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外传（32）

“长沙巨——屏，得贤——为重。”

朱熹接到朝廷派他出任荆湖南路安抚使的圣旨，反复念叨着圣旨上的这两句话。心想：这分明说长沙是个要地，派我朱某去，是因为我深通圣贤之道。可见，皇上对我是多么器重呀！

过了几天，有个门徒跑来告诉朱熹，湖南各州的瑶人，峒人和汉人联成一气造反了。他一听，十分恼火，死劲在书桌上拍了一下：“马上去长沙赴任，使出我朱某人的手段，定叫那些顽民束手就范。”

次日清晨，朱嘉就心急火燎地匆匆忙忙向湖南赶去。

湖南是南宋王朝极感头痛的地方，自从建炎年间爆发钟相、杨么起义后，农民起义的烽火就连绵不断，而且逐新扩展到各少数民族地区。

朱熹前往赴任的整个荆湖南路，北起大江，南到五岭，那时差不多都是瑶、峒、汉等各族人民杂居的地区，他们在实际斗争中结成了深厚的友谊。他们把大片大片的荒地开成良田，但自己却享受不到劳动的果实。汉族豪绅官吏和少数民族的酋长们互相勾结，巧取豪夺，把这些开垦好的良田据为己有，强迫各族人民缴纳高额地租；加上南宋王朝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以及对盐、茶等人民必需品实行垄断，贱买贵卖，逼得各族劳动人民无法生活下去。为了反抗共同的敌人，各民族齐心协力，组成了许多支联合起义队伍。

孝宗即位的第三年，这里爆发的以峒族李金为首的峒、瑶、汉等族农民起义，就是继钟相、杨么之后，湖南规模最大的一次起义。义军到处攻州县，打地主，分粮食，深得各族劳动人民的拥护。镇压这次起义的剑子手，就是朱熹的干兄弟刘珙。朱熹的道学密友张栻，就是刘珙镇压这次起义的狗头军师。刘珙，张栻每次对朱熹提到这件事，总是谈虎色变。

此时，刘，张虽已死了，但朱熹对这件事却记亿优新。

如今，朱熹又与刘、张一样，要到湖南去镇压各族农民起义。他在往长沙的路上，一直在琢磨：对待农民造反，单靠武力镇压是不行的，我朱某一定要用宽猛相济、剿抚并用的办法。

这次以瑶族为主力的起义队伍，有的从湖北境内向南扩展，有的从湖南的西南各州向北进攻，长沙城内一片惊慌，达官豪富纷纷准备逃走。

朱熹一到长沙，看到这种混乱局面，内心十分焦急，感到有些辣手。但自己被朝廷视为“大贤”，而今又独当一面，总得要临大事而不乱。

他花了几天时间东查西访，然后在府衙大厅里，召集各州、县前来“告急”的官员商定对策。

大厅上，朱熹摆出“圣贤”的派头，训诚他的部下：

“就是因为诸位平日没有用‘存天理，灭人欲’的道理去教化百姓，所以小民为‘人欲’所缚，才干出那些败坏三纲五常的事来。”

“要做到‘存天理、灭人欲”，就要大讲中庸之道。中庸者，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之谓也。小民懂得了这个道理，就会安分守己，不会犯上作乱。”

说到这里，朱熹似乎想到了什么，突然提高嗓门，发出一道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