就是要司马迁继承其志，“无忘吾所欲论著矣”。
司马氏的前几代祖先，都是极普通之人，或有微官低爵，亦不足道哉。若往前世追溯，则司马氏可谓史家辉煌之门弟，其祖宗可上溯至颛顼帝时的重黎氏，为司天地之官。重黎氏后改为司马氏，周时为史官，后各支系分流至卫、赵、秦等国。司马迁祖上迁秦国，历秦汉，至司马谈，复为史官。《史记·太史公自序》中没有明确写司马谈是什么性格之人，但从其言行来看，他是自尊、自负又固执的。司马谈为饱学之士，其天官书、易经、道德经皆受业于高师门下，各家之长短，其悉皆晓知，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记录有司马谈臧否阴阳、儒、墨、名、法、道诸家之言，其对各家之深研可见一斑。然亦可见司马谈之为人，对缪误舛错，是极好置喙的。
司马谈死于忧愤之中。其实他本可以多活些年，是他太过自尊的性格害了他。公元前110年，汉武帝泰山封禅，司马谈跟随，但走到洛阳，司马谈病倒，不能跟随皇帝继续前往山东，他大概自觉作为史官，失此机会是天要丧他。司马谈为此病加重，竟撒手人寰。由此可见司马谈性格中之缺陷，而这种性格在其子司马迁身上，亦有所体现。
司马谈的遗言，就是让儿子司马迁继续其未竟事业，完成史记的撰写，并认为个人建立功业，扬名后世，以显父母，这才是最大的孝顺，“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
司马迁，俯首流涕答应了父亲，立誓完成其遗愿。
二
司马谈死后三年，司马迁继任太史令，接过了父亲未竟的事业。这一年，司马迁三十八岁。
司马迁少时在家乡读书躬耕，二十岁左右，受父命东西游历，普采民风，悉集掌故，读过万卷书，行过万里路，司马迁已具备写出一流史书的知识和能力。
司马迁继任太史令最初的几年可谓顺风顺水。四十八岁之前，皇帝到各地，他都跟从。作为史官，其制作的历法等规章也受皇帝认可颁行。这颇似屈原当初为楚国左徒，被怀王信任那般风光。然而，这一切因他的为李陵辩护而改变。
公元前99年，李广的孙子李陵随汉武帝的大舅哥李广利与匈奴作战，李陵率五千人遇到匈奴单于数万人马，李陵带军杀敌万余，终因授军不到，被迫投敌。消息传至朝廷，诸官员皆指责李陵，唯有司马迁仗义执言，论述李陵的功劳，硬生生打了汉武帝和朝廷诸官员的脸。汉武帝恼羞成怒，以为司马迁是有意攻击李广利而为李陵辩解，以诬上的罪名把司马迁下狱。司马迁因而遭披腐刑。
司马迁若有爵位，或有钱，或有人帮助讲情，他大概是可以逃过此劫的。按当时的法律，诬上是死罪，但有三种方式可赎罪：一为有爵位；二为有钱赎罪；三为以腐刑代死刑。
可惜，司马迁既无爵，又无钱，亦无人讲情，“家贫，货赂不足以自赎。交游莫救，左右亲近不为一言”（《报任安书》）。
最终，他选择了活下去的第三种方式——以腐刑代死刑。
腐刑是身体刑，更是屈辱刑。司马迁之所以选择此刑，并不是他畏死，假如他果真畏死，他也不会出头为李陵辩护了。他之所以肯受此屈辱，是因为他承继的父业还没完成。
屈辱地活，是远超过痛快地死的。他的选择，是无比艰难的；而活着比选择更艰难。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司马迁写了一句话：“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在苏秦、廉颇、窦婴、汲黯、主父偃、郑庄等许多人的传记中，司马迁也记述了人分别在显达和穷困之时遇到的世态炎凉。
被施腐刑，身遭重创；亲戚朋友远离，心意郁结。他只能潜心于《史记》的著述中，寻一暂避风雨的港湾。然而闲下来时，常常茫然若失，走出家门，也不知该往何处。每念及所受之屈辱，便觉愧对祖先，无颜面上父母之坟，汗水浸透后背。“所以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如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报任安书》中的这些叙述，读之令人心碎。
写到此处，我突然想起二十年前复读的情境。我第一次高考失利后选择复读。上一年的高考失利于我算不小的打击，复读那一年也时感心情沉郁。坐我前面的女生，闲时常常回转头来跟我聊天。一次聊天时，她说起她最钦佩的人就是司马迁。问其原因，她说司马迁遭受了别人难以忍受的屈辱，依然顽强地活着写下《史记》这部伟大的作品，难道不值得钦佩吗。后来她说了什么，我已记不太清。我也不知道她说起司马迁之事，只是单纯寻一个话题，还是要激励我，多年以后当我写下这篇文章时，我宁愿相信她当时是为了激励我而说那一番话的。总之，复读那一年，我也有过司马迁一样的愧疚心理，含泪活着的苦辛，亦在那女生的有意无意的开导中，获得前进的动力。
三
在《史记·太史公自序》和《报任安书》中，有一段相似的流传千古的话。“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周文王、孔子、屈原、左丘明、孙膑、吕不韦、韩非子等人处困厄中而发愤有所得，既是阐述的史实，也是司马迁自比。
人在困厄之中，往往容易发见通常人生难以发见之人生真相，往往能迸发平常难以迸发的力量。司马迁初时就立下宏志，要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完成与周公、孔子齐名的业绩。所谓“究天人之际，同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倘若司马迁没有遭披腐刑，以他的才干，自然也能写出《史记》，但其生命力如何，是不是仍能成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则很难说。
传记，本为记帝王将相之事。自司马迁始，底层人士，诸如游侠刺客、日者滑稽，乃至引水卖浆之辈、鸡鸣狗盗之徒，也成了被记的对象。失败的英雄尤其成为他笔下宣赞的人物。项羽、韩信、屈原、贾谊……司马迁秉笔直书，却也借他人酒杯，浇着自己的块垒。倘若屈原一直处于高位，他也就没有《离骚》可抒；司马迁亦然，他如果一帆风顺，没有人生之大波折，《史记》也难以有特出风骨。正是人生之悲惨遭遇，司马迁才能眼光向下，对底层人士特别是那些有与他相同境遇的不为世间所认同的人身上，投入了更多感情，使他笔下的人身上笼上了瑰丽的色彩。在司马迁那儿，悲剧英雄项羽进了本纪，瓮牑绳枢之子陈涉进了世家，向来被轻视之辈频频现身列传，记录不厌精细。而汉景帝、汉武帝二人的本纪，则如流水账，根本不足一观。有人说二帝本纪已非司马迁原文，但有人说司马迁正是以流水账的方式记录二帝，以表不满。理性的我相信这二帝本纪非司马迁所撰，感性的我又觉得司马迁是干得出这种事的：汉景帝轻诺寡信、好色荒淫、心机深远、冷酷无情。汉武帝一生功迹自不必说，但其作为帝王，好大喜功、穷兵黩武、冷酷无情，听不进逆耳之言。司马迁索性把这二帝的事迹流水账一样列出，由后人评判功过，不也是摆明了一种态度吗？
司马迁是写不出“皇帝休烈，德惠攸长”这样歌功颂德之话的。
四
司马迁生于何时，一说公元前145年，一说公元前135年，生时尚可二选一，但其死之时间，则无选项可采，只能在前人的婉曲记述中，略窥其死之一二。据《汉书》中所说，司马迁大约是在《报任安书》写完之后，被汉武帝处死的。因为在这封信中，司马迁流露了他的大不满。他已因触犯汉武威严而受死刑，而以腐刑代替，如今再以文字表达对主上的不满，自然不被所容。其对汉家天子的秉笔直书，是刘姓皇族所不能容忍的。
可惜，历史上只有一个司马迁，在他之前之后，史官多的是对当朝皇帝的歌功颂德，动不动以无尚崇高伟大相称，敢逆龙麟者又有几人？司马迁作为一个史官，其死却无史料记载，令人唏嘘，却也无可奈何。
司马迁完成了他与父亲共同的愿望，想必此时的他是不畏死的，大业已成，性命还有什么值得顾惜的呢？他所盼望的，是在死后《史记》能被有识者所发见，所认同。
而这一点，历史早赋予其极高评价。两千年来，他是中国第一史官，《史记》是诸史之首，无出其右。他的著作和他的人生，给无数人以启示和激励，他的在天之灵，可以安息了。
（2018-4-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