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风尘
（一）
我的父亲出生在甘肃永昌县当中沟一个农民家庭里。太爷之下，全家四十多口人一起生活。爷爷辈兄弟七人，父辈们兄弟九人。爷爷排行老大，是家里的掌门人。全家人分别居住在里外两套院子里，世代靠辛勤的农耕劳动、外出打工、驼运、做小生意维持生活。家乡地处西北，干旱少雨，植被覆盖差，靠沙漠边缘，风沙大，土地沙化严重，耕作技术落后，产量低，收成不好，加上社会腐败黑暗，生活十分艰难。一家人过着节衣缩食的生活，遇上灾年饥寒交迫，生活就更加难以维持。1927年家乡大旱，四十多口人的大家庭，生活无法维持下去，无奈之下，爷爷召集老弟兄几个商议决定，化大家为小家，除了留守家乡的部分劳力和老人、妇女孩子外，其余有劳动能力的丁口分别由几个爷爷带领，兵分三路，分赴北套、天竺、新疆等地谋生。次年，十六岁的父亲和伯父，随四爷、七爷父子四人，依依不舍，挥泪告别亲人，离开养育自己的家乡，沿丝绸北道，长途跋涉，历经艰辛，来到了新疆。途经迪化城，米泉、阜康、北庭、奇台一直向东，最后在木垒河县平顶山河坝沿落了脚。
父亲伯父和两个爷爷离乡背井，两手空空，举目无亲，无依无靠，居无定所，借居在当地好心人家里，给有钱人家打短工、做长工度日。由于父亲在老家上过两年半私塾，有些文化，又会写一手漂亮的毛笔字，所以被当地“三兴成”字号家招去当伙计，站柜台、做账房先生。因此父亲从小就学得了一些经商之道。后来父亲又独自一人，到阜康县大黄山一家煤矿去做挖煤工，旧社会，纯人工作业的煤窑，条件恶劣，劳动强度大，危险性高可想而知，为了生计，父亲不得不咬紧牙关，坚持去做。煤矿的劳动虽然艰辛，待遇微薄，但老板心肠还算好，能吃饱肚子，每月多少有些报酬，父亲就坚持了下来。
一九三五年除夕之夜，矿主开恩，犒劳矿工，给矿工们一只羊，一些酒菜，工友们欢欢喜喜，吃完年夜饭，呼呼入睡了。父亲在矿工中年级最轻，劳累一天，晚上又开了荤，吃了好的，喝了酒，睡得格外香甜。时至半夜，夜黑风高，万籁俱寂，工友们正在酣睡，突然狗吠声大作，打破了矿山的宁静，大事不好，抓壮丁的来了，年长的工友，被狗叫声惊醒，发现了端倪，迅速起身夺路破门跳窗而逃，父亲年轻睡得死，待他惊醒后，门窗早已被来人守住，无法逃脱，父亲如笼中之鸟，无奈就擒。从此被抓了壮丁，开始了漫长的十年军旅生活。
父亲是个老实忠厚、精明干练、性情耿直、吃苦耐劳、十分能干的人，加上有些文化，当时无论到那里都显得突出，难得、很吃香。在部队里，父亲由普通士兵先后提升为事务长、排长、中尉副连长、司部司书等职。在部队里结婚成了家。我的大哥和姐姐就是父亲在当兵期间在迪化出生的。
父亲所在的部队先后在奇台、乌鲁木齐、塔城、焉耆、伊犁等地驻防，他的足迹踏遍了大半个新疆。父亲当兵的十年是国共合作的十年，当时新疆督办盛世才先期也和共产党合作抗日，和苏联关系友好，苏联援助我党的抗日物资大部分就是从新疆运进的。新疆的政治气侯比较好，共产党在新疆乌鲁木齐设立了“八路军办事处”。派毛泽民、陈潭秋、邓中夏等来新疆工作。在乌市成立了“新疆青年联合反敌会”，吸收各界进步人士参加。父亲是这个组织的成员。文化大革命中父亲的这一段历史被“翻”了出来，批斗大会上，那些人厉声的责问父亲：“顶发仁老实交代，在“新疆青年联合反帝会”反动组织中干了什么反革命勾当！”父亲说：“当时我们每星期活动一次，主要是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的《论持久战》等，没有干过坏事情。”会场上因此而响起一阵阵震耳欲聋的口号声，个别人要甚至冲上台去殴打父亲。可怜那些不懂历史的“愚民”，大庭广众之下，把“进步”当成了“反动”，把“革命”视为“反革命”，现在想起来真有些可笑，但也不怪他们。因为，除了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之外，绝大多数是无知的好人，他们是无奈跟风的。
父亲在驻守伊犁时还发生过一段传奇故事。他带着一帮人，在中苏边境我方一侧正常巡逻，苏军巡逻兵却指责说我方的巡逻越境了，于是他们把父亲等胁迫押往苏联，在阿拉木图关了一个礼拜，给父亲他们办学习班，教育、洗脑，但父亲据理力争，不承认越境之事，苏方无奈，最后就不了了之了。据父亲说当时中苏友好，父亲所在部队中就有苏联的军事顾问。他们讲文明，对我们的态度很友好，伙食也好，吃的是“合劣巴”，（待我上了初中，学了俄语后，我才知道，“合劣巴”就是面包）没有被歧视的感觉。后来国共合作破裂了，盛世才叛变了革命，投靠了国民党。在新疆各界开始了大清查，大搜捕、大屠杀，一时间白色恐怖笼罩了新疆的上空，迪化形势更加严峻，被屠杀进步人士的头颅悬挂在城门上示众。当时我的伯父也早已离开了木垒，在乌鲁木齐做小生意，大伯在局外，对形势看得更加清楚，意识到弟弟的生命安危，就暗地里约父亲出来，商量了脱离部队的计划，不久父亲先挪动了家眷，而后择机带了护身的武器，逃离了部队，结束了他十年的行伍生活，一口气跑到了木垒县平顶山河坝沿这个最初落脚的地方。
木垒县城向南走两三里路，就到了龙王庙，清朝末年，这里的百姓为了向滚滚流淌的木垒河祈福，集资修建了龙王庙。每年按时祭拜祈求龙王消灾赐福。木垒河原名芦花河，唐朝樊梨花征西时在河边修城驻军，至今遗址尚存。千百年来这条河养育着两岸人民，虽造福着庶民百姓，优化着这一方气候，美化着这里的风景，但它也给人们带来过灾难，每年洪水期，他都要夺走一些人的生命。民国二十三年春天，木垒下了一场暴雨，山洪爆发水量陡增为平时的上百倍，是木经河有记载以来最大的洪水，给木垒的老百姓造成了巨大的灾难，给山里的牧民带来了灭顶之灾，在天山木垒段的各沟各叉里，它不知夺走了多少牧民的生命，卷走了多少牛羊。沿河的水磨全被冲走，刘向平举家老小被洪水吞噬，水磨冲刷得渺无踪迹。洪水过后，河床内残留的白杨树桠杈间，夹着人和动物的尸体，挂着牧民帐篷的毡块和衣物……下游的戈壁滩上人畜的尸体遍地都是，哀鸿遍野，一片残像，目不忍睹。迅猛的河水使河岸提升了几十米，把龙王庙山口以下的河床拓宽了几百米。几十年过去了，印记还清晰可辨，站在木垒西河坝岸边眺望，就可以想见当年洪水肆孽的情景。沿着河岸边半山腰间的山路向南走四五里路，淌过河水 迎面岸边是一座小山包，山下一字儿摆开挺拔着三棵参天的白杨树，树干斑驳沧桑，树冠硕大，树叶瑟瑟，不知生长了多少年。每棵树下有一眼泉，甘甜清冽的泉水汩汩流出，汇成一条清澈的小溪，流入涛涛的木垒河。这就是闻名遐迩的三眼泉。过往行人往往在这里小憩，喝口甘甜的泉水，在树下“打间”小憩再继续赶路。哈萨克牧民路过这里，都要驻足祭拜这三颗古树和三眼泉神，树上常年挂着婆婆索索白色飘带，这是哈族人的神圣祭礼。几十年如一日，从未改变。辞别三眼泉继续往前走，是一片平坦肥沃的农田，名叫河台子，大约两里多路就到了南湾的大门“石门坎”，进了“石门坎”就到了南湾。
1945年下半年，我的父亲逃离部队，一路向东走来，第二次来到这里，借住在石门坎西侧殷家沟口坪墇子李高林的庄子上。李庄孤零零地座落在通向南湾和夏泉子两条道路分叉的路口附近，显得十分安静。李高林是当地人，矮个子，方脸盘，厚嘴唇，一双眯缝着的眼睛，总是笑眯眯的，他为人老实敦厚，是父亲的好房东。父亲住在这里，在南湾的王巨家里打工，每天早出晚归，虽然辛苦，但是还算舒心，离开部队，脱离了白色恐怖和血腥的笼罩迪化城，在地处偏远的南湾替人家扛活过日子，倒也安全。母亲操持家务，照看孩子，搞一些家庭养殖，就这样，维持着一家四口人的生活，日子过得还算舒心。两年后的腊月十七日，父母的第三个孩子出生了，取名冬生子，那就是我。
家住南湾的王巨，是个小地主，南湾上下的几千亩土地，百分之八九十都是他家的。另外河坝对面的唐家沟，小泉子，都有他的土地。家里牛马羊具全，但数目不是很多。他有一套四合院，上房后面是通长的夹圈，养牲畜用的。院门和上房的前廊，都是雕梁画栋传统的中国式的制作，虽然颜色已经脱落，但在当地也显得小有气派，不过比起家产万贯的大地主来，就小巫见大巫了。王巨俩口生了九女一男，夭折了三个女子，活着的一男六女，各个长得顺媚顺眼，除四女儿小时候不慎抢倒戳伤了眼睛，留下了残疾外，其余女子都各具姿色。六个女儿中九女子模样、身段最为突出俊俏，惹人喜爱。儿子最小，出生后害怕意外，讲了迷信，用做饭的锅扣了，以期安全，取名“扣娃子”。“扣娃子”是老俩口的掌上明珠，娇惯得厉害，家里家外无人敢惹。
王巨家的姑爷住在离他家七八里地远的“帽盒山”，家境殷实，老头子丰字形的胖脸上堆满了横肉，长一脸花白的“圈连胡”，中上个头，说话声音沙哑，走路腆着肚皮，颇显富态。骑一匹高头枣琉走马，志高气扬，威风凛凛，走街串户，经常出入在王家大院，王家的大门口，常见拴着那匹高头大马。给王巨家扛活的长工不多，有我的父亲、沈习真、郑连禄、赵老汉、还有王金山等，（后来听说是他的侄子）多的是“月活”，每当农忙时节雇的比较多。大多是来自南麓的维吾尔族人。王巨和南山里的哈族牧民交往甚多，朋友不少，过往的哈族人，常常到他家坐坐，侃侃，送点山货，顺便带走些汉人的面点。
在长工中，父亲和沈习真关系较近，经常在一块儿劳动、休息、吃饭，聊天。沈习真是个矮儿，排行老四，绰号“四胖子”。性格好但酒性差。此年的端午节，王巨备了酒菜，与长工一起饮酒过节，四胖子不胜酒力，很快就喝醉了，跌跌撞撞的走出门去，碰上了在院子里玩耍的我姐姐，不知为啥，他无端地掐住姐姐的脖子，姐姐挣扎着、呼喊着，后来叫的喊声渐小，甚至听不到了，情况十分危险。父亲被叫喊声惊动，忙跑出来看时，见四胖子的还掐着姐姐的脖子，父亲怒不可遏，大喝一声，一个箭步上前，撩翻了四胖子，呵护着姐姐，四胖子像条死狗，躺在地上呻吟着，随即父亲随手捞起一把铁锹，去夹圈里铲了一泡热牛粪，放进门口的木槽里，舀了一勺了凉水倒入其中，搅和成糊状，捞过旁边的四胖子，要用牛屎糊糊灌他，四胖子受惊，出了一身冷汗，酒性顿过，哆嗦着再三求饶：“顶——二哥，绕绕——我，以后——再再——不敢了！”这时惊动了屋里喝酒的人，大家都纷纷上来劝解，父亲才饶了他。从那次以后，四胖子的酒性变异常的好了。父亲后来给人们说：“那次我是为了吓唬他，去掉他的坏毛病，牛屎不会往他嘴里灌的”。
清明过后不久南湾就要开犁春种了。 为了不误农时，及时耕种， 王巨要求长工们每天“套早驾 ”，一般三四更天，就要套牛下地。耕作“一气子”后，太阳才能出来，这时东家的 早饭也才能送到地里。所谓早饭也不过几个馒头，一木笼子茶水。这一天，伙计们在北石洼梁顶犁地，太阳老高了，大家都已口干舌燥、饥肠辘辘，但是东家的“喝的”迟迟不到。伙计们憋了一肚子气， 远远看见王巨的老婆庞玉莲，牵着驴送“喝的”来了，父亲停了牛上前帮她卸下茶笼，取下吃的， 掏出碗来，先到了一碗茶水解渴，谁知茶不但不 热，而且一股子馊味，分明是昨天的剩茶，父亲震怒了，飞起一脚，茶笼子轱辘辘的滚下山去了。 庞玉莲 自知理亏，气得脸色发紫，没有言语，牵驴捡了茶笼回家去了。过了半个时乘，一笼滚烫的清茶送到了地里。伙计们称赞父亲为大家出了气。父亲就是这样一个人，他能吃苦，但不受气，宽容大度，但不失原则，谦虚低调，但不丢人格。
环境是造就一切的，环境造就乡风民俗。南湾地处偏避，只有沿南北那条沟通往上山的一条路，交通闭塞，人口太少，很少有外人来这里，就连过路的人也很少见，农闲时节人们在院子里聊天，看见大路上过来行人，远远地就开始盘算，心想“那来人若是到我家来的客人就好了！”那怕是素不相识的路人，南湾人都会期盼着，欢迎他来自已家里小憩吃饭再走。南湾的百姓太恋人，太热情好客了。
旧中国社会不稳定，兵荒马乱是常有的事，动不动，就闹土匪，弄得鸡飞狗跳，民不安生。民国年间有一次土匪反了，在木垒烧杀抢掠，折腾得很厉害，百姓都纷纷携家带口去奇台逃难，父亲身背二斗豌豆，一个晚上就徒步赶到了奇台，躲避了匪祸。这件事情一直被乡亲们传为佳话，几十年来，一直在乡亲们中传颂。
（二）
时间的长河流进了一九四九年，共产党领导人民赶走了日本鬼子，推翻了蒋家王朝，建立了新中国。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这时我三岁多，再往后，对那时候的事情就有了隐隐约约记忆，总觉得那时候父母很开心，村里的人都很开心，人人脸上洋溢着笑容。人们很忙，但很精神。父母任然务农，农闲时他们去开会、学习，农忙时务农，一家一户，各自为阵。七八岁的孩子，也帮家里做力所能及的农活。父亲和当年的长工，都离开了王巨家，王巨老俩口也开始下地劳动，他的儿女们也和我们一样，没有什么区别。我们常听父母说“土地改革”、“减租反霸”、划“成分”、“斗地主，分田地”、“扫文盲”、“剿匪”之类的话。虽然我不懂是什么意思，但我明显的感觉到，从那以后，我们的生活一天天在变化，原来王巨家的西相房变成了我们自己的房子，土地、牛马和农具我们都应有尽有了。几年之后，母亲基本扫了文盲，能读书看报了。连村里的孩子们都背会汉语拼音字母表，他们兴高彩烈地玩着、闹着、唱着、跳着。
父母好像有使不完的劲，事事走在前头，常常被评为“标兵”、“模范”，受到表彰奖励，受到人们的尊敬，我们兄妹们也觉得异常开心、自豪。父母常对我们说，这一切都是因为“解放”的好处，是共产党、毛主席带来的。从那时我才知道了世界上最大的好人是毛主席、共产党，但不知道他们长什么样儿，住在哪儿，我做梦都想见到他们，人生的梦想自此而开始。同时也才知道了地主，是世界上最坏的人，过去我们的不幸都是他们造成的！爱和恨的种子，也从此埋在了我幼小的心里。凭直觉我知道，全村除一个地主，两个富农外，其余都是好人，那三个坏人，斗不过我们，他们必须老老实实、规规矩矩的，否则没有好果子给他们吃，也偶尔看到开会批斗他们。应该说他们是不开心甚至是难受的，但他们丝毫不反抗，或者根本不敢反抗。他们的孩子和我们一起“捉迷藏”，“摆家家”、交朋友，玩得一样开心，在我们心里，他们和我们一样，洒脱、快乐，共同沐浴着春天的阳光，我和住Y头、金花子、九女子的关系就足以说明这一点。
（三）
“圆石头打滚儿，扁石头翻身，世道变了，天下是受苦人的了！”当时，常听父辈们这样说。 “爹，常您们说的“圆石头扁石头”的，是啥意思，我听不明白？”
“ 娃子，现在你还小，再过两年，你去上学，老师会告诉你的。这是个比方，‘圆石头’是比旧社会的有钱人，象王巨这种人；‘扁石头’比穷人，象我们这样的人，过去爹爹给他们当长工，他剥削、压迫我们，现在毛主席、共产党来了，为穷人做主，把他们推翻了，他们从上面滚下来了，我们翻身了，不受他们的剥削压迫了。这就是“圆石头打滚儿，“扁石头”翻身。现在天下穷苦人千年的愿望实现了，咱们要感谢毛主席、共产党；世世代代不忘毛主席、共产党的恩情！”父亲满怀深情顺势谆谆教导我说。
“爹，毛主席共产党他们住在哪儿呀，我想看他们！”我恳切地、带着乞求的口吻说。
“毛主席住在遥远的北京成里，他带领着全中国的老百姓往幸福路上走，过好日子。长大了你好好念书，有了知识，学了本事，好好听毛主席的话，为国家为人民做事，做出成绩，当了英雄，当了模范，就可能去看毛主席的”。我沉思着，憧憬着，期待着，幼小的心灵里充满了美好的向望 ，思绪久久的在玫瑰般的梦想里驰骋，恨不能一下子长大。
我的父亲是行伍出身，又是异乡人，除了我的七爷、（四爷已去世）伯父，和后来到新疆的五爷一家外，再无亲戚。而且他们住得离我家都很远，互相照应不方便。土地改革时，我家分了三间房子，一百多亩土地，一头牛，一匹马，还有一些农具。当时要单独一家一户生产，还有好多困难；那时我妹妹已经出生，她是新中国的同龄人，取名“解放子”。全家六口人，能参加农业劳动的只有父母二人。人力物力都不适应当时的个体生产。尽管父亲身高力大，精明强干，母亲勤劳质朴，做事麻利，不甘人后，但毕竟人少力单，春种夏管、秋收都要和他人“骈工”、搭档。当时我的哥哥十二三岁，生来仪表堂堂，聪敏伶俐，心灵手巧，很有些潇洒倜傥，父母自然看好他，送他到县城去上学，假期回家，就下地参加力所能及的农业劳动，给父母做帮手；姐姐八九岁，就承担了部分家务劳动，打扫房子，照看我和妹妹，送茶、打猪草，喂猪，喂鸡，有时候还要做饭。村子不大，人家不多，但情况大低和我家相仿。人手充裕，家底子厚，生产没有困难的全村只有两一家人。他们是村里的“富裕中农”。
毛主席住在北京城里，但他时时想着天下的劳苦大众，他老人家知道农民的心思，了解我们的情况，理解我们的要求。解放了，人民当家做主了，但是国家是“一张白纸”，人民还很贫穷，还有许多困难，旧中国留下了一个烂摊子，要建设，还要继续革命。他看到延续几千年的个体农业生产形式，阻碍了生产力的快速发展，看到人们自发组织的互助组、变工队，等新生事物，就因势利导，号召人们组织起来，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 ，走向共同富裕的道路。据父亲说，一九五一年九月，党中央颁布了《关于农业合作化的决议》，内地一些地方开始搞试点，此后互助组、合作社如雨后春笋，如火如荼，澎薄发展，到五五年上半年，全国已基本上建成了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不久，家乡也开展了表业合作化运动，先是互助组，而后发展到初级社，当时党的这一政第受到了绝大多数农民的欢迎，人们都积极报名加入合作社，但也有消积的，甚至是有抵触情绪的，这些一般都是劳动力多，生产资料充裕的上中农家庭，但是随着发展，他们看到了集体的优越性，也就陆续入社了。初级社很快过度到了高级社，五八年，人民公社就成立了。那个火红的可代，新事物层出不穷，那时激情燃烧，岁月沸腾，后来父亲和乡亲们说到这些，无不津津乐道，豪情满怀，激动万分。
那时侯自然环意非常好，蓝天，白云，红太阳，山青水秀，人舒畅。大人们高兴，孩子们也十分快活。南湾是个小村子，总共只有七八户人家，十来个孩子，有陈大家的儿子陈吉善，王巨家的女儿住娃子，金花子，九女子，在小伙伴中九女子和我玩的最好，几乎是形影不离，可以用青梅竹马来形容，长大后若不是“阶级路线”，她就作了我的媳妇。
我们家是我和姐姐玉珍和妹妹解放子。姐姐遗传了父母的基因，白净的皮肤，窈窕的身材，大眼睛楞鼻梁，小嘴巴，厚嘴唇，黑幽幽的头发，是村子里的小美女，性格温柔，从小就富有爱心。她百般地呵护弟弟妹妹，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影响。妹妹比起姐姐来有过之而无不及，非常逗人喜欢，一致使全家人都不喊她的名字，而溺爱得叫她“尕蛋子”。
庄子里还有石门坎下面，大阪后头刘家的兄弟三个，分别叫跟娃子、全娃子、虎娃子。他家兄妹九人，五男四女。弟兄五人，走起路来腰身前倾，微低着头，由大到小，一字儿跟着，每天鱼贯而行，从下面到南湾，像一串小写的“f”。白天大一点的孩子都帮家里干活去了，到了傍晚，村子里就热闹了。一群玩耍的孩子，院子里就像开了锅，掀起了狂飙，刮起了旋风，唱起了大戏。一会儿在东院，一会儿在西院，一会儿在麦草垛，一会儿又冲上打麦场，一会儿，又消身匿迹，不见人影儿。我们有时候玩“藏道道家”，有时候玩“老鹰捉小鸡”，有时候玩“开满城”，有时候把人一分为二，玩打仗，喊着，叫着，跑着，闹着，一派生机，热闹极了。当然也免不了玩恼了哭的，吵的，骂的，偶尔也有动手打架的。但是不大一会儿，就又握手言和，重归于好了。大家都是平等的，没有高低贵贱，不分男女，不分大小，不分张王李赵，就像一家人似的。
夏天的傍晚，我们有时到宽阔平坦的打麦场上去玩，到麦草垛上去玩。冬天就去溜冰滑雪。有一次我们到麦草垛上去玩，学孙悟空腾云驾雾，大家从高高的麦草垛上往下跳，孩子中数我最“勇敢”，在大孩子陈吉善的鼓动诱导下，我助跑一番，猛地从三四米高的麦草垛顶上纵身跳下，用力过猛，跳出了“安全区”，重重的摔在硬地上，蜷作一团，在地上打转转，口里的气上不来气，下面屁放个不停，就像过年时放的转转炮一般，嗤嗤作响，伙伴们不知利害，以为我在故做滑稽逗乐，各个笑得前仰后合，片刻，我哇的一声哭起来，大家才猛醒过来，纷纷跑上前去，紧张的挫我，揉我、叫我，喊我，睁大眼睛望着我，盼我快点缓过来，不出危险，陈吉善吓坏了，他把我搂在怀里，哄我，求我暂时不要回家，央求我不要告诉父母，他说，“缓一缓就好了，不要怕，告诉了你爹，他要打断你的腿呢！我也要遭殃。”我答应了他的请求，所以父母一直不知道这事。还有一次我跟他去门前的大阪梁上放牛，他拿着一块碗大的石头，吓唬我，佯装打我，让我去替他挡牛，不料失手了，石头打在了我的头顶上，我顿时昏了过去，吓得他头上直冒冷汗，把我搂在怀里，胡乱地“捂治”着，叫喊着我的名字，直到我醒过来，他才舒了一口气，接着照旧是一番苦苦求告和嘱咐。我影约觉得，在玩耍时，陈吉善常使坏，在以后的玩耍中，我对他存了戒心，不再“唯命是从”，百依百顺了。
陈吉善，是陈大的独生爱子，是老俩口的掌上明珠，比我大三四岁，小学四年级辍学，一九五八年，全县在龙王庙修水库，他被介绍到水利指挥部去做通信员，世代务农的陈大俩口子因自己的儿子有了“工作”，成了“国家干部”而自豪不已。那料到，儿子和同伴骆天江去水库里游泳，不幸溺水身亡。夫妇俩人得知独生儿子溺水，痛苦万分，哭得死去活来，尤其是他的母亲，万念俱灰，几十年都未能从丧儿的阴影中走出来，多半辈子，变得半傻不寡，天长日久，周围的人对此事也麻木了，他俩生活得孤独宭迫，陈妈就像鲁迅小说中的祥林嫂。直到去世。
(四)
父亲的话在我幼小的心灵里扎下了根，从此以后我天天盼着长大，长大了可以上学，学了本领为人民去做事，做好了就可以当英雄，当了英雄就可以去北京见日夜思念的毛主席！1957年我们村里的孩子先后上了学。我的愿望终于实现了，我背上母亲用羊肚子手巾做的书包，跟着姐姐及村里的十多个孩子兴高采烈的，翻山越岭，到离家十多里远的平顶山小学读书。同伴中九女子总是形影不离地跟着我，手贅着我的书包带子，借力前行，两人愿打愿换，时间久了，心里竟萌动着说不清的一种情感。
学校是原来的一个旧庙宇，条件很差，起初只有一年级到四年级四个班，全校有四五个老师，一个校长。因为学生居住分散，所以学校实行半日制，每天早上11点钟开课，下午4点钟放学。老师们工作很认真，态度很温和，但是要求很严格。师生之间，同学之间都很讲礼貌，每天见老师第一面时，要行礼问好，同学放学回家，分手前要互相行礼，说“再见。”学生们上学很辛苦，有骑着驴的，也有骑着马的，但更多是步行的。上课时破旧的庙宇里发出朗朗的读声，课间休息，学校下面的草坪上，同学们玩耍、追逐嬉闹，一片生龙活虎的热闹局面。那时的小学生，课业负担不重，小学低年级只开语文和算术课，高年级加开了自然、地理、历史、农常等，家庭作业很少，最多半小时即可完成，考式也少，基本上是期中和期末两次。学习很轻松，那样的教育照样培养出了比我们还高级的建设人才，不象当今的学生，是天底下最忙的人！
我是怀着一个远大的理想去读书的，所以学习非常刻苦用功，加上年龄也要比一般同学大一两岁，所以，各方面都比较突出，起初被老师指定为班长，两周后正式当选了，之后从未间断一致当到高中，是名符其实的“老班长”，同时我的学习成绩十分突出，从未下过班级前三名。
一九五七年，毛主席发表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那篇光辉著作，农村也来了宣讲团，搞得轰轰烈烈的，到处都在宣讲。学校也安排了宣讲课，全校同学集合起来，在校园里给我们宣讲，主讲人操湖南口音，内容太深，小学一年级的娃娃根本听不懂，只听得左一个“矛,登”(矛盾)右一个“矛登”的，除此什么都没记下，但是会场纪律出奇地好，没有一个交头结耳、左顾右盼的。
五八年家乡的东风人民公社在红旗、鲜花和欢庆的锣鼓声中诞生了，我们南湾被冠名为“东风人民公社平顶山大队一生产队三组”，我的父亲被群众推选为生产现长，做了群众的当家人，荣获了“为人民股务”的机会，但父亲并没有欣然接受，他犹豫了，因为自己参加过旧军队，现在当队长合适吗？此时工作队的张文同志为父亲做工作说“党的政第是历史不由己，道路可选择，立功赎罪，立大功受奖”，张文的谈话使父亲放下了包袱，挑起了生产队长的担子。
人民公社的成立，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一次具有深刻意义的社会变革，她把千千万万个小家庭变成了一个大家庭，公共食堂诞生了，自家的烟洞里不昌烟了，除了住宿，其余都“统一”了。比如统一指挥、统一行动、同吃、同劳动……大人们可能各有心思，作为孩子，我们当时实在是太开心了。除了晚上回家睡觉，其余大人们在一起劳动，孩子们在一起玩要，真是热闹极了。公共食堂里的第一顿饭我至今还记忆忧新。当天吃的是羊肉面条子，几十号人共同吃饭，发出一阵呼噜呼噜的声音，真是一道风景！食堂发展、完善得很快，不久食堂的大饭厅里就摆满了整齐于净的桌椅，墙壁上贴着周饭谱，还有宣传画，窗明几净，非常宜人。我的母亲是三组食堂的炊事员之一，她们必须按照饭谱准备饭菜，每天都花样翻新，一周内饭菜不许重复。那时公共食堂的”火食真好，和过去自家的饭菜相比，就象天天过年似的。
“公共食堂”是名符其实的。那个“公共”不仅仅是我们三组社员共享的，而且是全县、全州全国人民共享的。当时的口号是“走州吃州，逢县吃县”，只要是中国人，都可以在食堂里点菜吃饭，而且吃完就走人，完全免费。当时我们三组的公共食堂是全州的典型，经常受到州上的表扬。
人民公社变小家为大家，除了自家的房产外，其余财产一并跟随主人入社归公了，除了小型的劳动工具如铁锨、镢头之类外，其余私人一无所有。人民公社结束了千百年以来的个体生产产动，改为系体劳动。
人民公社是个“小社会”她的构成丰富，应有尽有。人民公社诞生后，农村劳动力出现了新的分工，有负责耕畜饲养管理的饲养员，公共食堂里做饭的炊事员，托儿所、幼儿园的保育员，敬老院的工作人员，负责记工分的记工员等等。生产队里有专门外出搞副业的一班子人员，叫建筑队等，生产大队和公社有加工厂，托拉机修造厂，砖瓦厂等，还有专门经营牧业生产的直属牧业队。大队有小学、医务所；公社有信用社、中学、医说等，总之，社会上有的她基本都有。
人民公社实行三级所有制，以生产队为基础进行核算，社员实行男女同工同酬，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生产队的劳动按其性质，分成“包工”和“临工”。所谓“包工”就是定额记工分，不设上下限，劳动者干得多挣的工分就多。比如割麦子，定额为每亩四分工，割了三亩就得十二分工；零工就是不便定额管理的一类劳动，每天上线是十分，不许突破。根据个人的表现可以上下辐动，临工是要经过参加劳动的全体社员评定后才能生效。(未完待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