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性动物》摘抄

社会性动物

1. 人在本质上是社会性动物； 那些生来就缺乏社会性的个体， 要么是低级动物， 要么就是超人。社会实际上是先于个体而存在的。不能在社会中生活的个体，或者因为自我满足而无需参与社会生活的个体，不是野兽就是上帝 — 亚里士多德 公元前328年

2. 社会心理学是研究人们对别人的信念和行为所产生的影响。

3. 我们都容易受后见之明偏见（hindsight bias）的影响。 这种现象是指当人们知道某一既定事件的结果时，总是倾向于高估自己对该事件的预测能力。

4. 社会心理学家通过研究来验证假设是至关重要的——甚至要验证那些我们“认为”理所当然是真理的东西；因为许多被“认为”是真理的东西，会被严格的研究证明为是谬误。

5. 阿伦森的第一个定律： 行为古怪的人并不一定都是疯子。

6. 一些情境变因会使许多“正常”人以极不适当的方式来行动。努力了解这些产生不良行为的变因和过程才是至关重要的。

7. 人是社会性动物，这一事实使得我们生活在两种准则相互矛盾的状态中——一种是与个性有关的准则，另一种是与从众有关的准则。

8. 不从众者在其不从众行为发生之后很久，才可能受到历史学家的赞颂，或在文学作品及电影中被当作偶像来崇拜。但在当时，那些要求他们服从的人则极力反对他们。

9. 在有“法律”或常规的团体中，从众者比不从众者更受欢迎。

10. 然而，并不是说从众在任何时候都是最恰当的，不从众在任何时候都是不好的。在有些情况下，从众会造成灾祸和悲剧。

11. 从众（conformity）可以定义为：由一个人或一个团体的真实的或是臆想的压力所引起的人的行为或观点的变化。

12. 我们知道别人从众，但低估了自己可能从众的程度。

13. 要减弱个体对团体压力的遵从，一个方法是让个体先说出自己的最初判断。

14. 影响个体遵从团体压力的另外两个重要因素是，受压力的个体是什么样的人，以及团体是由什么人组成的。

15. 有两种可能性可以解释从众的原因：(1)别人的行为使他认识到自己最初的判断是错误的；(2)他可能希望在团体中免受惩罚（如，不被别人排挤和嘲笑），或者希望得到奖赏（如，得到别人的喜爱或被别人接受）。

16. 然而，在许多情境中，我们之所以遵从别人，是因为别人的行为是我们正确行动的惟一指导。简言之，我们经常依赖于他人作为决定现实的一种方法。

17. 在不确定的情况下，仅仅通过提供他人在特定环境下的一般行为方式这类建设性信息，别人就可以促使我们采取从众行为。

18. 为了获得如何恰当行动的信息而去观察别人并遵从别人，比只为获得奖赏或免受惩罚而去遵从别人，其结果会更有力。

19. 如果一个人发现自己处于模棱两可的情境中，此时他必须把别人的行为当作自己的榜样，那么以后在类似情境中，可能不用别人暗示他就会重复自己所学会的行为，除非他后来知道自己的这种行为并不恰当或并不正确。

20. 甚至在评价像自己的情绪这种纯属个人的特征时，人们也常常遵从别人。

21. 当物理现实很明确而且可以解释时，他人行为对被试者的情绪影响不大。然而，当他们感受到一种强烈的生理反应而又不知道其原因时，他们的情绪可能是愤怒，也可能是愉快，这取决于那些假装注射了同一药物的助手的行为。

22. 影响我们观点与行为的因素可能是非常微妙的，也可能关系到生与死的重大问题。

23. 依从（compliance）恰当地描述了一种人类的行为，这种行为的动机是为了获得奖赏或免受惩罚。其特点是，行为持续的时间与奖励或惩罚存在的时间相等。

24. 认同（identification）是对社会影响的一种反应，做出这种反应是由于个体希望自己成为与施加影响者一样的人。和依从一样，个体在认同时采取特定的行为方式，并不是因为这种行为能给个体带来内在的满意，而是因为个体满意地确定了自己与所认同的个人或团体的关系。

25. 将准则和信念内化（internalization）是对社会影响最持久、最根深蒂固的反应。把某种信念内化的动机源于使自己正确而不犯错误的愿望。因而，对这种信念的奖赏是内在的。如果我们觉得施加影响的那个人是可信赖的，而且具有良好的判断力，那我们就会接受他（或她）所提倡的信念，并把这些信念纳入自己的价值体系中。一旦它成了我们自己体系的一部分，它就可以独立于发源者而成为自己的准则，并将变得非常难以改变。

26. 内化才是对社会影响的最持久的反应，这是因为一个人想使自己正确的动机是强大的自我支持力，它既不像依从那样有赖于以奖励或惩罚形式出现的持续的督促，也不像认同那样取决于对别人或团体的持续不断的敬重。

27. 任何一个具体行为要么起因于依从，要么起因于认同或内化。

28. 依从的重要成分是权力——对依从行为给予奖励，对不依从行为给予惩罚的权力。

29. 认同的关键成分是吸引——被认同者对认同者的吸引。

30. 内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可信程度——提供信息者的可信程度。

31. 如果在依从时，个体发现自己的依从行为及其后果令人满意，值得把它继续下去，那么，即使最初引起依从行为的原因（奖惩）已不存在，依从行为仍会持续下去，人们把这种现象称为第二获得（second gain）。

32.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只有公认的权威才能支配人们高度服从，任何接替权威角色的人士都无法做到这点。

33. 社会心理学家对整个社会负有伦理责任：如果他没有尽自己的最大能力来进行研究，就是对这一伦理责任的玩忽职守。当他对社会所负有的广义的伦理责任与他对实验的被试人所承担的具体伦理责任发生冲突时，他就会陷入两难的境地。更为复杂的是，当研究涉及重大问题（如从众、服从、助人等等）时，冲突最为剧烈。因为一般说来，问题越重大，（1）为社会带来的潜在利益就越大；（2）被试人经受不适、焦虑、紧张的可能性也就越大。

34. 情绪感染（emotional contagion）现象大概最能体现媒体的力量。

35. 认为自己可以免受劝导并不等于真的会免受劝导。

36. 当我们面对完全相同的商品或非常相似的商品时，对商品的熟悉程度会极大地影响我们对商品的选择。罗伯特扎乔恩克证明，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人们对某一品牌越熟悉，它对人们的吸引力就越大。

37. 皮特和卡西奥波将这一理论称为“阐述的可能模式”(elaboration likelihood model)，因为它涉及人们在何种情形下会思考或阐述给定的基本信息。该理论认为劝导的主要途径有两种：中心途径（central route）和边缘途径（peripheral route）。中心途径依赖于那些以促使人们思考该问题的事实和数据为基础的确凿论据。而边缘途径非但不鼓励人们思考问题，反而提供刺激人们在非深思熟虑情形下接受某一论点的暗示。

38. 呈现问题的方式要么刺激人们思考，要么触发人们的即刻认同——这取决于信息发布人所采取的途径。

39. 增加宣传有效性的关键因素是什么？基本说来，有三类重要变量：(1)宣传源（谁说）；(2)宣传的性质（怎么说）；(3)接受者的特点（对谁说）。简言之，即“谁对谁说什么”。

40. 大约公元前300多年，第一位有著作流传于世的社会心理学家亚里士多德曾经写到： 人们更容易和更坚定地相信完美的人：无论在什么问题上都是这样，尤其是在意见分歧又无法统一时更是如此。

41. 可信性是决定宣传者效力的一个重要因素。

42. 当宣传者无意影响我们时，其影响我们的可能性会增加。

43. 除了专家身份和可信性外，决定宣传者效度的另一个关键因素是他们的吸引力或令人喜爱的程度如何。

44. 总结此节，我们可列出以下几种现象： ·我们的观点容易受既是专家又可信的人的影响； ·如果宣传者的态度明显地背离其自身利益，他（或她）的可信度（和宣传效度）就会增加； ·如果宣传者无意影响我们的观点，他（或她）的可信度（和宣传效度）亦会增加； ·如果我们喜欢并认同某人，至少在无关紧要的问题和行为上，他（或她）的观点与行为对我们的影响通常比问题内容本身对我们的影响要大； ·如果我们喜欢某人，至少在无关紧要的问题和行为上，即使很清楚他（或她）正企图影响我们的观点且可从中获益，我们往往还会受其影响。

45. 与大量的统计数据相比，大多数人更容易受清楚、生动、个人化的事例的深刻影响。

46. 当宣传者信誉很高时，他或她所赞成的观点与接受者的观点分歧越大，接受者越容易被说服；另一方面，当宣传者的信誉可疑或较低时，中度分歧会使接受者的观点发生最大的改变。

47. 劝导性宣传，如果过于露骨或咄咄逼人，则可被视为侵犯了个人的选择自由，从而会激起对该宣传的抵触

48. 当压力过于明显以至威胁到人们的自由感时，人们不仅会抵抗压力，而且往往会采取相反的行动。

49. 以较弱的攻击形式出现的对信念的预先攻击，之所以能够对后来的宣传产生抵抗力，是因为：（1）它激发起了我们捍卫信念的动机；（2）通过被迫检视自己捍卫信仰的理由，我们获得了捍卫信念的锻炼。这样，我们在抵抗更强烈的攻击时，准备就比较充分。

50. 如果一个人想抵抗简单化的宣传，没有什么比全面调查更好的方式。最容易被洗脑的人就是那些相信口号式信仰并且他们的信仰从未被认真挑战过的人。

51. 随着自信心的减弱，人们更不愿意听到对自己观点的反驳。

52. 社会心理学的一个基本原理：所有的判断都是相关的；我们如何看待人或事物取决于他们所处的环境背景。

53. 诱饵是一种明显地低于其他各种选择的选择，其作用是通过比较使其中一个选择明显优于其他选择。

54. 我们解释社会事件的方式通常取决于我们现在的想法，也取决于我们一般用以判断事物的信仰和范畴。

55. 在多数情况下，首因效应在形成人们的印象中起主导作用。

56. 虽然拥有更多的信息有时确会有所帮助，但同时它也能够通过所谓的稀释效应（dilution effect）改变我们对于事物的认识即中性和非相关信息容易减弱判断或印象。

57. 我们处理大量纷繁信息的方式之一就是运用启发式判断(judgemental heuristics)。 启发式判断是一种思考上的捷径，是解决问题的简单、通常是笼统的规律或策略。

58. 这种单凭经验的思考方式被称为可用性启发（availability heuristic），指判断是根据我们从大脑提取特例的容易程度而产生的。在许多情况下，可用性启发被证明是准确有效的。

59. 人类是认知的吝啬鬼，所以（1）当我们没有时间认真思考某个问题时：(2）当我们负载的信息过多，以至于无法充分地对其进行加工时；(3)当手中的问题并非十分重要，以至于我们不必太过思虑时；(4)当我们缺乏做出决定所需的可靠的知识或信息时，我们更容易使用启发式判断。

60. 分类最重要的一个结果是，它能援引将来指导我们的期待的具体数据或刻板印象。

61. 分类的另一个效果是，我们经常在两个认为有联系的事物之间构建一种关系但事实上，这种关系并不存在。社会心理学家把这种现象称之为假想的关联（illusory correlation）。

62. 研究者发现，当我们把世界一分为二时，大量证据表明将会产生至少两种后果，同类效应（homogencity effect）（“那些所有和我类似的人”）和组内偏爱（in-group favoritism）。 总的来说，我们容易认为：组外成员（out-groups）之间的相似性要多于他们与我组组内成员（in-group）的相似性。

63. 组内偏爱的定义是，无论从哪个层面看待自己的组，人们都具有将其视为更好的一组并把奖励分配给自己的组的倾向。

64. 鉴此，掌握下述关于记忆的一点知识是至关重要的：人类的记忆就其本质而言是可以重建的（re-constructive）。我的意思是，我们不可能打开记忆的闸门，让对以往发生的事情得到真实的诠释。

65. 爱德华琼斯及其同事把这种将某个行为归因于个体性格的倾向称为相应推论（correspondent inference）。个体行为可用与个体态度或行为相似的特性加以解释。

66. 社会心理学家发现了三种影响我们的归因与解释的一般性偏见：基本归因错误、行为者一观察者偏见、自我偏见。

67. 基本归因错误（fundamental attribution error）是指人在描述和解释社会行为的原因时，具有高估个人或内因作用而低估情景作用的普遍倾向。

68. 社会判断的另一个一般性偏见是行为者一观察者偏见（actor-observator bias），即行为者将自身行为归因于情景因素，而观察者总是把同样的行为归因于行为者稳定的性格特点。

69. 自我中心思想（egocentric thought）指，一个人容易认为自己更接近于事件的中心，而实际上并非如此。大多数人在回忆往事时，仿佛他们是当时的主角，处于控制和影响事物进程和他人行为的位置。

70. 自我保护偏见（self-serving bias）指，人们有把自己的成功归结于个人因素而把自己的失败归结于环境因素的倾向。

71. 认知不协调理论没有把人描写为有理性的动物，而是把人描写为理由化的动物。根据这一理论的基本假设，人类希望自己正确的动机弱于相信自己正确的（和聪明的、完善的、公平正派的）动机。

72. 我把减少不协调的行为称作“非理性的”，也就是说，此种行为通常是不适当的，它妨碍人们学习重要事实或发现解决问题的真正方法。另一方面，它又确实能为一个目的服务。减少不协调的行为是自我保护行为，我们可用减少不协调来保持一个积极的自我形象， 把自己描绘成善良、聪明或有价值的人。虽然这种自我保护行为是有用的，但它也有可能产生灾难性的后果。

73. 对某件事来说，一旦迈出第一步，就会逐步升级。你需要为一种行为辩解，于是你的态度就有所改变，这种态度的变化又影响着你未来的决定和行为

74. 因此，当一个人卷入某工作的一小部分时，继续干下去的可能性便会不断增加。这种从小处着手以使人们服从更大要求的过程被称为登门槛战术(foot in the door technique)。 它很有效力，因为已经完成的较小帮助会对人造成压力，使其同意提供更大的帮助。实际上，它为将来遵从更大的请求提供了辩解。

75. 当决定已不可挽回，不协调将会增加；为了减少不协调，如果一个人不能再对决定有所作为，便会更加肯定自己的决定是正确的。

76. 不协调理论预言：在没有充足外在理由解释我们为什么会发表与自己原先态度相反的观点时，我们就会开始相信自己的谎言。

77. 在下述两种情况下，不协调的作用是巨大的：(1)人们认为应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时；(2)他们的行为产生了严重的后果时。也就是说，后果越严重，责任越大时，不协调就越大；不协调越大，态度的改变就越大。

78. 让人们构想出自己的内在理由，是帮助人们形成一系列永久准则的重要一步。

79. 不协调理论预言：如果一个人为达到某个目的付出了很大努力，那么这个目的对此人的吸引力比那些花很少努力或毫不费力就达到同样目的的人更大。

80. 如果一个人为了达到某个目的或目标经受了困难或痛苦的体验，那么这个目的或目标就变得更有吸引力了，这个过程称为付出的努力辩解（justification of effort）。

81. 在某种意义上，不协调理论描绘了人们在逆境中自处，即努力与不愉快的情境共处的方法。当一个消极而又无法避免的不愉快情境产生时，人们会尽力在认知上把情境的不愉快减到最小，随遇而安。

82. 贝姆的观点是，许多不协调作用无非是人们根据对自己行为的感知得出的所能采取的态度的合理推论，称为自我感知理论（self-perception theory）

83. 在高度不安状态下从事简单而清楚的任务，人们会表现得更好。

84. 一个人为了辩解自己的行为是正确的而改变自己的态度，这不仅能对其行为产生有力影响，而且可以使他把这种行为长期持续下去。

85. 从广义的范围看，人类已显示出自己是一种特别具有攻击性的物种。除了某些啮齿类动物外，再没有其他脊椎动物那样顽固、那样放肆地自相残杀了。

86. 社会心理学家对攻击性行为（aggressive action）的定义是旨在导致他人身体上或心理上的痛苦的有意识行为。

87. 我对攻击性行为的定义十分明确：攻击性行为是旨在对他人产生伤害或痛苦的有意识行为。这种行为既可以体现在行动上，也可以体现在语言上。无论达到目的与否，它都是攻击性行为。

88. 意向是攻击行为定义中最关键的方面。

89. 区分敌意性攻击与手段性攻击是很有用的。敌意性攻击(hostile aggression)源于愤怒的情绪，目的是给他人造成痛苦或伤害。而手段性攻击（instrumental aggression）中存在着伤害他人的动机，但伤害是为了达到其他目的，而不是给他人造成痛苦。

90. 攻击性是否能明显地表现出来取决于先天倾向、后天习得的反应、以及社会环境的明确性质之间的复杂的相互作用。

91. 在一个既定文化范畴内，改变社会环境能够导致攻击行为的巨大改变。这一事实突出了人类能够改变攻击倾向的各种方式。

92. 发泄攻击性并不能抑制攻击倾向，却往往增加攻击倾向——甚至在目标并不完全是个无辜受害者的时候也是如此。

93. 如果一个人在实现目的的途中受阻，产生的挫折感会增加攻击性反应的可能性。这并不意味着挫折感一定会导致攻击，或者受挫是产生攻击的惟一原因。还有其他一些因素决定了一个受挫的人是否会攻击他人。

94. 当目标近在咫尺，唾手可得时，当期望值很高时，当实现目标的过程被无理中断时，挫折感最强。

95. 只要存在着未得到满足的希望，就存在着可导致攻击行为的挫折。希望的满足可以减少攻击行为，希望的完全丧失也可使攻击行为减到最少。无希望的人是冷漠无情的人。

96. 匿名状态会产生非个体意识（deindividuation）现象，这是一种自我意识减弱的状态，对社会评价的关注降低，对不正当行为的自我约束减轻。

97. 但是作为一个社会心理学家，我可以一遍又一遍地说，暴力从来不会简单地因条件得到改善而结束。暴力滋生暴力——不仅在受害者反击敌人这个简单意义上是如此，在下边这种更复杂、更隐晦的意义上也是如此，即攻击者通过夸大对手的邪恶来为自己的暴力辩护，因而增加他进一步攻击（一遍又一遍地）对手的可能性。

98. 研究工作一次又一次地表明，减少暴力的惟一方法是，不断地减少能给人造成挫折从而导致暴力攻击的不公平。

99. 攻击行为的表现与其他（任何）行为的表现一样，可以视为一种从众行为。尤其在一个模棱两可的情境中，人们看到别人如何行动以确定什么行为是适合的。

100. 我们可能对这种情况感到痛心，同时对于这种情况的理解又可帮助我们去消除它。具体地说，许多人为了进行一项极端的攻击行为，必须使自己相信受害者已经失去人性。如果这是真的，那么通过培养人们的通情就会使攻击行为难以进行。

101. 从技术上讲，偏见有积极与消极之分。

102. 偏见（prejudice）是对于根据错误或不完全的信息概括而成的可辨识团体的敌对或负面的态度。

103. 一个怀有很深偏见的人对与其持有的刻板印象相反的信息具有免疫力。

104. 刻板化（stereotype）是把同一个特征归属于团体的每一个人，而不管团体成员中的实际差异。

105. 刻板化并不一定是一种恶意的行为，它常常只是简化我们对世界看法的一种方法，而且我们每个人都或多或少地有过这种行为。

106. 当人们的行为与我们的刻板印象一致时，我们容易蒙蔽自己，而忽视那些提供了他们真实意图的线索。相反，我们会假设，一定由于他们的自身原因，而非生活环境的因素，导致了他们的行为方式。

107. 大多数刻板印象并非根据有效经验来为偏见与残酷辩解，而是根据道听途说、媒介宣传或我们的臆想。

108. 这种探索别人行为原因的需要，是人类超越已有信息的一种倾向，它常常是有用的。

109. 在不明确的情景中，人们的归因往往与其信仰和偏见保持一致。

110. 偏见引起了某种特定的负面归因或刻板印象，而这种负面归因或刻板印象又反过来加强了偏见。

111. 当我们持有错误的观念或对他人持有偏见时，我们对他人的反应往往会使他人的行为方式最终验证了我们的错误判断。社会心理学家罗伯特默顿写到，这种预言的自我实现创造了“谬误的王国”，并使之长生不息。

112. 当我们对他人持有某种看法时，预言的自我实现使我们创造了一个与我们的预期一致的社会现实。即使我们的思想开放到能够检验我们的观念的正确性时，我们往往仍会不自觉地应用证实我们刻板印象的正确性的“检测”方法，甚至在我们的观念错误的时候也如此。

113. 达里尔和桑德拉贝姆夫妇认为，社会对妇女的偏见是“未意识到的意识形态”的一个范例。也就是说，人们盲目地接受了一套信仰，却并未意识到它，因为人们甚至无法想象世上还存在着其他观念。

114. 随着我们学会接受他人超出角色范畴的行为，我们自己超出角色范畴的行为也会逐渐被人接受。最终，我们会更加自由地发挥自身作为人的潜力。

115. 偏见的四个基本因素：1)经济和政治的竞争或冲突；2)转移攻击目标；3）人格需要；4）对现存的社会规范的遵从。这四个原因不是彼此割裂而是同时发生作用的。但是确定每个原因的重要程度极为有用，因为我们采用什么方法减少偏见取决于我们认为什么是产生偏见的主要原因。

116. 出现替罪羊的一般情境是：个体倾向于把攻击矛头指向自己不喜欢的、看得见的、相对软弱的群体。

117. 对许多人来说，偏见在他们的信仰系统中根深蒂固，与他们日常行为太一致，从周围的人们中接受的支持和鼓励太多，以至一本书、一部电影、一个电台节目是不能减少它的。

118. 人与人之间相互吸引的这些方面可概括为一点：我们喜爱那些只需要我们付出最少的代价就能为我们提供最大酬赏的人。

119. 你帮助某人会增加你对他的喜爱，但前提是你付出的努力必须得到成功。

120. 能力非凡可以使人富有吸引力，难免犯错误的证据使其吸引力又增加了一层，这一发现被称为犯错误效应（pratfall effect）。

121. 一个人的外貌不仅影响人们对他的评价或受他影响的程度，它还可以改变人们那些与他（或她）有关的人的认识。

122. 比起无吸引力的人来，我们会更多地受有吸引力的人的影响，而且往往更喜爱他们，除非我们受到了他们的戏弄。

123. 因果关系同时在两方面起作用：在其他条件相等时，我们喜欢那些态度与我们相似的人；如果我们喜欢某人，我们假设他或她的态度与我们的相似。

124. 我们喜欢被人喜爱，而且越感到不安全就越珍惜别人对自己的喜爱，因而也越喜欢那些喜欢自己的人。

125. 来自另一个人的奖励行为的增加对于个体的影响，比来自那个人的固定不变的奖励对个体的影响更大。

126. 在某些限定的情况下，相反的事物会产生吸引。这就是说，人们往往选择那些需求和特质与自己互补（而不是一致）的人。

127. 一种特别有用的分类是爱的三角（triangle of love），它由罗伯特斯腾伯格和他的同事们研究出来。他们描述爱包含有三种基本的成份：亲近，激情和承诺。亲近指靠近并与一个同伴结成亲密的私人关系的感觉。激情指一个关系中“热”的方面——即，你对你的同伴所经历的激情，包括性的吸引。承诺包括有两种决定——是短期爱你的同伴还是长期爱你的同伴并且爱他（她）陪伴他（她）直到死亡。爱可以仅由这三部分中的一个成分或同时由三部分组成。

128. 一个好朋友可能成为一个很严厉的惩罚者。朋友越亲密、相互尊重和奖励的历史越长，此人收回尊重所带来的破坏性越大。实际上，朋友有能力伤害自己所爱的人，但几乎无力提供重要的奖励。

129. 如果两个人真诚相爱，如果他们彼此既能表达肯定的感情又能表达否定的感情，他们之间的关系，比他们只说对方好话时的关系更持久、更令人满意和兴奋。

130. 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的主要特征之一就是，人具有一种使用复杂的语言互相交流复杂信息的能力。人类相互之间可以有很微妙的交流，这比起别的动物来实在了不起。但人们之间经常发生误解，甚至在关系很密切、相互很关心的人们之间也会发生。

131. 所谓坦率的谈话（straight talk），是指一个人在不指责、挖苦的情况下，清楚地表达出自己的感情和担忧。我们将会看到，坦率谈话之所以非常有效，主要是因为它能使对方无任何戒心地听进去。

132. 我们社会的一般教训是，决不在别人面前暴露自己的弱点。这种策略或许有用，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是必要的。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它是不适当的，会起相反作用。在不共戴天的敌人面前，不暴露自己的弱点大概是很明智的，但在朋友和深深关怀着你的人面前还要隐蔽自己的短处，就显得不那么明智了。

133. 为了使一个亲密关系中的交流有效，我们必须直接地、坦率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当这一准则被遵守时，我们能从别人对自己所作所为的理解上得到及时的反馈。有了及时的反馈，我们可以更充分地认识自己的行为和言语产生的影响并且做出一些能同时满足自己和同伴的需求的选择。

134. 反馈的益处不仅限于接受者，通常在提供反馈时，人们也能对自己和自己的需要有所了解。

135. 即使有能力控制实验条件，同一个条件也不会以同样的方式影响每一个人。

136. 实验者应努力使实验尽可能“无菌”而又不使被试人感到它枯燥或脱离生活。

137. 社会心理学家感到困难的是，“影响”和“控制”这两个关键因素经常发生矛盾：一个增长，另一个就倾向于下降。实验者面临的进退两难的问题是，怎样把对被试人的影响增加到最大，而又不放弃对情境的控制。

138. 如果现实世界里真的发生类似情况，这个实验的结果则可精确而合理地说明人们对它将如何反应。

139. 进行实验的社会心理学家对道德问题非常关心，恰恰是因为他们的工作建立在道德的两难困境中。请让我解释一下。这种两难困境是基于大多数心理学家都会认同的两个相互冲突的价值取向之上。一方面，他们相信进行自由的科学探索的价值；另一方面，他们相信人类的尊严与人类保护隐私的权利。这个两难局面是真实的，虔诚地为保持人类的尊严的重要性而辩护不能消除它，巧舌如簧地发出忠于科学事业的誓言也不能消除它。社会心理学家必须直面这个问题，不是一次，而是每当他们设计并进行实验时都要直面这个问题，因为世上不存在“放之所有实验而皆准”的规律或方针，既有针对性，又具有普遍指导意义。

140. 社会心理学的实验者努力做到对被试人的需要尽可能敏感。虽然有些实验程序能引起被试人一定程度的不安，但是绝大部分程序中都包含有许多保护被试人的防卫措施。

141. 只要我知道自己为什么相信某件事，就能比较自由地改变自己的想法，但是如果我只知道这件事是正确的而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这样认为，我就更有可能坚持这一信念，即使面对与之相反的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