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理旧物:乡居日志，羊年的冬天
羊年的初冬，我再次灰溜溜地溜回了老家。
第几次这样逃回故乡了？已经无法屈指数清楚，准确说，已经懒得去数了。这些年来，无数次这样在故乡异乡之间漂泊，尽管在家乡更少挣钱的机会，尽管我越来越清晰地发现，乡亲们的目光随着游子一次次的回乡越来越变得冷漠，但是，当游子在外混得不舒服，首先想到的就是故乡的老旧小窝。
故乡或称家乡（它们在不同的心境中有着不同的意味）就是这样，它有时候就像那种路人目光的卡夫丁峡谷，让在外落魄的游子回归时有一种最耻辱的刺痛感。然而，一旦硬着头皮穿越了峡谷，逃回自己的生之窝巢，他就会很快找到某种安慰，找到某种自信。在家乡呆上一阵子，很快又会因生活所迫，不得不再次逃离家乡，挤进城市。这时，游子的身上已经有了新生的勇气。
在外生活无以为继时候的逃回家乡是一种怯懦吗？呵呵，无论你能够找到多少理由，那的确就是一种无奈，就是一种逃避。不过，我也经常用一些大人物年轻时候的经历安慰自己。想当年，他们也是像我这样，在外边讨不到生活，几次返回故里。想起这些，我的惶惑和羞愧感多少会减轻一些，有时候甚至会豪气干云，“天将降大任于斯人”那样的落难英雄遁词当然也就会油然在耳边响起。啊！我不是被都市吓破胆的胆小鬼、乡下小子，这些经历不过是英雄的生命必然。
每天，我都要慢悠悠地巡视一遍西屋、南屋和我居住的堂屋的各个房间。这些老宅全都是1980年代建造的，即便在乡村，也早已经成为过去时代少有的遗留。我吃惊地发现，这个家竟然那么富裕。我在二十几岁时用过的锅碗瓢勺、杯杯盏盏、盆盆罐罐，有的堆在厨房角落，有的被丢弃在墙根屋脚，好好地擦洗一番，不行的话就在大铁锅里煮一煮，它们还是可以用的。说不定它们身上还带着种种有益菌呢！就像时下风靡的普洱茶砖、黑茶砖。我大概合计了一下，这些旧物足够我的儿女辈们使用半辈子，如果他们不嫌弃先人们的这些遗物和家庭旧物。
我不想把这种癖好标榜成对传统的尊重，更不会在捧着它们吃饭的时候想象着是在吞咽传统文化。哈哈！传统和旧物是两码事儿，我只是有一种恋旧癖，我只是有点儿吝啬，想说得好听点儿，就叫节俭吧。经过这些年的折腾，我发现自己是一个极其珍惜物命的人。
那张我小时候趴着吃饭、趴着做作业的小低桌儿，是父亲亲手制作的，还上了一层油亮的、暗红的漆。四十年过去了，油漆反倒越来越喜人。尽管有点破旧，油漆也斑斑驳驳，但仅仅看上去它就还挺扎实。用手推一推，牢牢稳稳的，似乎没有一个榫卯开裂松动。年轻时候的父亲在工厂做工，业余喜欢制作家具啥的。父亲其实不是一个能工巧匠，他制作的家具和其它物什大多比较呆板，有些笨重，就像他的为人处事风格，从年轻时候起，儿子就对此耿耿于怀，恐怕这种不识时务、不会变通的性格遗传熏染。此刻，仔细打量这张小木桌，简单的木纹、简洁的线条，全身不见一个铁钉。尤其回忆起来了，当年，制作这张低桌时，父亲刚刚学习木匠手艺，是跟着厂里一名老保管学的。父亲无法靠经验打制桌子，靠的是尺子、圆规等。如今审视，它的各部分比例竟然如此协调。突然很敬佩父亲，老人家是一个天才的木匠，是一名有科学精神的工匠啊！
不知道啥时候被丢弃在潮湿墙脚的那个小瓦罐，我更要把它好好擦洗一下。它不必用水煮就可以盛放食物。它的表层烧着一层釉质，污物浸渍不进去。可别小看这个淡紫色的小瓦罐，在它的小肚子里，盛着无数的童年往事。小时候，姥姥和母亲用它盛散装的红糖和白糖，藏在严严实实的地方，以防馋嘴小贼偷吃。但我总能找到它，看看周围没人，赶紧从里边捏出一点糖，塞进嘴里。
儿时的糖怎么那么甜？一下子就从舌尖甜到了心窝。有一种比一般红糖颜色淡一些的糖，叫古巴糖。小时候不知道啥意思，古巴这个词听上去怪怪的。即便现在也只是猜想着，可能是从古巴进口的吧。
有一阵子，生产大队设在郭固坡里的专业队种植一种甜高粱，用甜高粱制糖。郭固集的村民们当年就尝试着开辟各种副业，打制木耧、生产豆腐，还有制糖等等，只是似乎从来没有怎么成功过。那种土法制出来的糖块儿竟然还送到供销社门市销售，黑糊糊的，尤其很容易就化了，粘得糖纸都揭不下来。特别是味道，倒是挺甜，只是有一股苦味，还有一种农家煮红薯时候锅底浓缩沉淀物的糊味。
此刻，我十分留恋那种苦苦的焦糊的味道……
在墙脚蹲下身，仔细打量这只小瓦罐。实在让人惊奇，四十多年过去了，它通身竟然不见一个缺口和裂纹，带着一种沧桑。盯着它，突然吃惊地发现，罐口处是有三个鼻子的，也不见一丝裂痕。好像第一次注意到这种鼻子。它们是捏上去的吗？怎么捏上去的呢？或者是与罐体一体的？弯腰凑近看，可惜，它们表层同样涂了一层釉质，看不出工匠的手印指纹。放佛看到，在郭固坡土窑前的工地上，工匠们在灿烂的阳关下安静地旋转着泥罐，在制造鼻子的时候，他们更加专心致志，一丝不苟。这可是细发活儿，弄不好的话，串上绳儿承重时候会掉下来的。
目不转睛地盯着瓦罐，盯着罐口一圈三个鼻子。它们大小一致，样式一致。心中几乎要感动了！多么了不起的杰作！多么了不起的匠人们！人类因为这样一个瓦罐而脱离了动物界，获得了“人”这样一个令人迷醉的称号。
姥姥和母亲在瓦罐的三个鼻子上串了细绳，把它挂在从房梁上垂下来的木拐角上。小时候，望着高高地挂着的瓦罐，想象着瓦罐中的红糖白糖，兴许还有更好吃的糕点，总是觉得姥姥和母亲把它高高挂起是为了防备我这个小贼。现在回忆起来，先人们这样做主要是为了防备老鼠，也防备猫，还防潮。
瓦罐就这样在我家厨屋的房梁上吊着，吊了多少辈，吊了多少世代？先民们的日常生活就这样被吊挂着，一晃就是千年，哦，何止千年，当先民开始营穴而居，它就这样吊挂着，让一代代馋嘴的儿童，让一代代的猫鼠们望罐兴叹。
我不止觉得有趣，凝视着这只如今缩在墙角的瓦罐，焦躁的灵魂会变得安宁的，我听到了先人的鼾声，听到了先人的叹息，听到了时光静静流淌的安静……
整理敞篷的时候，意外地找到了一条布袋，细长的、帆布做的农家老式布袋。更让我意外的是，它竟然还没有严重破损，只是有点脏。我想，洗一下，它们就会变得干干净净。
布袋的历史很悠久，人类通过布袋收藏和携带。布袋和陶土器皿一样，是人类文明发端时的产物。在古代，不同地区布袋有各种不同的说法，像橐了、囊了啥的，样式不一，用途一致。我家这种细身布袋几乎就是华北平原的文化特征的反映，与山陕高原的布袋、与齐鲁地区的布袋都不同。想一想真是恍如隔世，这种布袋从远古先民时期也许就是这个样子，它们走过了极其漫长的岁月！
我家这条口袋的历史一点也不悠久，我对它的最后一次记忆，是抱着满满一袋小麦或者玉米，把它搬上架子车。那是二十来岁的时候。从那时开始，尽管我家还在种地打粮，它突然好好地就不见了。取代它的，是袋口宽敞、短粗的麻袋；然后，就连麻袋也少见了，我的老家、所有地方的农家，都用化肥编织袋盛粮食。化肥编织袋不用花钱买，化肥撒到地里，空袋子装粮食，既轻便，装得也多。后来，我在全国各地流窜，遇到的农民工们几乎清一色使用这种化肥编织袋装行李，它们已经成农民工的象征，在北京、上海、武汉的市内公交车上，它们是那样的显眼，让人一眼就能看到一边站着的农民工。说实话，农民工身上的衣服往往没有化肥编织袋鲜艳。
我一点也不喜欢这种轻便实用的编织袋，尽管也曾经用过好多次。我讨厌它们，并非因为虚荣，我喜欢布袋，喜欢棉布、帆布做的袋子，不管是用来装粮食，还是用来装衣物被褥。我被一些似乎是尊重传统文化的流俗观念影响，一直觉得化肥编织袋是现代工业文明的副产品，尽管它们很实用，尽管它们成了农家最主要的包装物。
有一个设想，等有了钱，就把家中的几间老屋翻拆一下，主体不动，只是往上长一长，好好粉一下室内，然后，把依然能使用的旧物，比如锅碗瓢勺、盆盆罐罐放在厨屋里，把不能继续使用或者用不着的旧物，比如那条破口袋，那些荆条篮子，那些破簸箕摆放在敞篷里，但不是随意塞在或者堆积在哪个角落，而是规规矩矩地摆放着。到了晚年，每天看它们几眼，不过瘾的话，就在它们中间待上几个钟头。我想，有它们作伴，肯定不会患上老年痴呆症，我会时时头脑清晰。
我在父母居住的西屋找到了一个暗红色油漆的食盒，顿时，一股喜庆气息迎面扑来。它的结构很简单，不过就是两扇正方形的盒子扣在一起。这么简单的食盒，乡村里也并非家家都有的，少年时期，每逢街坊邻居有红白喜事，乡亲们就会到我家借走食盒。送还时候，一定会馈赠给我们一点礼物，乡亲们称之为“压礼物”。过去，大多是一两个慢头夹肉，到了后来，换成了糕点，乡村粗制滥造的廉价糕点。乡亲们觉得糕点比馒头夹肉更拿得出手，我却怀念那种少年时期不喜欢的馒头夹肉。
每次邻居归还时刻，总是少年的快乐时刻。在当年的贫乏物质条件下，小小的食盒能够大大地满足少年馋鬼。
此刻，嘴巴中洋溢着口水，甜蜜满足的口水。
至今还在承担着烧火做饭任务的那只风箱不是陈年旧物，好像是二十几年前新作的。二十几年的历史，在今天这个瞬间成为垃圾的电子化时代，也算漫长吧！这只辛勤的风箱呼嗒呼嗒二十几年，它有节奏的呼吸声、红彤彤的灶膛，是儿时和少年时期最温馨的安慰。
还有那架纺花车，制作不够精细，这会儿被丢弃在敞篷角落，灰头土脸的。然而，它咿咿呀呀、哼哼吱吱的声音，和风箱的呼吸声一样，都是乡村少年记忆中不可缺少的温馨元素。
本来摆放在堂屋的几件老式橱柜如今也被放置在敞篷里。它们可是我家的传家宝，儿时的记忆中，它们就这么古老，甚至透着某种不友好的古老。真的 ，这几款带桌裙的家伙什，一直让少年人感到不舒适。为什么呢？也许，对于新生代，古旧本身就是一种压抑、威慑。所以，尽管它们是我家最古老的旧物，我却一直无法喜欢它们。
此刻，打量着这些忠实的老物件，吃惊于它们身上暗黑色的油漆，斑斑驳驳，开裂成有规则的纹路，就像那种特意制作叫什么来着的古瓷。当年就是这样的工艺？还是岁月镌刻下的印记？无论如何，我要把这几件老家具收藏起来，它们可是无价之宝呢！
遗憾的是，直到十几年前我还看到在墙角放着的那只陶瓮不见了。那不是一件值钱的东西，在普通瓷瓮中也是工匠的败笔，它的肩部陷下去一块，也就是说，它是一件残品。隐约记得，好像姥爷说过，这只瓮是别人送给我家的，或者是打折买来的。不过，我很喜欢它的造型。陶器的历史就是人类早期文明史，它们陪伴着先民们一路走来。先民们质朴的设计源自人类灵魂，因此 诸如陶器啊、瓷器啊等远古时代的器皿总是让人赏心悦目，远比人类宗教时期的圣物更美观，更温暖人心，宗教圣物是抑制人性的法器，它们以带给人们恐惧的方式和价值存在着，实用器皿并非为了艺术而制造，但它们本身就是先民们天性的表现，所以，它们带给后世子孙的，永远是温馨。就说这只陶瓮吧，它的肚子很大，底部渐小，瓮口更小，我的一只拳头都无法轻松自由地进出。它的模样让任何人都应该能够联想到身怀六甲的女性。事实上，它最初的设计制作者正是按照自家怀孕怀女人的身形制作的，那种身形充满着希望。
好像从未见到它里边盛过什么东西。我想着，假如它还健在，我会用它酿醋，或者酿酒。今年，果园和院子里的几棵柿子树全都硕果累累 。我只能把吃不完的柿子盛在广口大水缸中发酵，大大的瓮口很难扎紧，不利于发酵。如果盛在那个狭口陶瓮里边，盖上一只破瓷碗就严严实实。用它腌制咸鸡蛋咸鸭蛋会更合适。
其实，这种陶瓷的器皿大多是用来盛粮食的，既防潮，又防鼠。但我觉得它最适宜用来酿造。一个封闭的空间，想想看吧，酿制出来的醋或者酒该有多甘冽醇厚吧！有些人也许正是看着我家那只遗失的瓷瓮才把中国传统文化臭骂成酱缸文化。见鬼去吧！他们不知道啥叫发酵！静静地发酵是精华生成的唯一工艺。去喝那种打个饱嗝就无影无踪的可口可乐吧！那只是小孩子的零食。
这些旧物在今天已经派不上多大用场了，现代科技的产品比它们实用得多，甚至不可同日而语。它们也并非有多大价值的古物，只是寻常百姓家的寻常日用品。然而，我却不会抛弃它们。没有了这些记忆的载体，我想，即便记忆力最出众的人，也会把历史忘却的。人类当然要一直往前走，不停地朝着某个新鲜的地方行走或狂奔。然而，回头看的时候，空空荡荡，不也太寂寞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