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开并蒂：敦煌向北 成都朝南
“忽必烈问马可波罗：你去过许多地方，见过很多标志，能不能告诉我，和风会把我们吹向未来的哪片乐土？”——《看不见的城市》
不同时代的人，或早或晚，总会踏上精神探寻的路途，或是为了超越日常生活的痛苦和挫折，或是仅仅为了相信人的存在具有某种终极的意义和价值，总有一天，你会忍不住想问：风会把我们吹向未来的哪片乐土？为了这种探寻，不同的人会求助于不同的方法：信仰、艺术、哲学、运动、药物、爱情……不同时代的人有不同的侧重，而在中世纪的中国，佛教无疑是最为重要的一种。
佛教传入中国的时间，大约是在公元1世纪，我们可以在四川的很多东汉崖墓里看到佛教最初传入时存在的痕迹。到了南北朝时期，佛教在中国的发展达到了一个高峰期，开窟造像蔚然成风，与当时政权的分裂和更迭相反的是，佛教的庙宇、石窟寺及其造像在中国广袤的大地上遍地开花，催生出流光溢彩的佛国艺术。
已知敦煌莫高窟现存最早的洞窟开凿于北朝，由于敦煌东接河西走廊，西连中亚，石窟造像大多具有浓浓北派风情。开凿于北凉的早期石窟中，无论是佛造像还是壁画上的飞天，从脸型到服饰均带有明显的西域特征，高鼻深目、大嘴大耳，身姿粗短健壮。虽非北朝佛教中心，但由于北朝先后经过迁都（从平城到洛阳）和灭佛，远离北方政权中心的敦煌均得以幸免，佛事一路绵延兴盛，镌龛造像似乎从未间断。
与此同时，南朝的佛教中心虽也首推当时的京城建康（南京），但现存南朝佛像最多的地方，却在偏安一隅的西蜀成都。清光绪年间，成都万佛寺遗址第一次掘出南朝佛像，以后又多次有佛像出土，使得成都成为目前南朝佛像出土最多的城市，这些南朝的佛造像面容清瘦、脸形扁平，修长的身躯上着褒衣博带，飘逸出尘，用亘古的沉默讲述着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
作为古代丝绸之路上一南一北两个通往西域的门户城市，成都和敦煌千百年来遥遥相对，互为镜像。
因为对佛教艺术的兴趣，我曾只身北行，飞过崇山峻岭，穿过茫茫荒漠，探访过敦煌的莫高窟、榆林窟、东西千佛洞，以及洛阳的龙门石窟。随身带着当旅途读物的小说里看到一个谜语：一面墙对另一面墙说什么？——啊，当然是“墙角见”，但是，一个石窟会对另一个石窟说什么呢？北朝佛像会对南朝佛像说什么呢？粗犷健硕的北朝佛像会对秀骨清相的南朝佛像说什么？也许，粗犷健硕或者秀骨清相不过是无足挂齿的皮相，他们有没有听过那首歌：一个一个偶像都不外如此？或者另外一首：相聚离开都有时候，没有什么会永垂不朽？
丝绸之路上两大枢纽：草蛇灰线 伏延千里
“城市不会泄露自己的过往，只会把它像手纹一样藏起来，它被写在街巷的角落、窗格的护栏、楼梯的扶手、避雷的天线和旗杆上，每一道印记都是抓挠、锯挫、刻凿、猛击留下的痕迹。”——《看不见的城市》
西汉时张骞出使西域，曾在大夏见过邛竹杖和蜀布，问其来处，对方告诉他是在印度买的，当时他就推测出四川和印度之间，除了时人尽知的河西走廊以外另有捷径。南北朝时期，由于佛教东传之路的咽喉河西走廊被北朝政权控制，南朝统治者只好另辟蹊径，经由丝绸之路中的川西路段与西域交通，作为这条后来被称为“南丝绸之路”的起点，成都正式成为南朝交通西域的门户。
隋末唐初，北方战乱频仍，汇聚于中原的高僧大德和能工巧匠作鸟兽散，藏身人海，他们有的远走敦煌，有的避走成都。回溯到一千余年以前，那时候的敦煌和成都都是国际性重镇枢纽，因为通往西域，成为胡人和避战乱中原人聚居的地方。
敦煌的隋代造像和壁画既有西域遗风，又明显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大概也正因为此，中国佛教考古大家宿白先生在分析早期佛教和石窟寺遗迹时，撰文说：“尽管佛教系由西方传来，但能在敦煌生根发芽、传播开来的，却是经过中原初步汉化后的佛教。”
在隋唐中原文化一点点浸润进敦煌石窟、中原僧人大量入川之际，成都渐渐成为中国重要的文化中心，佛学、文学、艺术和工艺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这种鼎盛状态一直持续到宋朝，虽然我们现在已经看不到昔日大慈寺举世瞩目的气象万千，但从至今遍布成都平原各县的众多摩崖造像上，还能依稀可见唐宋遗音。
作为石窟寺和摩崖造像大省四川的首府，成都的佛像艺术的题材和样式向北辐射至广元石窟、巴中石窟，甚至敦煌石窟；向西达茂县羌藏边疆；西南波及南诏。唐末时南诏国攻打成都城，据说原因之一就是南诏政权不满足于派学生过来留学大慈寺，干脆直接掳走上万工匠去修建大理。
我曾一一寻访川内的摩崖造像，邛崃、蒲江、大邑、安岳、乐山、广元，好似触摸城市的手纹，在今天居住的成都下面果然发现了另外一个成都，那是卡尔维诺笔下“看不见的城市”，由古人刀刀刻凿打磨的痕迹、残存的遗迹和废墟组成。低眉敛目的佛像，婀娜多姿的菩萨，尽管对凡人的苦痛不置一词，但就像马可波罗的描述，能让人穿越那些注定要坍塌的墙与塔，看清一个个逃过白蚁蛀食的图案精细的窗格子，感到檀香木灰烬之后，空落落的怅然。
从少年玄奘起 ：人人都有一个“身在成都，心怀异域”的梦
“别的地方是一块反面的镜子。旅行者能够看到他自己所拥有的是何等的少，而他所未曾拥有和永远不会拥有的是何等的多。”——《看不见的城市》
隋朝覆灭时，少年玄奘法师入蜀，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十多岁的他就与高僧大德们在成都的寺院坐而论道。
想来，照在玄奘禅房的月光也在有风吹过时被银杏树叶割得支离破碎，我们永远无法知道那一刻的少年僧人心里风中树叶般摇曳着怎样的困惑，对着翻译得诘屈聱牙的佛教经典，他是不是像忽必烈一样问出了那个问题：风会把我们吹向未来的哪片乐土？
可以肯定的是，从那时候开始，去天竺取经的念头已经在少年玄奘的心里渐渐成形，年纪稍长，玄奘便离开了成都，东出三峡，北上西去。数年后踏上了漫漫取经路。途经敦煌时，玄奘的决心想必在当地化为美谈，被口口相传，于是他的身姿被瓜州的匠人一笔一笔细致地定格于西夏的壁画之上。
因为有了敦煌的见证，很多年以后，我们都认为唐玄奘的取经路是命中注定，甚至虚构出神通广大的徒弟们随行，帮他化险为夷，把梦想化为现实，事实上，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在精神探索的路上，他自始至终是一个人在走，和今天的你我也没什么不同。
花开并蒂：敦煌向北 成都朝南
参考书目：
《中国佛教石窟寺遗迹》
《中国艺术与文化》
《四川：田野中的汉灵》
《丝绸之路新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