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星》诗刊、《诗刊》等已沦为三流文人的集散地

文/何华

梁平话中有话，单刀直入，他说：“而事实是，尽管沙河先生一生并没有写多少新诗，他为数不多的新诗已经因为那个时代的非诗因素成为一种记忆、一个烙印，我们谁也不能把它抹去。但这不能成为“新诗是一场失败的实验”的理由和佐证。”这不是睁着眼说瞎话吗？流沙河没写过多少新诗？请问，梁先生，流沙河的《草木篇》算不算？《理想》算不算？《故园六咏》算不算？你想抹去，你敢吗？四川有句老话叫“城墙转拐加牛皮”，用来形容某些人是恰如其分的。以前的不说，那么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后的中国新诗，应该是比较陌生的，这又怎么能够简单的确定为“失败”呢？

梁平的话让人寒心。梁平攻击自己的前辈时，脸不红心不跳。流沙河创办《星星》诗刊时，你梁平还在哪里？当年，要不是流沙河等人创办了《星星》诗刊，今天会有《星星》诗刊主编吗？古人云“前人栽树，后人乘凉。”人不要忘恩负义，得人点水之恩当涌泉而报。1957年《星星》诗刊创刊号上发表了流沙河借物咏志的《草木篇》及其他作者的各种流派的好作品，在全国一枝独秀，深受读者欢迎。相信八零后的诗歌爱好者都是读《星星》诗刊和流沙河的诗长大的，大家还记得吗？“理想是石，敲出星星之火；/理想是火，点燃熄灭的灯；/理想是灯，照亮夜行的路；/理想是路，引你走到黎明。。。”（流沙河《理想》），流沙河影响了岂止是一代人？中国新诗的出现从“五四”发轫以来已有近百年的历史，诞生了多少优秀的诗人？可现在又如何？正如诗人鹰之所说：“在当前《人民文学》、《诗刊》这样的老牌刊物，把不痛不痒的生活化口水、唠嗑体、哭穷体当作关注生活、关注民生前提下，在造奖贩子们把名人的插诨逗趣玩里格楞的嬉皮士当先锋前提下，本人倡议我们的民刊、网刊、博刊负起这个历史责任，发起一场“拷问道德底线，讨要健康知情权”为总主题的新生态写作，因为无论任何一门文学艺术，当它不能有效触及所处时代的根本矛盾时，对那个时代而言，它的存在就是可有可无的。那就让那些善于写中产阶级饱嗝体的关系户们去发表、去获奖吧，让那些辫子军把持的官刊去讴歌劳动人民吧，我们就为这个时代的真相、良知写作！”当今之中国文坛，有良心、有责任的诗人究竟有多少呢?指望他们关注民生无异痴人说梦。一些人成天写些写些花花草草，风花雪月的东东糊弄人，看似表面风光的中国当今诗坛，实则是一个混乱不堪、诗人自我安慰的大泡泡。怪不得《人民文学》、《诗刊》诗歌编辑频频遭读者质疑，他发稿的那些人都是些什么玩意儿。《一把好乳》作者沈浩波、 “只一泡尿功夫/黄河已经远去”的口水诗人伊沙等一批“三流诗人”。正像人们所说的“一流诗人下海了，二流诗人经商了，只有三流诗人还在玩诗。”

文学如此不堪，究竟是谁酿成的灾难？诗歌堕落当今天与编辑有关，与没有文学批评有关。发关系稿、人情稿、甚至一些官刊把版面明码标价卖钱。或唯名气发稿，每期都是那几个出名的人老面孔，反复出现。评奖是他们，站在领奖台上是他们，规则由他们自己制定，就像篮球场上的比赛一样，他们是运动员，又是裁判，指望公平竞争无异于痴人说梦？所谓文学批评就是邀请几个圈子的朋友，互相吹捧，互吹喇叭，互相抬轿。正如诗人何三坡所说，《诗刊》等官刊已成为三流文人的集散地。当所有的编辑们都愚昧到只信任名气与年龄的时候，文学差不多就完蛋了。我忍不住怀念起80年代，那时候毕竟有几个编辑敢相信年轻人，敢喜欢新玩意。现在呢？偌大一个中国，暮气沉沉，一个像样的编辑都没有。像《人民文学》、《诗刊》等官家的杂志，早已沦落为上等青楼了，几乎是中国三流文人的集散地，平庸文字的天堂。看到它们，你很容易对中国文学绝望。至于说到推动作用，更是滑天下之大稽！一些人不承认新诗古代诗歌样式上的“实验”，更不会承认新诗的失败。没关系，请你拿出令人信服的作品来去打动瑞典文学院那帮老学究嘛。在人们眼里，新诗不是学古代就学西方，从西方的翻译诗中吸取养料，却把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玩丢了，东施效颦，学了四不像，集体意淫，几个诗人成天在自己的小圈子孤芳自赏，自我陶醉，却没想到读者不买帐，诗刊卖不出去，诗没人看，日子越来越难混，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真正的好诗和诗人在民间。如广州诗人黄礼孩主编的《诗歌与人》，是广东目前众多民刊中最具史料价值与典藏意义的读本，被国内外诗界喻为“中国第一民刊”。郑正西主编《网络诗选》、王竞成的《黄河诗报》、苍劲《现代诗选粹》等都是不错的诗歌刊物。他们选诗、发诗不看人说话，不发熟人稿，不发关系稿，不发人情稿，已成为中国诗歌新的“风向标”，越来越受到诗人们的推崇、青睐和追捧！编者按：《家访见闻》摘自《星星》诗刊，甘肃词作者黄永強对编发本文有帮助！表示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