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读「论语」15.23：君子不以言举人，为仁不以人废言

「卫灵公篇第十五」23

【原文】

子曰：“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

【译文】

孔子说：“君子不因其言（之佞巧）而举用其人，也不因其人（之身份）而废弃其言。”

【注释】

“君子”，此处可指德位相配之有位者，也可泛指有德者。

“举”，推荐、选用。

“废”，废弃、废除。

【评析】

孔子为人“主忠信”，起先亦以忠信度人。但后来孔子认识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参见《善读「论语」14.4》）。有德者必有善巧之言，但有佞巧之言者却未必有德，因为“巧言令色鲜矣仁”（参见《善读「论语」1.3》）。“善巧之言”出于“仁”，“佞巧之言”出于“不仁”。单从表象来看，二者很难分辨。因为“佞巧之言”极似“善巧”，所以不能单凭言语本身就对其人做出判断，还必须要观察其人言行是否一致，表里是否如一。是故子曰：“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参见《善读「论语」5.10》）。

儒家主张“选贤举能”，而贤能的根本在于要有“德行”。“行”为“德”之表。有“言”未必有“行”，而无“行”则必无“德行”。无“德行”，则不应“选”而“举”之。是故“君子不以言举人”。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因此，对于“君子”，亦即德位相配的为政者而言，对方无论发心是“善”还是“恶”，无论阶级是“贵”还是“贱”，无论人品是“高”还是“低”，无论成分是“黑”还是“红”，无论立场是“右”还是“左”，无论其人是“方”还是“方”，只要其所言有可取之处，“君子”就会从善如流；即便其所言不善，君子亦可从反面鉴戒，改其道而行之。也就是说，“君子”对于任何言语，都可以当作是帮助进德的阶梯；对于任何批评，都能“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是故“君子”“不以人废言”。

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毛选第三卷的第978-1048页收录了发表于1945年4月的《论联合政府》一文。文中有这样一段话：“对于我们，经常地检讨工作，在检讨中推广民主作风，不惧怕批评和自我批评，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些中国人民的有益的格言，正是抵抗各种政治灰尘和政治微生物侵蚀我们同志的思想和我们党的肌体的唯一有效的方法”。这一主张，便是对“不以人废言”的体现。

“以人废言”固然是为政之大弊，但究其根源，仍在于“以言举人”。东方的科举取士、西方的演讲竞选，皆有“以言举人”之弊，因为天下尽有“巧言令色”以求仕进之人。因此我们常见有的为政者在野时说得头头是道，上位后马上改弦易辙，可谓是“登上脚蹬板儿，立刻变心眼儿”。二十世纪上半叶的知识分子和社会精英们就屡屡犯下“以言举人”的错误，他们有“知识”而无“智识”，结果不仅自己惨遭迫害、家破人亡，也将国家引入了灾难深重的深渊，令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浩劫。

光明报系的《中华读书报》曾于2013年4月24日在第14版刊登了一篇文章，标题是“黄炎培的《延安归来》出版前后”。文章记录了黄与毛的窑洞对谈，黄提出了历史总是不能跳出“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律”问题。毛“应对从容，肃然说道：‘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黄对此答十分赞同，其子黄方毅更将这段对话和刘备孔明的“隆中对”相比并论，称之为“窑洞对”。

黄炎培从延安回到重庆后，半个月即写成《延安归来》一书，随即“突击出版发行，初版2万册，几日内销售一空。在全国产生了巨大的政治影响，成为超级畅销书，前后发行达十几万册”。该书遭当局查禁后，在社会上引发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拒检运动’”。16家杂志社联名发表“拒检”声明；“叶圣陶执笔起草了成都17个文化团体《致重庆杂志界的一封公开信》，谦谦君子怒目金刚，大声疾呼：言论自由必须是完整的，决不能是残缺不全或仅为一党一派所享有的特权。……从今天起，……共同举起言论自由的大旗，宣告检查制度的死亡！宣告一切压迫言论自由的法令与制度的死亡！”

“在中共支持下，9月1日记者节这一天，重庆《新华日报》发表社论《为了笔的解放而斗争》，……拒检运动扩展到成都昆明等地，并由出版界扩展到新闻界。轰轰烈烈的拒检运动，迫使国民党从1945年10月1日起停止了新闻检查和书刊检查。这个结果，是黄炎培始料未及的”。其实，“始料未及”的，又岂止是当初的黄炎培？

由于“以言举人”的缘故，使得“暴力斗争”哲学得以与“专制极权”技术结合而成人类文明的“毒瘤”。这一“毒瘤”不仅引发了大规模“以人废言”的惨剧，更令人类在二十世纪屡屡遭遇重大灾难，教训极为惨痛，流毒至今不绝，已严重威胁到人类文明的生存和发展。人类应及时警醒并采取相应对策，以免为时太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