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总是在拖地的时候想哭

狭长的厨房不锈钢的筷笼里，插着一把红色的陶瓷刀，它那鸟嘴状的刀尖已经断裂，锯状缺口处以及一半刀身，长期浸润着蔬果的汁水，泡成洗不掉的暗黄色污渍。

我握着那把刀，像平时那样在下午醒来的绝望时刻，把香蕉的弯曲切成一个个笔直的圆柱。不同往日的事情发生了，我莫名其妙地注意到那个缺口，并感到那像是我命运的缺口，我允许这个缺口的存在，毕竟它不可以复原，但决不允许它很脏。

我想将它的色彩从黄变成白，白玉兰般的白，那是它本来的颜色。我先用钢丝球用力地擦拭，并小心翼翼地避开刀口伤到自己，几分钟后，那些污渍变成布满细密抓痕的污渍。我很恼火，又从橱柜里拿出小苏打，随便抓了一把放在调味盆里，放入一半水，浸泡半个刀身。

我不懂那些化学反应，但我知道化学反应需要时间，我想二十分钟应该足够。二十分钟时间里，我洗衣，洗头，吹头，收衣服，同时还要密切观察主卧里孩子是否睡得安稳。

二十分钟过去，我再次踏入狭长闷热的厨房，拿起那把刀，这一次我用洗碗布轻轻地擦拭那把刀，并期待它能亮丽如新。然而它没有，恶心的黄色还在，那些抓痕也还在。

我拿着刀发呆，窗外的流云，如山如海，山海之间还有似湖泊的蓝。我想起鞋柜里还有几包高效除垢剂。我放下刀，几乎跑着去玄关，又跑回来，手里拿着两包高效除垢剂。

仔细阅读使用说明后，我烧了一壶热水，热水和高效除垢剂混合后，刀安静地躺在一个更大的盆里，这一次需要浸泡三十分钟。

我从厨房出来时，洗衣机传来咚咚的声音，衣服洗好了。我站在阳台，盛夏的热浪撕咬着皮肤，蚊虫涌过来，绕着我的小腿，向着身体裸露的地方进攻。我数了数，搭完七件衣服，身上多了五处痒得挠心的红疙瘩。

我打开手机计时器，看了看时间，距离拿出刀还有二十分钟。屋里开着两台空调，它们嗡嗡作响的声音，刮擦着我的听觉，比屋外知了的尖叫声更令我烦躁。

我静悄悄地进入主卧，耳温枪，额温枪并排放在蓝色床头柜上。我拿起额温枪测了测孩子的额温，38.2，又拿起耳温枪，轻轻把孩子的耳朵向后上方拉，滴答一声后，显示器上显示38.7。

孩子没有醒来，我关上门，来到混乱又童趣的客厅。我拿起手机又看了看时间，距离刀拿出来还有十分钟。我发了一条微信给孩子的爸爸：你究竟什么时候回来？

接着我把自己陷入沙发的柔软，读一本克里斯托佛.加尔法德的《极简宇宙史》。

“太阳发出的光线要花八分二十秒才能走完我们与它之间的1.5亿公里的距离。意味着如果太阳从现在起不再发光，我们也只有在八分二十秒之后才知道这个灾难。这还意味着，在地球上，你只能看见八分二十秒以前太阳的样子。”

如此宏大的描叙，差点让我忘了黄色污渍的刀，高烧一天的孩子，以及三个月没有见到的丈夫。我躺着，盖着一条红色碎花的毯子，昏昏沉沉，想要睡去，又疲倦地无法入睡。

不过只是差点忘了，一夜没有睡觉的我，像是着了魔一样，和那些黄色污渍杠上了。手机提示音乐又响起，我冲向厨房，拿出那把刀，再次用洗碗布小心擦拭。

那些污渍还在，像是本来就长在那里。

我的心突突乱跳，我已经不再恼火，因为另外一种情绪战胜了恼火，我开始沮丧。同时我不忘继续努力，努力让那把刀变得亮丽如新。对了，还有茶具泡洗粉，虽是赠品，但此刻它就像是救命稻草。我从橱柜里拿出那包泡洗粉，它去渍的原理和除垢剂一样。

我重复了一遍流程，热水混合泡洗粉，刀子躺在里面浸泡，三十分钟后拿出刀子。倒计时，量体温，陷入沙发，不过我换了一本书。这次是电子书，凯瑟琳.曼斯菲尔德的《蜜月》。

她只活了三十四岁。十九岁时，我诧异海子死于二十五岁，似乎二十五岁是一个很老的年纪，如今我三十一岁，才惊觉三十四岁是一个多么美妙的年纪。

活着，或许就是胜利。我裹紧毯子，空调的冷气让脚趾发凉，所有的沮丧与挫败像是围绕某个看不见的神秘力量旋转，搅动着我一生中所有的伤心事。

那些事跳跃着出现：高考的语文试卷上忘了写名字，母亲病逝，父亲再娶，朋友的丈夫习惯性酒后家暴，这一切发生的时候，我目瞪口呆，骂人是我唯一表现出来的反应。如今，我开始将这一切不幸归因于宿命。

手机铃声突然响起，吓了我一跳。最后一次努力了，我想。我跑到厨房，几乎像是进行某个重大仪式般拿起那把刀子，擦拭，用力地擦拭，失去耐心地擦拭。

它们如此顽强，它们还在。

我记不清我到底擦了多少遍，直到我的大拇指猛然刺痛并流血时，我才意识到我该放弃了。那把刀子报复了我，我不该试图改变它，那是生活赋予它的色彩，哪怕看起来很脏。

我把刀子放回不锈钢筷笼里，打开水龙头，冲洗流血的伤口。黄昏尚未来临，没有风，窗外的世界纹丝不动。我找到纱布，碘伏棉签，敷料，先用碘伏擦拭伤口，敷上敷料，包上纱布，最后用医用胶布缠绕纱布，整个过程内心毫无波澜，冷静地近乎冷漠。

我喝完一杯温开水，大脑空空如也，我开始拖地。客厅很长，南边阳台的光停留在纱门之外，甚至在防盗护栏之外，屋里开着两盏灯，黄昏那层迷人的光亮驱散着屋里沉寂的气氛。

我冥想似得拖地，拖到玄关，拖到游戏围栏，拖到电视柜，并注意到电视柜上凌乱地叠放着认知卡片，几本绘本和一架钢琴玩具。我拖到主卧的门口，并推开门观察孩子是否醒来。我拖到连接阳台的纱门，又转过来，重新拖一遍。

我如此反复拖了三四遍，花色睡衣的前胸后背已经湿透了。木地板泛着白色的光，阳台的倒影落在天花板上，我看见屋外起风了，晃动着五颜六色的衣服。

我自编了一首歌，一边拖地一边唱了起来，只唱了一会，我无法预料地哭了，小声地试探性地涌出眼泪，我不得不去浴室，对着镜子大哭。哭得天开始暗淡下来，接着孩子的哭声从主卧传来，惊醒了我未知的悲伤。

我没有像平时那样立刻奔过去抱起孩子，而是坐在马桶上，用那把黑檀木的梳子梳好头发，并用一根红色蝴蝶结发卡别在耳边，拢住那些不长不短的碎发。

哭的高潮戛然而止，我跑到主卧抱起孩子，她一直在尖叫，看见我时，又是一阵委屈的哭泣。我摸了摸孩子的头，总算发生了一件好事，孩子的头凉丝丝地就像雨后夏夜的风，高烧二十六个小时后，孩子退烧了。

几天后，我发现我可能生病了，无法定义的怪病。我只要拿起拖把开始拖地，拖完屋子一圈，我总是会泪流满面，哭得不能自持。孩子看着我，似懂非懂地跟着我哭。

我哭得头痛欲裂，并决定不再拖地。灰尘开始占领一切物体表面，墙角开始结满蜘蛛网，那些蜘蛛悬挂在头顶上方，孩子指着那些蜘蛛说：“鸟，鸟，鸟。”

某个午后，永丽来看我，刚一进门，她惊讶地说不出话来。我们的友谊已经走过了二十年，她曾以为她是这个世界上的另一个我，但那一刻，她清醒过来，她永远不是另一个我。

“你怎么了？病了吗？”她说。

我以为她第一句话会说：“他又踹我了”，或者“他想要打爆我的头”。她说这些话的时候，像是机器般重复。但此时在我莫名奔溃面前，她好像清醒过来，开始关心我。

“永丽，我们离开这个城市，好不好？”我没头没脑地说。

“去哪？”永丽恢复了往日的沉闷，像是平时说“恩，好，没问题”一样没有任何情感。

“去哪都好，只要离开就行。我都计划好了，这几天我把房子卖了，这个房子房本上只写着我一人的名字，房子卖了以后，我们先找个地方安顿下来，租房子，找幼儿园，找工作。你不用担心他会找到你，我也不会让任何人找到我。”

“这个房子居然只写着你的名字，那时他是爱你的。”

“是的，他一直就用这种方式爱我，房子，车子都写我的名字。不过这都不重要了，他已经三个月没有回来了，你知道吗？我都快忘了他长什么样了。”

“今天他又喝醉了，满屋子追着我打，然后像死了一样昏睡过去，等他一觉醒来，什么都不记得。你知道吗？有时候清醒是一件多么痛苦的事。”

她一进门我就注意到她脸上的瘀伤，我不忍看她的脸，她又开始陷入自己的悲惨世界。

“永丽，够了，我真的不想再听到这些。你太软弱了，他才会喝死了都要记得打你。听我的，这几天，你收拾好行李，搬到我这里来，你告诉他你要回娘家住几天，然后我按照我的计划卖房子，处理旧物，开车离开这里。”

“可是……”

“没有什么可是，你不能在这样下去了，你要么报警，要么和我一起走。”

“他除了喝酒的时候打我，平时还算是一个好爸爸。”

“永丽，别傻了，你没有必要和一个打你的男人讲感情。”

“我再想想。”

“别想了，离开一个人渣有什么好想的。”

孩子在睡觉，永丽还在犹豫不决。而我已经把房子挂到网上，我没有和永丽提起我的病，她的生活已经布满冰霜，这个时候她一定不会理解我的，一定不会。

无论她来还是不来，我都是要走的。我上网雇了一个小时工，帮我打扫屋子。两个小时后，屋子变得干净，有序，就像很久之前我每天打扫过的那样。

我雇人打扫房子，是为了更好地卖房子。房子周边有三座公园，它处于三座公园的中心位置，一百二十平米，三间卧室，双阳台，无按揭，市价两万一，我只要一万八就可以卖。

有那么一刻，我站在热浪灼人的阳台，陷入短暂的恍惚，心想，我如此疯狂到底为了什么？但下一妙，我回头看着冷寂的屋子，发现这个家早已支离破碎，那是一种无声的缓慢的破碎。

我把房子卖给一个和我同年的个体老板，他和妻子守着一家早餐店，孩子上小学，他们那种平凡又朴素的生活打动了我。这是他们在这个城市打拼的第十五年，已经存够首付，准备在这个城市安家了。

“我有一个请求，我可以在这里多住几天吗？”我说。

男人黝黑的皮肤闪着光，他的妻子穿着碎花雪纺衬衣，像所有面孔模糊的中年妇女，朴素得几乎看不出任何女人的魅力。可是她脸上有一种幸福的满足，那是我和永丽化着精致妆容的脸上不曾出现过的风景。

“行啊，等你处理好屋子里的东西我们再选个日子搬过来。”

他的妻子笑起来，附和着丈夫的决定。他们眼里的日子可以用来选择，标上吉利或不吉利，也许他们给孩子理发都要选个好日子。而我的生活所有的日子都是一样的，没有好坏之分，也失去了生活的仪式感。

我扔了九双鞋子，七个包，五袋子旧衣服，我所需要的东西一个箱子就装满了。孩子的东西可以再买，孩子一直在长大，也不需要买太多。两个箱子和一个包，两双鞋就是我全部家当。

永丽呢，如果她不出现，我会把她的所有联系方式的备注改成窝囊。我等了三天，她没有给我任何消息。我也不再问她要不要和我一起，但我还是决定再等她三天。

那把红色的陶瓷刀，我直接扔了，用一个黑色的袋子装着，以免它无知无畏的尖锐伤了别人，就像几个月前，我拿着那把无知无畏的刀切了一盆水果，我和陈北吃着水果，聊到女人男人对于家庭到底该怎么分工的话题，一个炸裂亲密关系的话题，我们吵得头晕目眩。

吵到几乎失去理智，他说：“你杀了我吧，我没办法和你平分所有的生活。”我拿着那把刀，已经陷入疯狂的边缘，那一刻我真想杀了他。但我没有，我双手颤抖，将那把刀扔进了水池。

那个缺口就永远存在了。那天后，他申请去外地的岗位工作，不再回家。

三天后，永丽出现了。我问她怎么磨叽这么久，她说：“我在和过去告别，和房子告别。我没办法把房子卖了，房本上写着他父母的名字。但我卖掉了所有家电和家具，包括床，我安顿好我的父母，现在那个家空空荡荡，什么都没有了。”

我哈哈大笑起来，拥抱她和她怀里的孩子。我说：“明天我们就出发。”

那一夜，我睡得像个天使般的婴儿。凌晨四点我们兴奋地起床，把四个箱子放进后备箱。我的孩子坐在安全座椅上，她的孩子抱在怀里，她坐在驾驶座的后面，我在前面开车。

天气晴朗，夜空中星光闪烁，我们沿着去往高速路口的高架桥驰骋，永丽说：“即使这样的日子只过一天，我也可以原谅所有的不幸。”

“那要是能过上十天，岂不是接近于幸福了。”我说。

清晨的风吹在脑门上，我快乐地要晕过去。我们开始奔赴新的苦难，一种可以回甘的苦难。我们开着车子晃荡了几乎一个月，最终在一个临海的小镇停留。令我们心动并决定在那里生活的是那条从西向东的瀑布河。

河两岸种满樱花树，河水制造着舒缓神经的声响，站在河边望向远处，一座座青山连成一条椭圆形的山脊线。我说：“这里真美。”

我们住了一个星期的酒店，七天后我们租了一套一百三十平的精装海景房。孩子们瘦了，更精神了，我们也瘦了，目光里开始有了孩子般的神采。

我选了一个黄道吉日，搬进新家，那时已立秋，早晚都有凉爽的海风晃动着屋里一切可以晃动的东西，我们坐在阳台的蓝色沙发上，看着太阳消失于海的另一边，晚霞在天边像是一片拖曳的火焰。

我说：“永丽，从此以后你拖地，好不好？”

永丽诧异地看着我说：“你一天都不拖吗？”

“是的，一天都不拖。”

她想了想，说：“我可以拖，青澄，但你能告诉我原因吗？”

“因为我总是在拖地的时候想哭。”

她不再说话，眼睛看着我，似乎想要用目光拥抱我。

过了很久，她说：“好，那以后所有的地我来拖。”

她不知何时变得如此勇敢。

我们坐在阳台眺望远方，近处是高高低低的初秋菜地，远处是岛山丛林，抬头是黄昏的余光，世界没有狂嚣，唯有安静，炊烟，海浪和三两人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