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之交

图1. 有木先生和作者摄于 Dalrymple hall， Glasgow, UK

上午十点整，有木先生敲响了我们房间的门。第一件事并不是拍照，而是交换彼此的全名和地址。他是很认真的，坚持要在一张纸上按中国人的一条谚语来表达我们之间的友谊。我们用汉字分别在两张纸写上这条谚语，并都签上了我们的名字，每人一张收好。从他留下的名字和地址，我才知道他的全名是有木宗一郎博士，家住日本东京下属的东村山市，三隅町x-xx-x号。然后，我们拍了几张照片献给未来的回忆。图1就是我们那天在Dalrymple Hall正门前的合照之一。

我遇到他真是个巧合。

那是四月的第一天，我们邀请小侯夫妇，还有老齐到我们家共进晚餐。我看到窗外一个东方绅士打着一把伞来回走动了好几次。凭我做舍监的直觉，我决定出去看看他是谁。

我来到英国格拉斯哥大学读博，第一年很艰苦，5000英镑一年的奖学金，交完半年的学费，每月只剩有不到三百英镑，交完房租后就所剩无几。我的导师布朗博士介绍我通过大学的申请拿到了ORS（海外研究生）奖学金以后，下半年学费就可少交九成，这样日子才开始好一些。为了早日让禾子来到英国要攒下一些钱，用来提供生活费证明，我开始在大学附近的一家中餐馆里打工，但这样也只能找租金低跟别人合租的房子住，因为租金是最大的开销。不久我在一次聚会时遇到了同样在读博的小侯，言谈之中得知他也来自大连，大学在朝阳读的。非常巧的是，他的妻子秋波和禾子是大学同学，而且跟禾子同样刚拿到来英国探亲的签证，不久她们俩都将来到格拉斯哥。

我们聊起了租不到价廉的好房子的苦衷，秋波和禾子她们来到后看到我们住这样寒碜地方的尴尬。我和小侯提起我的一位英国朋友James跟我说过大学有舍监的位置可以申请，若拿到后就能免掉房租，住进大学生的宿舍里。James曾建议我寻找一下这样的机会，因为舍监的位置很少，只有等某位现任舍监毕业离开后才能空出来。后来秋波比禾子晚到英国两周，我们两家在异国他乡成为往来频繁的好友同学。第二年秋季入学前，我终于碰到了一个舍监的机会，在James的一位朋友的推荐下，申请得到了这个位置，在Dalrymple Hall做助理舍监。小侯也在不久之后在另一比较远的宿舍里开始做助理舍监，这下子我们的生活开始宽裕一些了。

那天我们几个高兴，请来我们结识的另一位好友老齐，在我家聚餐聊天。老齐是来格拉斯哥大学学医的，祖上是东北的旗人，也跟我们算是老乡。我叫小侯夫妇和老齐等我一下，让我出去问问这位东方人是不是来要住在Dalrymple Hall的客人。我打开17-19号大门（Dalrymple Hall有正门在22号，Belhaven Terrace W.）把他让进门来，问他需要什么帮助。他问我怎么才能进入餐厅? 我告诉他说餐厅已关门了，他刚看到的是我的家。他觉得很不好意思，告诉我这是他刚住进Dalrymple Hall的第一天，什么都不知道。话说回来，我当时刚上任不久，对Dalrymple Hall的经营也不是十分了解。后来才知道，Dalrymple Hall除了是大学生的宿舍外，平时有几间房间给来短期访问的学者住。而到了假期，学生都放假回家了，Dalrymple Hall就对外开放，就像一个B&B（提供早餐的旅店），而且提供餐饮。

图2. 位于大西路旁Belhaven Terrace的Dalrymple Hall，正门在22号。

他重复说了好多次对不起，开始准备离开。

他几乎要走出大门了，突然回过头来上下打量我。我看他是个东方人, 有可能是一位从韩国或是日本来的教授，也有可能是来自香港或台湾的学者, 就主动先问他:“Which country are you from ( 你是从哪个国家来的)?”

“I am from Japan(我是从日本来的)。 Where are you from(你是哪来的)?” 他看样子是抱着同样的希望来问我.

“I am from China （我来自中国）.” 我马上回答他。

“Which part of China（中国的什么地方）?” 他马上接着问。

“Mainland China（中国大陆）.” 我被问过多次这样的问题，这样的回答经常就是直接区别问者可能期望的答案。

“Which part of China?” 他还问同样的问题。我这下意识到他确实想知道我来自中国的哪一区域。

“Northeast of China（中国东北）.” 我回答道。

“Which city（哪座城市）？” 他还接着问。

“大连。” 我看着他回答道。

“大连？” 他准确重复着我的发音来确认我说的是大连。

“是大连。”我知道很多日本人知道大连。

记得在刚进住Dalrymple Hall 后不久，我一次在过道里遇到一位东方面孔的亚裔人，和他的白人女朋友在一起。一交谈方知他来自日本，而且得知我来自大连后便向他旁边的南非女友介绍说：日本曾征服过这个地方。我当时听到他这么介绍大连很生气，心想日本最后战败了你怎么不说给她听听。

而面前这位学者样子的日本人也对我来自大连特别感兴趣：“Me born in Dalian (我出生在大连).” 他用蹩脚的英语对我说。我以为他想问我是否出生在大连而说错了，我就说：“I was born in Dalian.”

“You?”他确认道,“I was born in Dalian.”，这次他用手指向他自己。“Were you really born in Dalian?” 我要确认他说的是他自己。

“Yes!” 他非常肯定的答道。

我这下子才意识到面前的这位日本学者一定是当年占领大连的一位日本殖民者的后代。可转念一想，他为什么一再追问我来自中国具体到哪座城市，原来他在中国出生，和我一样生长在大连，那他是我的大连老乡啊。他一定也是意识到远在英国的旮旯思哥，竟然遇到一位大连人。当时在Dalrymple Hall除了一位来自马来西亚的华人学生Ooi和一位来自新加坡的华人学生Arthur，很少能看到东方人。

“那您会中文吗？” 我马上问。

“All forgot(全忘了)。” 他回答说，并摆了摆手，但他似乎听懂了我的中文问话。

“那您跟我来，到我住的房间来看看。。。” 我马上请他到我住的房间来，我的几位朋友还在那里等着我回来聚餐，我正好可以介绍这位来自日本的大连老乡给他们。

“Thank you. Next time（谢谢，下次吧）.” 他婉转地谢绝我说。“Tomorrow （明天）。” 他接着说。

“OK，let me take you down to the dining hall where we usually have dinner（那我带您下楼，告诉您我们通常用餐的食堂在哪里）。”我说。

“Thank you. I can know it from the introduction（不用了，我从这里的介绍可以知道餐厅在哪里）.” 他再次谢绝了我，并接着说，“we can meet at the dining hall tomorrow（我们明天就在餐厅相会吧）.” 我答应了，心里却有着莫名其妙的念头。这位在大连出生的日本人，是否是在缓冲一下他乡遇老乡的兴奋，准备一下如何面对一位生长在大连的中国人？

日本在1895年甲午海战打败大清帝国的北洋水师以后，迫使满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1】。其中的条款中除了割让澎湖台湾以外，还有割让辽东半岛的旅顺大连给日本。而俄罗斯就觉得辽东半岛应是俄国的势力范围，怎么能让日本占领。随即俄国联合另外两个西方列强，以保护大清国的利益为名，来了个“三国干涉还辽”强逼手段，要清政府多加些给日本的战争赔款，迫使日本让出了辽东半岛。俄国以此为由，在旅顺建立了军港，为其远东舰队轻而易举地得到了一个天然的深水不冻港。
日本帝国怎甘心吐出咬下的肥肉，但其海军当时若与俄罗斯帝国海军抗衡，还远不匹配。日本就用从清政府得到的《马关条约》的赔款两亿三千万两银子，加上在国内发放债卷，几年之内发展了一支能与俄国远东舰队匹敌的海军，1904年在旅顺和辽东半岛其他地域打败了俄国远东舰队和驻屯军，后来又在对马海峡大败了远道赶来增援，但姗姗来迟的俄罗斯波罗的海舰队。日本随即占领了旅大地区，用武力实现了《马关条约》中割让辽东半岛的条款，在此建立了属于日本的关东州，大连也就在1905年开始了长达40年的日本统治。不同于大连的是，东北其它地区于1931年后被日本占领并建立了伪满州国，直到苏军进入东北打败日本二战结束。想一想在这四十年里，日本从本土殖民到旅顺大连就像在日本本土内的一块地方一样，不是当侨民的，而是来认真建设这一地区的。大连的自由港地位和工业基础，主要是日本人在这段时期建立起来的。二战结束后苏军并没有像东北其它地区一样，把旅顺大连交还给中国，因为旅顺军港的地理位置，俄罗斯与日本血战争夺这个风水宝地的历史，和当时的国际形势和战略需要。苏联人在大连修建了几座纪念塔，也想把旅大当作自己的一个基地来建设。中苏之间通过艰苦的谈判，直到斯大林过世后旅顺大连终于回到祖国的怀抱，1955年苏军才撤走（注2）。后来Dalrymple Hall住进了一位来自圣彼得堡的数学教授，我曾跟他聊起了大连的斯大林广场，从他那里得知很多俄罗斯人已经不削一顾斯大林（他说在俄罗斯早已经没有以斯大林命名的东西了），但有些老辈的俄罗斯人还知道大连。

第二天，有木先生来到餐厅吃饭，我看到他独自一人在一餐桌那儿，我也就移到那个餐桌，跟他攀谈起来。但很快我们就觉得必须到我家里攀谈更方便一些，因为我听不懂日语（遗憾的是我在大连时只学了三个月的日语，到了用时才知道学的这点日语实在是少的可怜），他汉语忘光了，我讲的英语他很多都听不懂，他说的英语我经常得猜，我们的交流实在是很困难。饭后他来到我家，我准备了一张白纸和铅笔，用来写汉字交流，因为日本人是认识并且会写汉字的，只是读汉字的音完全不同。比方说，有木的日语发音是Ariki，好像跟汉语发音毫不相干。

记得我首先写下这样的问题：“您是何时离开大连的？”

他的回答写道：“十七岁，是1946年。（注2）”

我当时就想到：十七岁，应该快要中学毕业了，也就是说这位日本人的青少年都是在大连度过的。而1946年对他来说一定是刻骨铭心。

“那您的父母为什么来到大连？”我又写道。

“我父亲是造船工程师。”他回答写道。“他是来到大连造船厂工作的。”

他的这个回答，让我忽然改变了对这位日本人的看法。我原以为那个时候来到大连的日本人不是军人就是统治者，工头，至少是欺压中国人的殖民者。而这位日本人的父亲是位造船工程师，这不仅是因为我对工程技术人员的敬佩，也是觉得日本侵略中国，占领大连，不是他们这样的工程技术人员的罪过。相反地，他们给大连带来了科技力量，为大连的繁荣作出过贡献。

“我的一位导师，就是大连造船厂的工程师。”我马上写道，因为著名的爆炸大王陈火金，就是大连造船厂的高级工程师，是和张凯教授一起合作指导我的研究生导师，我跟他学的是爆炸焊接制作造船的复合金属板材，和爆炸成形制造大型船壳曲面。不过我具体的研究专业我并没有写给他看。

图3. 我在大连时的两位硕士研究生导师：陈火金高工（左）和张凯教授（右）。

“那他是大连人吗？”他写道，开始问我了。

“不是，他是南方来的。”我写道，因为我记得陈工老家好像是无锡，至少他口音是南方的。

“你父母是大连人吗？”他又接着写道。

“也不是，我父母来自上海。”我写道。“他们是来大连上大学，毕业后留在大连的。”

有木先生这时说出了一串日语，至少他喃喃地说了些什么，我没听清，也听不懂，就直接用英语说：“Pardon?”

禾子这时端上清淡的热茶，给了我们一人一杯。

“谢谢。”这时有木先生说了一句汉语。

“You can speak some Chinese!”我这时说道。

“Only this little, thank you.”有木先生苦笑了一下。

“Have you come back to Dalian since you left there（那您回过大连吗？）?”我又开始用英语发问了。

“No. not yet.”他说。

“If you could pay a return visit back to Dalian, you must have remembered more Chinese (您要是回大连看看，一定能回想起很多汉语)!”我说道。

图4 作者和有木先生（左）。

有木先生这时又说了一串日语，很感慨的样子。我听不懂，就指了指那张纸，示意他写下来。

我看着他写了不少，大概意思是：生长在大连，离开这么长时间，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很想回大连看看，看看那里现在是什么样子…

…作为一位研究经济的，我又何尝不想到大连和中国东北了解一下…。

“您是研究是什么经济？”我看了后马上写了问。

“我专门研究东北亚经济。”他写道。

“那您为何到格拉斯哥来研究东北亚的经济呢？”我写道。

图5. 格拉斯哥大学五百年纪念门上铸有二十八位名人，亚当.斯密是其中之一。

“无论是在日本，还是在中国，研究东北亚经济的资料都很有限…，这里有很多有关各国经济方面的资料和研究论文，因此我来这里看看…”他的回答让我想起了不久前从大同工学院来到这里的一位台湾学者，说是来到亚当.斯密的故乡，做经济研究。当时我们跟这位学者还聊了不少，这位台湾学者是第一次和我们大陆人交谈，我们都感觉两岸对彼此有不少误解。

格拉斯哥大学是一座历史悠久的著名学府，出了很多名人，他们的名字都铸在大学五百年纪念门(Quincentenary Memorial Gates)之上。亚当.斯密就是其中的一位，他写的那本《国富论》使他成为对世界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之一，也是这所大学能吸引全世界各地的经济学者来此学习取经的重要原因。图5就是格拉斯哥大学纪念门上亚当.斯密的名字。

那五百年（1451-1951）纪念门上共铸有二十八位格拉斯哥大学历史上出现的名人名字，包括家喻户晓的瓦特，就是在我所在的机械系于十六世纪中期发明了蒸汽机；外科手术消毒技术的发明者和推广者，现代外科学之父李斯特男爵；著名物理学家，绝对温度发明者开尔文男爵，Kelvin就是这里的著名地标。1993年我的大儿子在这里出生，我们就给他取名为Kelvin。

我们的话题旋即转到经典经济理论，和现代东、西方经济的演化，早期经济学家和科学家们对世界的影响等等，渐渐地那张纸越写越满，话题也越来越远离大连……

实际上，我们之间有好多可以交流的，也很有共同关心的事情。只是这语言障碍，让我们感到很吃力，需要更多的时间。

从那天交流以后，有木先生来过我们的房间很多次，我们也在吃饭的时间经常坐在一张饭桌上吃饭，一会儿英语，一会儿汉语，一会儿日语，指指划划，聊的天南海北，虽然很多情况下是靠心领神会，也有说不明白听不懂的情况，我们就上我房间去，拿出纸笔写清楚。记得我以瓦特发明蒸汽机为例，认为是科技发展改变世界。而有木先生认为经济发展综合国力才是科技发展的必要条件。

“...您看要不是瓦特发明了蒸汽机，英国才开始了机器制造和大航海时代。当年清政府和日本不都是从英国购买战舰，装备自己的海军吗？”我把第一次工业革命促成的大英帝国的强盛，归功于在格拉斯哥的发明家瓦特。

“...若没有国体的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强烈需求，没有对科学家的尊重和对发明的丰厚回报系统，就不会造就出像瓦特这样的早期的科学家...”这是他的观点。

“从一个人的作用来看，最可能改变世界的是靠搞科技...”我看重每位科学家的力量。

“苏联就不乏有世界上一流的科学家，科技实力可以跟美国抗衡，但经济实力远不如日本...。而且从个人的贡献来看，现代的科技发展离不开有能力的管理者，领导者，他们都是由会用人的个人组成的...”他对苏联的经济了解挺多，也对其逐渐解体给出了很有说服力的解释。

对中国的经济，他则非常看好，尤其是中国的汽车业。他对日本企业的管理层，有些看法，觉得日本企业应该多向欧美企业的管理层学习……。

他在Dalrymple Hall住了一个多月。记得他到临走前还要我记住他的两个预言，要我等二十年以后看是否能验证：

  1. 中国的汽车制造，尤其是长春汽车厂将会超过丰田汽车制造厂

  2. 日本企业将会出现西方人做管理，尤其是爱尔兰人

没想到一晃就是三十年过去了，现在来看他当年的这两个预言，还真是八九不离十。当然我对长春汽车制造厂了解甚少，但中国的汽车产业，确实有了长足的发展，总产量已经远超日本，成为世界第一汽车制造和销量大国。但长汽好像还没有超过丰田，上汽可能已经超过了。话说回来，丰田在出口和海外产量仍是独占鳌头，并且领跑电动汽车和氢气燃料汽车的开发研制和商业化量产。

日本企业请西洋人做管理，在这三十年间确实有。有多少不清楚，但在海外的日本企业，尤其是在美国的丰田，本田，日产等，管理层就是当地化的。在日本的日产和三菱汽车公司，请来了黎巴嫩籍法国人，雷诺公司的总裁卡洛斯·戈恩来经营。戈恩上任后大幅缩减成本，拯救了处于破产边缘的日产汽车。仅仅两年时间，戈恩将日产汽车扭亏为盈，成为当时汽车界的一个“传奇”，一人担任三家汽车公司的总执行官更是前所未有。这让我想起了战国时代一人掌管六国相印的苏秦。

看来有木先生的先见之明虽略有偏差，但把握住了时代的大趋势。我有幸能认识这样一位出生在大连的日本学者而感到欣慰。

那天有木先生要离开之前，坚持要在留作纪念的纸上写下一条中国谚语。这时禾子端来热茶，给我们一人一杯。

“君子之交淡如水”有木先生在纸上写下这条中国的谚语，我欣然同意。

备注：

1）图片来自谷歌地图。那幢楼是由著名建筑师James Thomson（1835-1905）设计，于1870年用金发砂岩建成，美观坚固。后来被格拉斯哥大学买下其中的17-19号和22-26号，并以格拉斯哥大学毕业的著名法学家James Dalrymple（1619-1695）命名，1965年开始开放给学生做宿舍楼。我们住在17-19号门进去的一层楼的一间大间，内分上下两层，卧室在上层。

2）苏军于1946年底开始遣返滞留在大连的25万日本人【2，3】。

3）自2018年11月起，戈恩就受到东京地方检察厅和法院的起诉，说他低报自身薪资，并挪用公款进行私人投资，涉嫌违反金融商品取引法将他逮捕。三菱和日产分别在2018年和2019年决定解除其董事长职务。最有趣的是，2019年12月30日，戈恩在日本法院的出境禁令下弃保，在他在日本软禁的住所里秘密筹划，上演了一场惊天的潜逃，神秘地离开日本并最终抵达黎巴嫩。日本于2020年初要求国际刑警组织对戈恩及其筹划协助者发出红色通缉令。目前除戈恩本人外，几位协助者都被捕并被判刑，主要的两位协逃者，前绿扁帽部队队员麦克·泰勒（Michael Taylor）与其27岁儿子彼德·泰勒（Peter Taylor）被引渡到日本【4】。

现实中个人野心的恶性膨胀，也许是任何人都始料未及的。

参考：

【1】https://baike.baidu.com/item/马关条约/958565

【2】https://zh.wikipedia.org/wiki/苏军驻旅大部队

【3】https://history.army.mil/books/wwii/MacArthur%20Reports/MacArthur%20V1%20Sup/ch6.htm

【4】https://zh.wikipedia.org/wiki/卡洛斯·戈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