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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中琐忆》

2023-03-31  本文已影响0人  此心吾与白鸥盟_

我上震泽中学(以下简称震中)那会,还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那时候,震中还在震泽镇上。吴江也还是个县城。

我的家在平望的一处乡下。我读初中时,成绩很好,我原本以为中考时填报中专、中师,录取后便可以“书包翻身”——这是那时农村孩子普遍的想法。然而,我中考那一年,县里招生改革,原本往年先录取中专、中师的政策,到我这一届,却破天荒地先由震中第一批录取了。我因为成绩好,自然也被震中先录取。但一方面,我——包括父母——没有即时实现“书包翻身”的愿望,我当时的心情,一点也快活不起来,反而有些沮丧。另一方面,我初一时在乡下的联中上学,那里的师资,几乎耽误了一年,我是在后来去了镇上的中学,才发奋将学习赶上去,那时的学习想起来够苦。所以,在那时,我内心其实并不想再念高中,哪怕震中这样的省重点高中。

然而,我免不了要离开乡里的家,去往六十余里外的另一个镇——震泽——去念高中了。

母亲在我去震中报到前的那个晚上,很是张罗了一番,她并且显得依依不舍,好像我要去几千里外的异地,要长久地同她分开。父亲也特意停下平日干的苦力活,在我报到的当日,他同我一起携了一应的生活用品和书籍,乘车辗转去了震中。那日,同去的,尚有事先约好在镇上碰头、同样录取了震中的同学国强。但国强的父亲早亡,他由他母亲陪同。

我们四个人同坐一辆中巴车抵达了震泽汽车站。说起来,震中虽然座落在震泽镇上,却处在一隅,在那时,多少有些偏僻;即使从震泽汽车站到震中,也很有一段路。我们那时,人生地不熟——特别是我,国强大约也是——并且随身都携带着很多物品,我们四人便叫了一辆人力三轮车前往车夫所稔熟的震中去。

那时,在一路上,要经过一处高起很多的长桥。我们乘坐的三轮车,在下到桥的长而陡峭的下坡时,可能因为车子承重太大,车夫几乎控制不住刹车,车子竟像离弦的箭一般,疯狂地朝下坡滑了去。而此时,正好有一辆货车朝我们疾驰而来。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我们的三轮车忽而侧去一旁,最后冲去了路边的沙石堆里,躲过了一劫。然而,这实在是我生平第一次感受到的极具恐惧的危险,且就在头一回去震中的路上。

而这一回,也是我生平第一次离开家,寄宿在了人地都很生疏的校园。我那时候年纪尚小,很脆弱,几乎在起初的一个月里常常要迫切地想家;我自己无法调整过来,更无法安静地学习。又那时,高中的课程和考题,在难度和数量上,相比初中,都大大地增加了。凡此种种,我的在初中时原本优异的功课马上拉下来了。

于是,没过半个学期,我们的班主任老师先已为我担忧起来。我们的班主任是徐蓓韵老师。

徐老师那年四十来岁,风韵尚很好。我曾经有幸看过她少女时代的一张照片,说她惊为天人,也一点不为过。那时,正逢震中筹办七十周年庆典,提前出了一本纪念册;徐老师自己也是震中的学子,那本纪念册里就有一张她与同学的合影——是一张黑白照片。大约,那时候的她才十七八岁;她年轻、漂亮、纯真,她在照片里的样子,几乎给我诠释了什么叫“楚楚动人”。当然,这是插话。

自然,到我遇见徐老师时,她俨然已是一位中年妇女。她一张慈爱里带着威严的脸;头发齐肩,偶尔盘作一个隆起的发髻;双目很是犀利。似乎,她作为老师,甚至于班主任,更多的表现出某种威严——而这正是理所当然的。但是,仅仅在开学后的第二天,她就很关切地来宿舍看望我们。我们是男生宿舍,她也丝毫没有顾忌。

但她事先在班里告知了我们,而即使这样,她来看望,我们还是都理解为某种检查。于是,我们一回到宿舍,就开始打扫卫生,甚至于把原本铺好的床被再努力叠得漂亮些;很忙碌了一番。

及徐老师过来,她却果然只是看望;她没有表现出一点老师的威严,一味只面带笑容,几乎向每一位同学嘘寒问暖。

我们那时,一间宿舍要住十二个人,分上下铺,我住上铺。那日,徐老师有一阵走近了我的床铺下边,我恁是紧张地迎上去,怯怯地站在一边,几乎一言不发——我心里总是觉得她是威严的。

但徐老师短短地向我说了几句贴心的话,一双眼却将视线移去了足有四五尺高的我的床铺。

“你的被子线头坏了,回头我拿针线来给你缝缝。”她指着床铺上我母亲新制的被子对我说。

我正不知所以然,我想她何以看得这么细微,在一阵紧张后,我也将视线移去了她手指的方向。而果然,被子的一角处,线头脱落了一些,从被子的一角里不太明显地露出一点棉絮来。我先是愣了一下,接着就是发窘,好像我被她抓住了某种不堪的事。而她,在这一瞬间,早已走去了宿舍里别的床铺的学生那里了。

徐老师那日来宿舍看望我们大概是在傍晚。到夜里,她在家里吃过饭,果然又带了针线来到我所在的宿舍。我在那时,站在床铺下,很是讷言,而只有惭愧和感激,我眼看着她费力地爬上我的上铺,做起了对于她本属于书本之外的针线活……

徐老师那时带同一个年级两个班的语文课;她虽然只作了我们班级一年的班主任——到第二年,学校里提升她,她工作忙,便不再担任——但她在语文教学上,我们却幸运地被她灌输了完整的三年。

记得那时,我甫入高中,语文课本里开首的一篇就是李健吾先生的《雨中登泰山》。我在上徐老师的第一堂课时,我就惊艳于她优美的朗读。她操着极其标准的普通话,相比央视的女播音员毫不逊色;并且,她感情充沛,好像深深地融进了文章的优美的意境里。在后来,我参加工作,有一回——那时,我已离开震中几乎十几年——我随同一群同事去游玩泰山。我在这之前,从未到过齐鲁大地,更别说泰山;但我却凭着徐老师所教的这篇课文,我对于泰山很有些了解了。

只如果要具体说起那时的课堂生活,距离现在,毕竟已经遥遥地隔有三十多年;又我后来的生活和工作,十分琐碎,磨去了我很多记忆。以至现在,徐老师那时呕心沥血所教学、那些教育部认为经典的文章,我大抵忘记得差不多了。而惟有,徐老师那种凡事认真,兢兢业业、勤勉的工作,像她那张慈爱又威严的脸,在几十年之后,仍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

而说到她做事的认真,一般的老师,甫进入教室上课,大率都要做一种简单的仪式。就是:老师在讲台上喊“上课”,班长便对应着喊“立正”,随即,全体学生站起来,老师接着喊“同学们好”,全体同学便对应着喊“老师好”。这本是最习以为常的至为简单的上课礼仪,我以前的老师——或者后来的老师——他们大都不大措意这样的形式。但徐老师却不同,她有时会说:“你们喊的没有精神!——重来!”于是,这样的礼仪又重复了一遍。而往往,我们在做第二次时,一个个都几乎扯破了嗓子喊了出来。大约,那种少年人的充满激越的喊声,要在整个震中的校园里回荡很久……

我又记得,徐老师那时,几乎日夜都在校园里,她有时礼拜天也来。她作为老师,狠不得将她的所学顷刻间全部传授给我们,除此,即使在她语文教学外的一些方面,她有时也很费心。

我在那时,成绩很是一般,字却写得不错;我有几次参加县里的书法比赛,甚至得过硬笔的第一名——虽然,如果用我现在的眼光看,那时的我,几乎对于字的八法一无所知——我的得奖,我后来猜测,多少得益于我代表县里最好的高中参赛——然而,徐老师却也很认同我的字,以为是写得极好的。至于她自己的字,却没有一点闺阁的秀气,倒有一种剑拔弩张的气势。她写的字,字形多数狭长,虽然也银钩铁划,刚劲有力,却不是从传统的书法中得来。于是,她似乎终于有些担忧,因为,班上同学们的字,在她看来,多数有待提高。她很有一阵,便嘱我给她授课的两个班上“书法课”。我那时战战兢兢,却也并没有婉辞,我给两个班分别上了一节课。只现在想来,我自己对于那时的无知,多少有些汗颜。但同时,这样的经历也成了我很美好的回忆。

徐老师就是这样,她全身心地投入了教学工作,无时无刻不想着怎样让她的学生进步、优秀。

只我很是惭愧,我进入震中,学习不到半个学期,我的很多门功课已经拉下很多。而那次的期中考试,我想我总是蒙对了很多,于是,我那次的成绩,同我最初进入班级的名次也算相符。徐老师在那时,在一个夜自修,把我唤去了她的办公室。我本是不知道她找我何事,但自觉功课一落千丈,去见她即惭愧又胆怯。然而,徐老师一见我,她却满绽着笑容说:

“原本急死我了。但从这次期中考试看来,总算还好!”她像是得到了巨大的安慰,比我自己还高兴。

我那时,功课掉得最厉害的是数学。而原本,我自小数学优异。我入震中那会,甫上高一,任我们班数学的是一位新从大学毕业的汪老师。说起她的相貌,却有几分印度国女子的特征;但她一样长得很美。她有着高挑而略显丰硕的身子,一双大的眼睛,垂着粗长的马尾辫。只论到她的性格,却似乎大抵是柔弱;或者,确切地说,是内心善良。

汪老师那时教我们,实在也很费了一番心血,但数学本是很有些深奥,从那时她的教学效果来看,竟很有些不如人意。但想到她初上讲台,没有任何经验,也就一切都并不奇怪。只在我自己,我一面初出家门,心绪不宁,一面又对于汪老师的教法很难融合。于是,在这一年里,我的数学成绩一落千丈。我现在回想起来,汪老师其实也很令我尊敬——只是,我们相遇时,我很脆弱,她又正年轻。

然后,到第二年——其时我上高二——学校里改换了李金根老师来教我们数学。

对于李老师,我那时很有些奇怪,似乎我在之前的一年里从未见到过他;至于学校里其他的老师,我大多都见到过。他好像深藏在校园里的某处密室,在天将降大任的时候,他忽然横空出现。他也的确很有些法宝:本身的数学教学自不必说,他还满口的诗词歌赋,倒像个风流儒雅的文士。我有一次,用毛笔写了一张启示——大概是班里用的——我一开首就写道:“各位同学们”,其时大概是周末,他放弃休息来学校,他打我身边经过,他一瞥眼就看到了我写的启示,即刻,他几乎皱着眉不屑地说:“既然是‘各位’,又如何是‘同学们’?!”他说完又发出长长的叹息。我当时仔细琢磨,不仅大窘了。他是类似于苏步青先生一样的人:学理也重文。我对他因之也更多了一份敬仰。

李老师那时已经五十多岁,行将退休。他中等身材,一张很有些皱纹的古铜色的脸上,架着一副度数很深的眼镜,头发有些花白;他常常穿着旧的衣服,却很整洁。

我们那时,凡是新任的老师,大家都最喜欢打探这位老师的教学特色;对于李老师,我们也并不例外。而打探的结果是:李老师教学的水平——或者说经验——在整个震中享有盛名,却独独喜欢拖课。

然后,在接下来,李老师没上几节课,我们便领略了他的这种“特色”。并且,除此之外,他还常常在我们上夜自习的时候,悄然地走进教室里来,给我们开起了“小灶”。他说:

“我再来占用大家一点时间!”

他说这话时,脸上虽然带着微笑,却似乎包含着某种歉意。然而他终于开讲了。于是,大多数同学将原本做的夜自习的功课暂时放下,听他讲解。他一贯吐字清晰,极认真地在说每一个字,很多时候,我们听得出他吐字时用的鼻音。

他有时在夜自习时也讲得很长。并且,看得出来,他很有些焦急。很有几回,他甚至说:

“我们班的数学基础差——必须要笨鸟先飞啊!”他说完叹了口气,但同时,他又马上面露微笑,向讲台前面深情地望去,带有鼓励的意味。他说的正是实情。

我在那时,没过半个学期,便很快从低谷里走了出来。因为,在他孜孜矻矻的教学下,我的数学成绩很快提升了。甚至,有几次单元测试,我还在班里名列前茅。我自然很感激他。

但李老师只教了我们班一年。在我上高三时,我们迎来新的班主任,同时也是我们的数学老师,他就是张雷老师。

我们那时,一个年级总共分六个班。我们是5班。张雷老师本是6班的班主任。但在我们上高三时,校领导将6班拆了,那些6班的同学——其时都是理科生——被分插去别的理科班。于是,张雷老师做了我们5班的班主任。

我生平遇到的老师中,没有比张雷老师更加的憨厚老实了。我曾经很偶然地看过一篇文章,在某位女士的博客中。大约那时,张老师去世不久,她写了缅怀他的一篇文章。那位女士我从未谋面,她的儿子,从她的文字里,我知道他和我在震中本是同届。她在博客里说:“我的记忆中,张老师朴素得像个邻家大哥,他的身上有一种难得的亲和力。”她说得太准确了;接着,她娓娓地叙述了她同张老师的某些交往。她自称:她儿子离开她去震中念书后,她便开始了独居生活;并且,这时候,她年轻时的失眠症又复发了;她儿子知道后很是着急,一度想转学,想回自己的乡镇去念书。但这事不久,她很意外地收到了张老师的来信。原来张老师知道了其中的一切。张老师的信写得既委婉,又语重心长,想来他是费了一番功夫,深思熟虑后的;他让她母子俩摒除了当时的忧虑;从她的言语中看得出来,她是极其感激他的。

我现在回想,那时的张老师,他处理学生的一些事情,有时也会旁敲侧击。只这一点,似乎与他的性情,甚至于相貌有些不合。张老师那时,年纪也在五十开外,他背有点驼,一张微长的略带马面的脸,戴着一副深度近视的眼镜;他说话时,口里似乎常含有唾沫,有时唾沫还会不自觉地飞出来。但所有这些,却像在他的脸上刻上了“忠实”两字,几乎让人一望而知。

那时,我们都已经是高三的学生,虽然学业繁重、紧张,但免不了,有些男女同学情窦初开,甚至于私下里有一些交往。张老师那时虽然眼睛不好——他有时即便在教室里,看书上的题目,都会摘下眼镜凑过去看——但他总能敏锐地感觉到那些“问题”同学。但他从不指名道姓,而只是在班级会上,他作为班主任,作学生的思想工作时,他才委婉地指陈早恋的危害。所以,他的做法,既保全了那些“问题”学生的面子,也起到了很好的效果。而这,大概也是他平时深思熟虑的罢。

但很可惜,张雷老师在七年前就已经因病去世。而去世更早的,尚有李金根老师,据我所闻知,李老师大约在十几二十年前就一瞑不视了。

时光荏苒,终是最可以感喟的。就是如我,一别母校震中,已几乎将近三十年。而震中的人和事,在我的记忆里尚多,一时也难于尽付之笔端。我在这里,只能择取某几位老师,并且只写了他们的一点琐碎的事。我的本意,也不过免使他们的事迹——至少是留存在我心间的——完全淹没罢了。我庆幸在震中学习了三年——虽然最初,我是带着一些类似沮丧的心情来的——我们的震中人,或者引申开来,可以扩展到整个人类世界,一代又一代,人们无私而努力的付出,总为着薪火传承。只其中的美好,一如太阳的光热,鼓舞和照耀着后来的人们,有一种属于人间的温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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