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时代改造自我，需不需要儒家的君子之德？（下篇）

                                                                           下篇  适合这个时代吗？

近年来，“毒奶粉事件”、“瘦肉精事件”、“地沟油事件”、“楼倒倒事件”、“扶摔倒老人事件”、“小悦悦事件”等等，像一把把利刃，在中国人本已伤痕累累的躯体上划出一道道触目惊心的道德伤口。不少人认为，中国目前已经出现了道德危机，道德底线已经被突破了。还有人甚至认为，目前是5000年以来中国人最缺德的时期。陈立旭教授曾指出：“我们今天的道德危机，是“公德”的危机。中国传统文化中缺乏‘公德’伦理道德资源，而当代中国社会又是一个迫切需要‘公德’来调节和维系的社会。解决当代中国的道德危机，首先要解决‘公德’的危机。推进当代中国道德建设，首先要推动‘公德’建设。”这个观点不无道理，当前，人们在日常的公共活动中，无法很好地遵守、维护公共利益、公共秩序、公共安全、公共卫生等守则，从而导致社会各种乱象丛生，最终出现道德滑坡。那么，在这个样一个因为缺乏“公德”而导致道德危机发生的时代，明显属于“私德”范畴的儒家所倡导的“君子之德”能否适合这个时代呢？

社会是由个体所组成，任何的公共之意都是由众多个体所组合而来，公共之德自然取决于个体之德。从这个逻辑出发，我们不难推导出：公德的水准怎样，应当取决于私德的水准。试想一下，如果一个社会中的每个个体都拥有很高的私德，都能以私德之要求来约束自己的行为，这个社会的公德水准会很差吗？答案是不言自喻的了。由此可见，个体道德水准直接决定了整个道德的水准。从这个层面观之，儒家所倡导的君子之德应当是适应这个时代的，因为，君子之德是对个体品德、修养、作风、习惯等多方面的自我约束，是个人生活中处理亲缘、姻亲、邻里、朋友等关系的道德规范，当每个人都能很好地规范自己的言行举止，那么这个时代也就能回归一种有序和稳定，也就不会出现道德危机了。那么，怎样才能更好地发挥“君子之德”以提升每个人的“私德”，从而提升整个社会的“公德”呢？我想应当从以下几个层面着手：

一是让官员拥有“君子之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毛主席曾说过：“我建议重读一下《资治通鉴》。治国就是治吏。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之不国。如果一个个都寡廉鲜耻，贪污无度，胡作非为，国家还没有办法治理他们，那么天下一定大乱，老百姓一定要当李自成。国民党是这样，共产党也是这样。”习近平在《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文中也说：“党要管党，首先是管好干部；从严治党，关键是从严治吏。要把从严管理干部贯彻落实到干部队伍建设全过程。要坚持从严教育、从严管理、从严监督，让每一个干部都深刻懂得，当干部就必须付出更多辛劳、接受更严格的约束。”可见，一个国家，一个时代，如果要想治理好，达到稳定和谐，就必须抓好“吏治”。《论语·子路》中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只有让所有的官员提升自己的道德水准，掌握“仁、知、勇”，真心对待百姓之事，明白为官之道，勇于担当责任，那么，这些官员才能做出公允的决策，才能令老百姓信服，从而使整个社会风清气正，和谐安定。

二是让行业者拥有“君子之德”。社会从业者各行各业，行业之风的好坏取决于其间的从业者。“忠诚、公正、清廉、文明”是检察官的职业道德；“关爱学生、教书育人、为人师表、终身学习”是人民教师的职业道德；“治病救人，救死扶伤”是医生的职业道德。因此，君子之德之于每个从业者，就是需要从自身出发，遵照“仁、知、勇”三德，进行自我约束。首先，应当本着仁爱之心，对待你所服务的每个人。孔子认为，行仁由己。”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论语·颜渊》）”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行仁是内于己而发于外的，是一种自觉的无任何外在强迫或利益驱动的行为。就个体而言，如果一个人能够在无外在强迫、无利益驱动下，自觉自愿地实行”仁”，那么，这样一个人，就是所谓的君子。其次，应当将自己的专业知识发挥出来，更好地为行业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孔子对子路曰：”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论语·为政》）每个从业者，应当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求真务实，不伪造，不虚假，凭着自己的真学实干，为行业做出贡献。如果不能本着这种求实的精神，就会虚言虚行，给他人造成损害，也会给整个行业带来危害。最后，应当用于承担行业责任，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承担责任。“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论语·里仁》)作为各行各业的从业者，追求富与贵，无可非议，但不能因为追求富贵而伤害仁义。所以，“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君子的精神追求是担道行义，上对得起天，下对得起地，中对得起良心。这无外乎就是要求君子应当勇于担当君子之责。

三是让每个人将“君子之德”化为自觉之行为。道德作用于人，是一个“润物细无声”的过程，是需要一些方式方法的。现代教育理论特别强调“教”，但因此却忽视了“养”。在道德教化的过程之中，“教”是教人以伦理规则，使人懂得外在的行为规范；“养”则是培养人的内在精神，使人养成良好的道德。行为规范对人而言总是外在的，人们遵守行为规范不是出于内在的自觉，而是出于外在的强迫。因为如果违背这些规范，必然会受到应有的惩罚。但是，这种做法只能导致孔子所称的“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的结果。人们可以遵守这些规范，但如果没有羞耻之心，没有“养”，人们就会千方百计逃避法律的制裁和道德的谴责，精心寻找法律与道德的空白与漏洞。因此，真正要让每个人具有君子之德，就应当从“养”出发，真正营造一个每个人都向往与追求的精神家园，让“仁、知、勇”三德成为每个人的内心信仰，同时，辅之以时代的需求，建立一个完善的道德体系，让没个人都能真正自觉地维护和践行。

尽管当前强调法治，但我们都知道法律不是万能的，防止与惩罚并不能从根本上制止犯罪。除了法律之外，我们应当检讨我们的法律制度、教育制度，而不应当把人只当做”小人”，应当真正把人当做人。我们应当进行自我改造，在尊重每个个体的前提下，强调每个人的内在精神培养，强调每个人的人格的自我完善。自我改造的关键在于，我们应当将每个人当成君子，应当采取办法使更多的人成为君子。如此，才能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如此，才能实现社会的真正和谐。

现代社会需要新型的君子，现代社会呼吁新型君子的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