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贵在实践

颜元是河北博野人，是明末清初思想家、教育家，他主张学以致用，提倡实践锻炼，反对学而不行。颜元的治学之道具有鲜明特点。梁启超称赞他：“其学有类罗马之‘斯多噶派’，其对于旧思想之解放，最为彻底。”

既要读书，又要实践

明朝末年，国家面临内忧外患，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在这种社会背景下，仍有部分学者闭门读书，置国家安危、百姓生死于不顾，只将读书著书事业看作是最重要的事，将治学等同于只读书。颜元对这种现象深恶痛疾，他强烈批判读死书、死读书的现象，极言只读书之弊，呼吁学者要将读书和实践结合起来。

颜元指出，读书只是获取间接经验，学习不等于只读书，好学不等于好读书。他说：“夫读书乃学中之一事，何为全副精神用在简策乎？”学习包括读书和实践，读书只是学习的一个环节、一个部分，而不是学习的全部，将全部精力用在书本上属于本末倒置。

将学习等同于只读书，就会面临书太多而人的精力有限的矛盾，因为一个人穷尽一生也无法看完所有的书。颜元指出：“人之岁月精神有限，诵说中度一日，便习行中错一日；纸墨上多一分，便身世上少一分。”一个人的生命时长是有限的，精力旺盛的时光更是短暂，如果只投放在书海中，就会挤占社会实践的时间精力，进而会导致人的办事能力变弱。

一味只投身在读书上，还容易使人知行脱节。颜元强调：“心上思过，口上讲过，书上见过，都不得力，临事时依旧是所习者出。”脑中思考过、口中讲过、书本上见过，都只是形成对事物的认知，而不足以支撑行为的转变，遇到事情依然是已经养成的行为习惯在起作用，这就很容易导致知行脱节。更严重的是，只读书而不活动，还会严重损害人的身体健康。颜元看到当时文弱书生的状态，痛心地说：“耗气劳心书房中，萎惰人精神，使筋骨皆疲软，天下无不弱之书生，无不病之书生。”

过度读书虽然有弊病，但是颜元并非主张不读书。当弟子问他书是否能够废弃时，颜元回答：“否。学之字句皆益人，读著万卷倍为累。”他建议人们读少量书和读经典书，将有限的时间精力进行合理分配，同时还要注意加强社会实践。

纵观现在的读书人就是为了文凭，不用心学，学了也不运用到实际生活与工作，完全没有领悟学习的真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