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泳：中国互联网四十年，数字社会如何孕育新的经济和文化？|德外荐

从1978年到2018年，中国网络传播研究走过整整四十年。由于互联网无与伦比的渗透力，加上网络的地理跨越与共时呈现，去中心、多节点的民主性，以及现实世界与虚拟空间的叠加性，更致使此一学科的研究边界生成了巨大的流动性。在此意义上，我们十分有必要仔细梳理，网络传播到底在研究什么，可以分为哪些主题类别，各类别又积累了哪些成果？以期更好地把握脉络、总结得失、展望未来。

中国互联网四十年变迁

四十年间，学界对网络传播和互联网诸技术、诸应用的认识，产生了巨大的变化。从一开始将网络视作信息革命技术的一种，只是终端的连接（主要集中于1994年之前的研究），到认识网络在内容连接、关系连接方面的巨大意义；从探究作为基础设施的网络，到勾勒现实空间与虚拟空间的不断融合；从单一描划技术—社会现象，到勾勒整个网络社会；在此过程中，学界日益意识到互联网本身的复杂性，试图通过确立网络发展的里程碑，把握网络进化的逻辑，并尝试开掘究竟是何种特性，造就了互联网及其相关应用在传播上的巨大力量。

本体研究主要围绕以下几个方向展开：

1.互联网传播变迁的研究

在对网络本质的把握上，早期曾有不少学者简单将互联网理解为一种新兴媒体，作为传统媒体的发展和延伸，“第四媒体”的提法一度流行。但其后，越来越多的研究者认识到，仅从“媒介”的角度，无法把握互联网的本质。对于互联网与媒体/媒介的关系，形成了两种比较具有代表性的观点。

一种认为互联网是一种“反媒介”。如陈刚（2012）指出，“新媒体不是媒体”“互联网本质上超越了媒体”“网络是媒介发展的更高阶段，在这个阶段，网络作为媒介的根本特性是反媒介，即媒介自身的淡化”。

一种认为互联网是一种高维媒介。如喻国明（2015）指出，互联网比传统媒介多出一个维度，由此生长出一个新的社会空间、运作空间、价值空间。还有研究者将渠道抽象为连接，指出网络的本质在于连接。

在对传播模式的分析上，很早就有研究者认识到，互联网将推动社会进入“后大众传播时代”。一批学人因而尝试构建新的模式，以此更好地把握网络传播的现实实践。

其中，杜骏飞（2001）提出泛传播，认为网络时代，层级对传播产生作用的权重极其不确定化，宏观系统中的每一层级元素都可能是其他元素的信源、层级或信宿，并且始终是泛指而非确指的。

何威（2010）提出网众传播，认为今天的传播是由网络化用户集合而成的网众所发动并参与的网众传播，用户是网络中的一个节点，可以是人，也可以非人。

李沁（2015）提出沉浸传播，并将其理解为：以人为中心、以连接了所有媒介形态的人类大环境为媒介而实现的无时不在、无处不在、无所不能的传播。每个媒介终端都是整个泛在网络的一个节点，人类可以在这个无边的网中穿越时空，在虚拟与物理两个世界自在漫游。沉浸媒介中，人、媒介、环境互为彼此，互相交融。在李沁看来，人即媒介、社会即媒介、环境即媒介，媒介因此可以定义为“以人为中心的一切存在”。

在对变迁逻辑的分析上，大致可以分为两种途径，一种侧重分析网络形态的进化，一种侧重分析传播应用的进化。

网络形态方面，高钢（2010）较早将互联网进化的基本线索落脚在“连接”上，总结出了一套网络技术革命与社会革命交叠发生的演进线路图——Web 1.0时代：机构为主体的公共传播，人与信息的连接；Web 2.0时代：个人为主体的社会关联，人与人的连接；Web 3.0时代：物质社会与人类世界的全方位信息交互，人与物质世界的连接。彭兰（2016）则指出，过去的互联网已经实现了人与内容（Web 1.0）、人与人（Web 2.0）、人与服务（Web 2.0）的连接，而未来的趋势是智能化。万物皆媒、人机合一、自我进化将成为智媒时代的核心特征。

传播应用方面，方兴东等人（2014）从社会传播的角度，将中国互联网的发展归为三个阶段、三次变革。第一阶段为商业化或者说门户阶段，社会传播模式还没有根本性的变化，互联网的媒体属性非常突出。第二阶段为社会化时代，变革主要在于内容的生产，社会传播的力量从机构转移到个人。互联网的社交特性成为重点。但此时个人媒体能量还有限；第三阶段为即时化时代。该阶段，先是由微博进一步变革了内容的传播，并使个人媒体具备了大众媒体的传播能力；再是微信使得人际传播具备了大众传播的能力。以博客、微博、微信为代表三次变革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社会传播的模式和方式，其深度和广度在历史上都是革命性的。

胡泳（2007）也从类似的角度分析Web 2.0，指出Web 2.0是互联网的一次理念和体系的升级换代：由原来的自上而下的少数资源控制者集中控制主导的体系转变为自下而上的广大用户集体智能和资源主导的体系。

在对变迁的现实意义的分析上，彭兰（2014）指出，中国互联网二十年，一方面是网络媒体的壮大过程，另一方面也是网络媒体向网络社会扩展的过程。网络媒体从早期的时效性、整合性、参与共动，向视频化、移动化、社交化发展，对公共意见表达发挥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胡泳（2018）也表达了类似看法：“二十年之前，网络意味着新生活；而二十年之后，网络变成了生活本身。互联网像催化剂，在促进一拨拨年轻人飞速成熟的同时，也促进社会构成的改变：打破以往的社会资源分配方式，人们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创业机会、前所未有的话语权和前所未有的生活可能性。”

2.新媒体研究

此类研究的对象更加细化，通过聚焦网络中的各种具体应用，分析它们的传播特性和意义。从早期网络媒体，到Web 2.0初期应用（论坛、博客、RSS等）和终端变革造成的应用（短信、手机报等），再到后来的微信、微博、短视频……新应用的出现不仅为商业化带来新可能，也为网络传播研究带来新想象。

如对于微博，喻国明（2012）指出，微博的出现不仅仅使人们的信息沟通更加便捷和即时，也不仅仅使人们在向社会“喊话”时有了一个“点对面”传播的“麦克风”，其真正意义在于从根本上改变了过去凡是大面积的社会传播必须依赖“大媒体”的格局。

在新旧媒体关系问题上，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新媒体的兴起并不意味着传统媒体就要退出历史舞台，“报纸消亡论”“广电媒体衰落论”都是讲不通的，因为这些“传承媒体”（legacy media）都在转型、演化为新的媒体，其历史形成的格式、习惯和文化嫁接到了新的平台。

胡泳（2007）指出：“旧媒体从来不会死亡，死去的是我们用来获取媒体内容的工具。”他认为，一旦一种媒体令自身满足了某些基本的人类需求，它会在传播选择的更大系统内持续发挥作用。每一种旧媒体都被迫同新崛起的媒体共存。“这就是融合作为一种理解过去几十年媒体变化的方式，比起数字革命的范式更有说服力的原因。”

在对互联网媒介特点的分析上，早期研究通常聚焦于“数字化、融合性、互动性、网络化”等要素的概括和解读。但这种以某种技术特质区隔新旧媒体的办法，失之简单，难以系统全面地构建一套新旧媒体的评估体系。而潘忠党（2017）引入的可供性概念，则提供了一种理解新媒体的新视角。

注：媒介可供性的构成

由上表可见，潘忠党借用“可供性”（信息技术对具有特定感知和技能的行动者而言所具备的行动之可能）概念，用三种可供性（信息生产的可供性、社交可供性和移动可供性）作为标准来衡量媒体的新与旧，水平越高的媒体，往往就是越“新”的媒体。这显然是一种将“新媒体”予以更加抽象的理论提炼的努力。

3.新技术研究

技术是塑造网络传播的重要因素。随着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5G、AR/VR等进入大众视野，对新技术的介绍、分析、前瞻在网络传播学界蔚为大观。

如喻国明等（2017）认为，智能化将成为未来传播模式创新的核心逻辑，不仅将形塑整个传媒业的业态面貌，也将在微观上重塑传媒产业的业务链。

彭兰（2016）认为，在物联网、人工智能、云技术等新技术的推动下，一个万物皆媒的泛媒时代正在到来。它首先表现为物体的媒介化，其次表现为基于可穿戴设备及其他传感器应用的人体终端化。

黄升民、刘珊（2012）指出，大数据时代一方面导致了传统广告与营销体系的失效，一方面推动全新的营销体系的诞生。

沈浩和黄晓兰（2013）则认为，随着社交网络、移动互联网和物联网的兴起，大数据会越变越大，而网络科学和数据科学提供了新的方法论，必须拥抱大数据，拓展新闻传播研究新疆界。

以社会网络分析为先导，以大数据挖掘为基础，近年来，社会计算在传播学领域的运用，成为一种格外引人注目的新趋势。随着不少研究者的推动和参与，计算传播学作为传播学的一门新兴子学科的影响正日益凸显。

王成军（2016）指出，计算传播学主要关注人类传播行为的可计算性基础，以传播网络分析、传播文本挖掘、数据科学等为主要分析工具，大规模地收集并分析人类传播行为数据，挖掘人类传播行为背后的规则，分析模式背后的生成机制与基本原理，可以被广泛地应用于数据新闻和计算广告等场景。

技术的风险也得到了审视，例如近年来对算法机制的批判。王茜（2017）使用内容分析法考察了90名大学生使用“今日头条”的三周新闻推送记录，发现新闻价值观已内嵌于其算法机制的代码设计和编写之中。

孙萍（2018）提出，未来传播学对于算法的研究方向可以重点关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算法与社会身份的建构；二是算法与新型社会传播机制的建立；三是算法话语的表征和传播实践，这里的话语表征指的是围绕算法所形成的社会话语和表达方式；四是算法的批判和反思性研究。

挖掘媒介使用的“富矿”

媒介技术的使用，是媒介研究经久不衰的课题。互联网为这一课题提供了挖掘不尽的富矿。在研究对象上，相关研究主要包括两类。

一类关注内容生产方，特别是专业新闻生产者、媒体机构在网络时代的传播实践。如王辰瑶（2010）在对多位新闻工作者进行深访后发现，在新技术带来的环境巨变冲击下，构成传统新闻实践结构的三个最主要元素——配置性资源、生产规则和权威性资源，实际上并没有发生本质变化。

无论是在获取信息源、确立新闻生产规则，还是在期待社会的认可方面，传统新闻实践的结构性特征依然在当下的网络新闻生产中稳定地发挥着制约作用。这类研究，让我们得以看清传统媒体在变化时代的“变”与“不变”，弥补了主流话语的缺失，发挥了使用研究应有的作用。

另一类主要关注用户，特别是农民工、青少年和大学生、女性、少数民族、同性恋等群体如何使用这一21世纪的新媒介，这些媒介又对其生活产生了何种影响。通过挖掘影响媒介技术采用的相关因素，研究者多方探讨媒介技术使用者的社会资本、身份认同、知识鸿沟、幸福感，观察和理解人们如何在网络上进行社会交往和意义建构。

比如，大量研究均表明，新生代农民工是社会中新媒体使用的活跃群体，但其使用新媒体主要是为了通信交流和消遣娱乐，而不是为了跟上潮流和获得服务。这类研究有助于打破社会对于各分层群体的刻板印象、认识误区，不仅深化了本体研究对媒介技术潜能的认知，也为之后的现象研究、实用研究、规范研究等，提供了事实基础。

数字社会孕育新的经济和文化

随着互联网及其应用的扩散，网络传播活动在人类传播实践中的比重不断攀升，网络逐渐从少数科学研究者的交流平台，进化为普通人日常交往的数字社会。大量传播活动在这个数字社会中展开。新的经济和文化，也在此过程中孕育。而现象研究，关注的正是网络与人类相交后，形成的一系列新传播图景。也因此，这类研究具有很强的学科交叉性。

这方面的研究主要有两种。

一种是对网络社会本身的传播特性进行描述和分析。如许英（2002）指出，信息时代的公共领域在使用媒介、参与者构成和共识的达成方式上都与传统的公共领域有所不同。

郭玉锦、王欢（2005）提出，网络公共领域具有以下特点：一是网络提供了不在场与匿名性，二是网络实现了自主性与真诚性，三是网络提供了平等参与性与公共性。虽然信息网络所提供的双向沟通理性模式并不完全等同于哈贝马斯的沟通模式，但这种公民参与方式已提供了一个较佳的参与情境。

另一种关注的则是网络空间中的各类社会性行动（包括但不限于话语表达）的特征。既有总体的舆论，也有具体的事件。

关于网络舆论，随着互联网的兴起，网络舆论作为一种新现象，也自然吸引了研究者的关注。早期的不少研究专注于探究传统传播规律在网络空间中的适用性。如刘海龙（2001）从沉默螺旋的核心概念和基本假设出发，检验了在网络社会中“孤立恐惧动机” “公开表达”等概念的适用性，认为沉默螺旋产生的基本条件在网络空间中仍然存在；同时通过对“中坚分子”的分析，揭示了网络空间中沉默螺旋表现的一些特殊之处。

到2003年后，网络舆论的力量真正在中国社会中得以体现，学术界也从检验旧理论发展到尝试提出新的分析框架。这其中，有对网络舆论的整体性分析，如赵茹（2010）指出，新媒介条件下公共舆论形态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新媒介与法理社会的契合度增加；观点自由市场开始挑战精英主见；把关人逐渐消亡、现场多方位再现；技术手段不断强化着对时间和空间的突破。

也有对不同舆论场的解读，如熊茵、赵振宇（2016）指出，微信独有的“圈子”格局特征决定了其传播特殊性以及舆情表达和传播的特殊性。张志安等人（2016）指出，与微博舆论场交叉、沟通、互动等特点相比，微信舆论场呈现出“圈层区隔”与“层级互动”的特点。

关于网络事件，相关研究蔚为大观，触及事件的特征、机制、影响等各个层面。不少研究具有启发性。例如杨国斌（2009）认为，网络事件的发生不依赖资源动员。网络事件发生的关键因素是事件本身的震撼性以及描述事件的方式，能够激发网民的情感，调动他们的力量，从而刺激网络互动，酿成网络事件。

李良荣、郑雯、张盛（2013）等则采用QCA 质性资料分析方法，对195个案例群进行比较分析，发现事件发生地（place）和公众诉求（goal）是影响网络群体性事件爆发的必要事件属性。

下文将从网络文化现象、网络经济现象具体展开论述。

1.网络文化现象研究

互联网不仅带来了信息交流的新手段，而且还为文化发展提供了崭新的空间。研究者们很早就认识到，互联网形成了比大众传播时代更为复杂多样和绚丽多彩的文化现象。其中，“参与性”被视为网络文化的核心特质。

蔡骐、黄瑶瑛（2011）指出，以网络为代表的各种新媒体构建起一套全新的参与式文化体系。网络不再像传统媒介那样以内容为核心，而是结成了一个个以用户生成内容和人际关系为核心的虚拟社区。从而让那些一直处于小众和尴尬境地的亚文化有了展现自我的新舞台。从小清新文化，到吐槽文化，从鬼畜文化，到丧文化……相关议题总能被迅速覆盖。研究还触及网络视频文化、网络游戏文化等具体的文化生态。

网络文化发展出的独特的符号、语言、文本样态，也引起了研究者的关注。如张宁（2016）认为，表情包体现了青年亚文化的游戏本质，在娱乐和狂欢中青年亚文化的 “抵抗” 会失去明确的指向，而拼贴、戏仿、恶搞等复合制作手法也会消解和分裂文本原有的意义，最后的结果就是“意义被放逐”，这是传播意义上的消解。

还有学者将目光投向了网络文化的生产者。如常江（2015）通过对天涯网、优酷网原创频道和豆瓣网的45位资深用户进行深度访谈，发现互联网文化生产者虽然自我认同或想象性认同为“精英”，却不得不采用深受国家—市场结构影响的大众文化的生产方式从事文化生产；在创造了“流行”的同时，又鄙夷或厌弃这种流行，俨然一种自我否定的辩证法。

网络文化的另一个重要景观，是粉丝文化。研究者们普遍认识到，网络粉丝文化对于粉丝个体的自我认同、群体融入具有重要意义。对于文化背后的传播机理，也有比较深入的分析。

如潘曙雅、张煜祺（2014）指出，依托互联网直播和实时讨论功能，网络粉丝社群仪式的参与者能够聚焦于同一对象之上，并且能够感觉到彼此情感、行为、态度上微观的变化。而依托于社交媒体的搜索功能，行话、帖子前缀等准入机制除了可以在社群内部实现身份认同，也可以帮助游离在社群之外的粉丝寻找到粉丝社群，从而扩大社群的规模。

2.网络经济现象研究

互联网的蓬勃发展，也带来许多新的经济现象。维基经济、粉丝经济、共享经济、知识经济、社群经济，不一而足。从传播学的角度对其展开分析解读，也成为一种流行的研究路径。

例如，杜智涛、徐敬宏（2018）剖析了用户在线知识付费行为的底层逻辑，将影响用户在线知识付费行为的因素分为两类：需求因素和体验因素，发现体验因素的影响程度明显大于需求因素。

胡泳（2017）同样指出，大量付费产品所卖的可能连内容都算不上，更准确的概括或许是，它们卖的是体验。

金韶、倪宁（2016）认为，移动互联网社群呈现全新的传播特征，用户参与的生产模式、品牌社群的营销模式、体验至上的消费模式，共同建构了自组织循环的社群商业。

值得一提的是，随着社交媒体的兴起，新的研究方法得以运用到现象研究中。先是社会网络分析的方法得到重视，后是大数据方法的先进性为传播学界所认知。一些论文以此观察诸多新型的传播现象，分析其传播机制。

如张志安、束开荣等（2016）将微博、微信的舆论研究嵌入特定的关系网络模型中考察以分析舆论场的关系网络与生态特征，验证其圈层区隔与层级互动等特点。

李彪（2011）以近年来40个网络热点事件为例，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构建了双核心式的哑铃传播空间结构模型，解析诊断网络传播事件传播结构差异性的构成，并提出相应的应对策略。

韩纲、朱丹、蔡承睿、王文（2017）通过对推特上百万余条推文的语义分析，把握社交媒体或社交网络上健康传播的动向，提出与医疗保健和健康传播相关的有效策略。

编者按：

来源：“胡泳”微信公众号；

作者简介：胡泳，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信息经济学信息社会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席，CTR媒体融合研究院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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