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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人情与面子|《人情与面子:中国人的权力游戏》

2017-07-15  本文已影响735人  立言力行
人情与面子:中国人的权力游戏

- 有一种东西看不见、摸不着,却像一张蜘蛛网牢牢地粘着每个人,牵连着每个人的神经。它无形却有价,它不是货币,不是贵重金属,但它的价值,它的分量却往往又能凌驾于两者之上。与此同时,它的价值又无法估量,哪怕是世间最精准的仪器也测不出来它的尺寸和分量。这个神奇又诡异的事物叫做「人情」。
- 有一种不可捉摸,空洞无力的东西,为众人所追求,它是行走在天地之间的通行证,得之而倍感荣耀,失之则绝望不已;男人为之争斗,女人甚至可以为它而死;它能决定兵家之胜负,左右政界之趋势,乃至社会之兴替。它可以被「视为高于尘世之一切,比之命运与恩典更有『势力』」。它的名字叫「面子」。

人情与面子理论

林语堂在《吾国与吾民》中说,「人情、面子和命运是统治中国的三位女神。」他还指出,面子是「中国人社会心理最微妙之点。它抽象而不可捉摸,但确是规约中国人社会交往最精致的标准」。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提出「差序格局」,这一词高度概括了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人际关系的逻辑和传统文化的特点。他对此概念的描述是:西方个人主义社会中的个人,像是一支支的木柴,他们的社会组织将他们绑在一起,成为一捆捆的木柴。中国的社会结构好像是一块石头丢到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中心,而跟圈子所推及的波纹发生联系。这个像蜘蛛网的网络,有一个中心,就是「自己」。这个富于伸缩性的网络随时随地都以「自己」为中心,这并不是个人主义,而是自我主义。
换句话说,传统中国社会关系讲究「差序格局」,就是人们用不同的标准来对待和自己关系不同的人。
基督教认为,个人的生命是上帝创造的,因此,人人生而平等。儒家认为,个人的生命是父母所生的,是历代祖先生命的延续,因此,家族应该是生命延绵不断的整体,家庭成员之间应当有「一体感」。以这种生命观为基础,家庭往往成为个人所认同的第一个「大我」,以此按照生活圈子的大小往外推,「大我」也按照等级继续扩大,家族、学校、单位、老乡、同胞……「一荣俱荣、一辱皆辱」,如果「自己人」做错了事,尽量「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对外则包庇、推诿、千方百计掩盖、维护;如果是与之对立的「外人」犯了哪怕「芝麻大」错误,则无限夸张,不可容忍,势必要使之得到「教训」和「报复」。如果「自己人」升了官、发了财,获得社会认可的荣誉,那份荣耀也跟着沾到自己身上,哪怕八竿子打不着的关系,也为之骄傲,并且广为宣传,就仿佛那份荣耀成了自己的一样;如果是「外人」混得好了,那心底里是万般不服,不接受,不承认,势必要挖掘一下对方背后「不可告人的秘密」。这种「区别对待」,好处是增强了圈子内的凝聚力,在苍茫的尘世可以抱团取暖,排遣孤独和寂寞,一起面对世事无常;不足之处就是难免沦为「乌合之众」,「听风便是雨」,跟着别人的情绪波动,捕风捉影,丧失自我判断,缺乏独立思考和客观看待问题的能力。
黄光国结合「社会交易」理论和中国社会中可能的三种关系提出人情与面子模型,并剖析了儒家「庶人伦理」对中国人性格、观念以及文化的塑造和深远影响。


人情与面子理论模型

根据「社会交易」理论,人们根据三种法则来进行社会交易或分配社会资源,它们是:

中国社会中有三大人际关系,它们是:

个人会分别按照需求法则、均等法则和公平法则与以上三种关系的人交往。在交往过程中,他会考量自己必须付出的「代价」和对方可能作的「回报」,并计算交易的「后果」。
「报」的规范普遍存在于人类社会中,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情法则和需求法则,正是「报之规范」的衍生物。
一方付出资源给另一方之后,对方必须立即给予回报,其间如有拖延,双方必须明确地约定回报日期。这是最基本的「公平」交易模式。西方的「契约精神」也是建立在这种规范之上。处于工具关系中的中国人,也大体按照公平法则与人交往。
但是,在儒家「庶人伦理」影响下的情感性关系和混合性关系,如果处理不当,常常带来「亲情困境」和「人情困境」。

「亲情」困境与「人情」困境

在中国家庭中,依照需求法则进行交往的情感性关系,也同样遵循「报之规范」。
「养儿防老,积谷防饥」,暗含了父母期望子女回报的意思。有人说,在物质贫乏的时代,「养儿防老」是父母给自己买的最好的「保险」。但是在这种期望之下的「爱」,有时候是「扭曲」的「爱」。因为有这种期望存在,父母养育子女时,子女有任何需要,父母都会竭尽所能,想方设法满足,极少考虑自己的需求,以及自己为之付出的「资源」和「代价」。反之,子女对父母要低眉顺眼,恪尽孝道,人生重大抉择上也要多听从父母安排,否则就被视为「忤逆」,当父母年老了,子女也有赡养父母的责任,而子女回报父母的时间可长可短,没有期限。这种为了「谁」而活的精神,看似崇高,实际上却是一种难以挣脱的「道德捆绑」。而这种「道德捆绑」在中国社会中相当普遍。
近日根据亦舒同名小说改编的电视剧《我的前半生》热播,马伊琍扮演的全职太太罗子君不幸被离婚。她是值得同情的,毕竟犯错的不是她,当爱情无法挽留时,那种撕心裂肺的的绝望让人心疼。但是另一方面,当她不愿接受出轨和离婚现实,委曲求全,苦苦哀求,想要挽回爱情,逢人就哭诉,是他老公让她成为全职太太,答应她要养她一辈子,她是为了孩子,为了这个家如何含辛茹苦,如何不计代价,如何牺牲时,她闺蜜的男友所说的话一针见血:这种看似伟大的付出,其实是期盼更大的回报,就是绑住她老公养她一辈子。
这种借助道德宣扬来为自己赢得资源从而给亲密关系注入一种「交易」色彩,以此满足自己的期望,却让亲人背负道德负担,此为「亲情困境」。
《中庸》第二十章有段话:

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礼之所由生也。

这段话说明,儒家主张个人和其他任何人交往时,都应当从「亲疏」和「尊卑」两个社会认知向度来衡量彼此的角色关系。评定完亲疏远近,尊卑上下,再来「亲其所当亲」,是为「仁」;「尊其所当尊」,是为「义」,依照「亲亲之杀,尊贤之等」所作出来的差序性反应,即是「礼」。

儒家庶人伦理「仁-义-礼」体系

「庶人伦理」结合西方的「正义理论」,呈现了「人情与面子」理论中的资源分配方式,即:
根据「尊卑」原则解决「程序正义」问题,决定谁是资源支配者,令其有权选择资源分配或交易方式;
再按照「亲疏」原则,决定资源分配或交易的方式。
如此可以看出,儒家「庶人伦理」下的「人情关系」注定「偏颇的」,是对公平机制的破坏。
因为「人情」大于规则,办事情首先要「找熟人」,关系不同价格不同,请客送礼之风愈演愈烈,甚至权力寻租摆上桌面,不再是潜规则;
孩子上学要走关系,看病要送红包,就是学车也要给教练塞几包好烟……本来正常的职业职责,俨然成为灰色利益的来源;
在政界、商界,人们的大部分精力花在「疏通关系」、「搞定人」,企业家和政府官员要花大半时间应酬于酒局饭桌。甚至,关于企业家的生存状态,有一种戏谑说法,叫「脚踏『两院』」- 因饭桌上公关,喝坏了胃,喝垮了身,时常光顾医院;因急于牟利,兴之所至「赤膊上阵」,越了雷池,搞不好要进法院……
此外,「人情」也因为其价值难以衡量,往往只能算是一笔「糊涂账」。
冯仑讲过一个段子:
开车违章,恰逢熟人「卖面子」,省下50元罚款。回头「买个面子」,安排熟人亲戚进公司上班,那人根本不适合这个岗位,自己还不得不付出薪水两万余元。
人们一边抱怨「人情」负担重,一边又趋之若鹜,此谓「人情困境」。

自强才是硬道理

以上两种困境的根源,就在于儒家思想宣扬的我,是「大我」,是「社会取向」的「我」,是「关系自我」,而不是作为有独立意志的「独立自我」。说到底,就是「靠」的心理,「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唯独没有想过「靠自己」。对内不是通过自然的感情交流来拉近距离,共同进步,而是通过捆绑和牵绊来达到步调一致;对外不是通过公平竞争,而总是希望「另辟蹊径」,让自己占有更优资源。
一个人成长的过程,其与社会其他成员的关系是按照依赖-独立-互赖三个阶段发展,然而大部分人终其一生停留在第一阶段,他的技能和知识在提高,但是认知水平却停留在未断奶的「婴儿期」,被称为「巨婴」。
要破除这两种困境,还需要比较长的时间,需要整个社会接受「个人主义」(非利己主义,注意区分)。真正做到「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自己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自己为自己的人生负责,遵守规则,而不是总渴望逾越规则,走捷径;用统一的原则和规范要求自己和他人,一视同仁,无关亲疏与尊卑;过好自己的人生就是对家庭和社会最大的贡献,实现自我价值,从而传递正向影响,而不是眼睛向外,以道德者自居,总是试图寻找别人的错误;成为实践者和行动家,不做什么道理都懂却一无是处的批评家,成为建设者而非「破坏者」;用「顺其自然」的心态,真诚地与人交流、关联,而不是硬攀关系,强拉交情;秉着「双赢」、「共赢」的心态与人合作,而不是满脑子「零和博弈」,时刻准备掐架;做真实的自我,大家都心知肚明的剧本,带着面具反而让人感觉浮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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