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中的物事20,算盘
算盘是中国的“国粹”,古代中国的一项重要发明,迄今已有2600多年的历史了,在轰轰烈烈科技大爆发的今天,它终是走入了尘封的历史。如果问起现在的年轻人,大概很多人早已不知算盘为何物了。
算盘其形长方,周为木框贯直柱,俗称“档”。一般从九档至十五档,档中横以梁,梁上两珠,每珠作数五,梁下五珠,每珠作数一,运算时定位后拨珠计算,可以做加减乘除等算法。
“七子之家隔两行,十全归一道沧桑。五湖四海盘中算,三教九流珠上忙。柴米油盐小黎庶,江山社稷大朝堂。”说的就是算盘。
曾经,算盘是那个时候世界上广为使用的最为先进的计算工具。它制作简单,价格便宜,口诀便于记忆,运算方便,不仅在中国被普遍使用,并且流传到了日本、朝鲜、美国和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
想当年,不论任何单位的会计,办公桌上必定有一把算盘端端正正地放着,它不仅是办公桌上的标配,更是一种身份的象征。在众人眼里,会打算盘的人,一定就是文化人。
我的第一把算盘是读小学三年级的时候买的,那是1972年,我家下放在随县三里岗尚店火石冲。
七十年代初,家徒四壁。三年级的算术开算盘课了,老师让我们回家找家长买算盘。晚上,父亲把家里猪吃的米糠倒出来,细细地筛了一遍,粗的放在箩筐的下面,细的放在上面,压实,装了一箩筐。父亲说,明天到均川街上卖了这几十斤米糠,应该就能买把算盘。
第二天清早,父亲挑着一担箩筐,一头是米糠,一头坐着我,我比米糠重,父亲只得把扁担挑在三分之一处。
尚店火石冲离均川街上有20里。顺着碾子河走,不时涉水过河,这段路俗称“二十四道脚不干”。走走歇歇,过七条包家巷,过熊家墙院,快晌午时,到了均川街上,这天是均川街上的热集。
看着米糠细,4分半1斤,卖了个好价钱。买糠的人转箩筐倒糠时,发现里面的糠粗些,说你这个年轻人好狡猾,父亲就陪着讪讪地笑。
拿出7块6角钱,在均川街上的日杂店买了把算盘。父亲又领着我去街上的食堂吃了根油条,中午了,肚子早饿了。
算盘是玫瑰红色的,拿在手上一抖动,哗啦啦响,我满心欢喜,一直拿着,吃油条时也舍不得放手。父亲说,把糠卖了,猪没吃的,你回家要多打猪草,要勤快些。
把算盘系上一根“芝麻”带子,斜背着蹦蹦跳跳地去上学。上课时,老师把那架一米多长的大算盘竖着挂到黑板前,拨动那些如象棋般大小的木头珠子,给我们作演示运算。算盘上的档子带着毛绒,算盘珠子拨到哪一位,就定到哪一位,不往下滑。老师在讲台上作示范,我们学生在课桌上用算盘跟着学。
学算盘很难,难在背口诀;口诀背的滚瓜烂熟,打算盘就很容易了。初用时口诀不熟,不但速度慢,而且经常出差错,背熟了这些“三下五去二,八九七十二、九一下加一”之类的算盘口诀,自然也就顺溜了。
我的算术历来不好,好歹最后还是学会了打算盘。但“拳不离手,歌不离口”,不上珠算课久了,我又把它还给了老师,父亲还总说我学习不用心。
八十年代初,我家从农村返城又回到了随县城关镇,父亲的单位安排他当会计。这回,背珠算口诀的轮到了父亲自己。父亲40岁了,记忆力也自然差多了。常常,他把帐本背回家,噼哩啪啦的算盘声一直响到深夜,只因为和出纳的现金数相差几分钱。父亲说,帐和现金必须分毫不差,哪怕帐上错一分钱,对帐到天亮也要算清楚。
八十年中期,计算器开始出现在人们的生活和工作中,但传统的算盘还在传统的财会工作中顽强地存在着。不时,会有人用计算器和财会人员的算盘比赛哪个快哪个准,报纸上甚至出现过算盘嬴计算器的事例。现在想来,不过是如同世纪初国际象棋人机大战的噱头。
至今清楚地记得八十年代中期,我还在电扇厂当电工。我师傅的师傅肖守清从广州出差回车间,神秘地拿出一个小巧的薄薄的方形电子产品,说是计算器,现场演试,把一众围观的我们惊的目瞪口呆。当时就羡慕地想自己什么时候能买上一个就好了。其实过了不久,我就有了属于自己的计算器。
九十年代,随着电脑进入单位,电算化的运用,大大减轻了手工操作的烦琐和疲劳。报表汇总不但速度快,而且质量好。只要把数据录入电脑,就会自动运算,汇总报表很快就出来了。
理所当然堂而皇之地,再也没人坚持用算盘了,算盘悄悄淡出了人们的视野,慢慢地,它还会成为见证历史的古董。
但这一古老的物件,仍时时映现在我的脑海。那把我小时候在均川街上买的玫瑰红色的算盘,至今还挂在父亲的家里,只是早已不见了它曾经的红,它脏兮兮黑糊糊地挂在那里,蒙了一层厚厚的灰。有时回到老家看到它,就戏谑地想,五百年后,它一定是一件地道的古董,如果我今天记载的关于它的故事,也能一并陪着它流传五百年,那一定是一段传奇。
只有一次,多年前过春节前帮父母打扫卫生,这把算盘我拿下来清洗过一次。本来想把它扔了,父亲不允,只好洗干净又挂回原位。洗后揩干时,信手拨拉,它发出的噼噼啪啪的清脆的声音,虽比不上音乐美妙动听,但细细聆听,倒是有许多难忘的韵味。
“一上一,二上二,三下五去二......”那噼噼啪啪的美妙声音,常常让我怀念和回味,而关于它的故事,则永远留在我记忆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