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的信仰

      如果说严复是达尔文的第一个中国推介者，那受到严复《天演论》影响的梁启超就是达尔文最重要的中国传播者。

      书中介绍说，梁启超是中国最早的《天演论》读者之一，他在1898年《天演论》印发前已经读到这本书，那是梁启超正处于对自己茫然不知并在寻找自己的职业的时候。

      1896年，梁启超成为《时务报》的主编和主笔，成了一位新闻记者，可以说他是中国迄今为止最有影响力的新闻记者，那时的西方也不可能出现像梁启超这样通过自己的报刊文章而成为那个时期最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的新闻记者。

      梁启超的白话文文体影响了一代知识分子，年轻的胡适正是读了《天演论》和受到梁的影响而把自己的名字改为“适”的，毛xx也丝毫不掩饰他青年时代对梁启超的推崇和梁启超文章对他的影响，而梁启超的文章里大量出现的，正是严复带来的达尔文进化论学说以及他本人对这个学说的理解。这种理解加入了许多中国传统的质料在其中，使其更容易为中国人理解。

      梁启超的文章具有如此摧枯拉朽的能量也是跟当时的时代背景有关，达尔文的学说如果是在中国没有内忧外患的时候传播，可能引起的是一场道德喧哗，正如进化论在西方的遭遇一样，而在这个时候传播，中国读者几乎无条件接受因为现实已经得到验证了。另外不可忽视的是中国读者几乎没有任何科学上的准备，“西方科学家言”成为一种新的权威。

      这样我们可以充分理解五四运动的反传统，那个时代的著名呼声：反对孔子、反对孝、反对古文、反对家庭、拥护“德先生”“赛先生”，都能从达尔文学说中得出。正如鲁迅先生说:＂的确是第一义，只问他有无保存我们的力量，不管他是否国粹。”鲁迅认为中国的文化精粹，并不具有这种力量，甚至在文学领域也是如此，“我们此后只有两条路，一是抱着古文而死掉，二是舍掉古文而生存”。

      为了生存，中国必须革命，鲁迅讲过一个寓言。他说，据说猴子和人是表兄弟，猴子是四脚爬的，他们不愿站起来，不愿说话，站起来说话了最终胜利了。他因此引申说，由于人是进化革命的产物，那社会革命自然是有益的。

  《中国与达尔文》的作者认为鲁迅的推论是混淆了生物进化和社会革命，而且认为以鲁迅的知识水平，他应该能更加准确把握达尔文的思想。可是，鲁迅却没有这样做。

      中国人近现代以来对生存和发展的焦虑一直延续至今，记得曾经有位前卫艺术家做过一个实验，他录了不同身份中国人的日常对话，并与不同国家人的日常用语作比较,得出的结论是：中国人的话语中，“发展”这个词是使用频率最高的。只有发展和进步才能生存，这是达尔文中国奇遇记而留下的痕迹。

      古代中国人奉行循环论，物极必反，万物并行而不悖，他们肯定无法理解“发展”这个词汇对于现代中国人的意义。

      不管怎样，五四终究开启了新文化新思想运动的先河，从而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