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日记（小说）（2）
农村篇
一
今天上午，我们胸戴红花，在一片欢送的锣鼓声中，在亲人的含泪叮嘱声中，坐上大卡车奔向了我们的“第二故乡”。
经过近一个小时的风尘中颠簸，（录者批注：敞篷卡车，可饱览蓝天白云了，只是也成
了人体吸尘器）我来到了S县的东风公社红光大队——我和其他五人被分到了柳郢子生产队。我们几个跟着一个“兔唇大叔”坐上了来接我们的马车。
中午的“洗尘宴”是在生产队部前的一片空地上进行的，生产队的头儿、老知青代表加上我们6个人，凑成了两摊，每摊八人，席地就餐。每摊一大铝盆猪肉炖粉条，杂面大卷子倒是尽吃的。
我们吃饭的时候，旁边老有几个破衣烂衫的小孩围着我们，眼睛直勾勾地盯着盆里猪肉炖粉条，那眼神是艳羡的，更是贪婪的。
这是一个贫瘠的小乡村。
我会永远记住这一天：1975年3月10日 。
二
“兔唇大叔”是我们的队长，社员们都叫他豁嘴队长。
只休整了一天豁嘴队长就给我们派了活——挖鱼塘。
豁嘴队长先在未开挖的平地上划好了尺寸，然后点人分组包干。他把我们六个“新社员”分成了一组，守在一个端边，旁边一组是几个中年妇女。
收工回来后，王东升这小子连晚饭也懒得吃了，往铺上一躺，倒头便睡了。说实话，一天的活儿干下来，我也是累得腿疼腰酸，只所以没像王东升那样“一头倒”，不过是硬撑着罢了。
三
自打我们组实施轮值工作法以后，实现了人歇工具不闲的局面，挖塘进度大大提高了，可是，和旁边的几个中年妇女相比，还是落后一大截子。上午在我轮休时，我认真观察了一下，终于发现了“秘密”——几个老娘们耍滑使刁：她们在开挖时沿着划线挖，但之后她们就渐进丢方，现在，她们已经挖成了一个上宽下窄的漏斗。（录者批注：豁嘴队长是按划线面积为标准核定工分的。如此，她们少挖了土方，却没少挣工分，村妇果真刁滑）
我理直气壮地找来豁嘴队长讨公道，但豁嘴队长根本就不听我的陈述，反而训斥我们不好好干活，末了，还来了一句：“就你们几个难缠，是人家拣剩不要分给俺队的。”
我们是被人挑拣的商品么？绝对的人格侮辱！走，不干了，找大队书记评理去！
我们罢工了。
四
今天上午我们去了大队部，在听了我们的诉说后，矮矮胖胖的仲书记安慰我们说，要批评我们队长，并要让队长把我们几个分别调整到其他小组里，不再独立成组。
“斗则进，不斗则退。”毛主席说得太好了。我们斗争取得了胜利！
五
“红芋干子是主粮鸡腚眼子是银行”，村里的顺口溜说的是实情。分的粮食根本不够吃，只能拿红芋来填肚子充饥。我们已经连着吃了三天的红芋饭，没有什么菜，就是王大娘给的一些腌萝卜干，吃得我们老想吐酸水。今天我们总算开了一次荤，晚饭后，蒋晓光和陈益民出去不知从哪儿弄来一只鸡，被我们连夜偷偷煮着吃了。我知道这事儿挺不光彩，但饥馋更是让人难耐呀！
六
不知大队书记听谁说我喜欢“舞文弄墨”，今天下午派人通知我明天到大队部筹办农民赛诗会的事儿。（录者批注：天津宝坻县林亭口公社小靳庄大队是江青当年有心经营的“革命样板”，以农民搞赛诗会形式开展“批林批孔”运动为特色。此风很快狂卷全国乡村。余以为，或许小靳庄人擅长“写诗作赋”，但在文盲率高达近百分之九十的全国乡村推广，就不免流于形式了。）想到明天就可以摆脱豁嘴队长的摆布与训喝，心中很是得意。
七
所谓的“筹办”，就是让我和从周庄生产队抽来的胡爱玲一起，修改从各生产队催要上来的诗稿，然后出黑板报。由于“作品”大多很不像样，因此就要靠我和胡爱玲来编写凑数了。其实，充其量我们也就能编个打油诗、顺口溜什么的。如胡爱玲的“东风吹红旗飘，贫下中农志气高”之类。但我写的一首“社员个个英雄汉，挖河工地齐开战；挥汗如雨干劲高，锹如闪电泥如燕。”其中的最后一句，很是被看好。嘿嘿。心中窃喜。
八
今天下午在大队部开批判大会，大队民兵营长事前就指定，由我现场将“喜子”捆绑押上会台（喜子是我们村的当地青年，因为在去年夏收看场时说梦话，泄露了他和女知青肖琴谈恋爱的私密，结果被人揭发，以“破坏上山下乡运动”罪名判处2年有期徒刑，监外执行。所以，每次开批判类的群众大会，都要把他捆押在台前示众）。在捆绑他时，他悄悄地恳求我：“罗宾，捆松点儿。”想到散会后松了绑，明天还要和他一起出工，再说了，他不就是和女知青肖琴谈个恋爱吗，能有多大的罪？于是，我真的手下留了情。（录者批注：当时，1950年颁布的《婚姻法》国家并未宣布废止。其中第一章第一条明确规定“实行男女婚姻自由”。试问：喜子与肖琴的“自由”去哪儿了？当年的法律对恋爱和流氓的区分又是如何界定的？答案应该是：政治强奸了婚姻自由！）
九
贫瘠的乡村文化生活同样是贫瘠的，这里没有剧场影院，听不到广播，书更是找不到的。（录者批注：那时候，城里也好不到哪儿去，剧场影院里永远是八个“革命样板戏”，政治性新闻充斥了各个广播波段，书店里根本就见不到有“可读的书”）
已连续下了五天雨，没能出工。蒋晓光、郑秋生他们，除了吃饭睡觉外，就是打扑克顶鞋底，陈益民则喜欢蒙头大睡。我从肖琴那儿借了手抄本小说《梅花党的故事》，便躲在一个角落里贪婪地阅读。可总得遮遮掩掩的，生怕被谁察觉了传扬出去，那可够我喝一壶的了。
十
今天，团支部书记刘艳萍动员我写扎根书，被我谢绝了，管她说我落后不落后呢。说实话，想到要扎根在这穷乡僻野生活一辈子，我没这个勇气。
十一
上边每年能给队里一两个招工指标，这不啻是我们知青的天大福音。（录者批注：谁能招上工，完全由“头儿”指定，倒是免了彼此间激烈的竞争）今年唯一的一个指标，竟然喜降到被豁嘴队长斥骂为“洋乎蛋”的蒋晓光头上。这让那些比我们早下放的知青们感到很是不平，尤其是上海来的黄胜利，他已经下放6年了，他是年年企盼年年失望。
蒋晓光走“状元运”的缘由，我猜想是他那个当农机局局长的爸爸之功劳。蒋晓光曾私下告诉过我，去年秋收秋种时节，他爸爸给大队特批了2000公升柴油，还顺便给大队书记搞了张自行车供应票。
十二
由于政治风向有了转变，知青招工返城似乎成了大趋势。今年上边下来的招工指标竟然是兜底抄，连“老大难”黄胜利都沐浴到了这“和煦的阳光”。在这次的“胜利大逃亡”中，我被分到H市新建的纺织厂。
1979年12月26日（毛主席诞辰日）——这是个值得纪念的日子，我去工厂报到，成了一名端上了国家铁饭碗的纺织工人。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