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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天果然善变

2024-09-29  本文已影响0人  沛沛妈Ally

郑重声明:文章系原创首发,文责自负。

我妈告诉我,苗昌盛死了。听到苗昌盛这个名字,我甚至想了下。大概有七八年没有人提起过他了。他是我姐夫,不,是前姐夫。自从我大姐和他离了婚,他立马从我们的生活中淡出了。但听到他死了,我还是有些震惊。

七八年前,我大姐坚决地和苗昌盛离了婚。我妈在电话中苦口婆心地劝,你俩在一起都生儿育女了,他又不是什么坏人,不酗酒、不嫖赌、不家暴,怎么就过不下去了呢?况且他现在受着伤,你这个时候要离婚,就不怕别人在你背后嚼舌根,说你没一点人情味?都说一日夫妻百日恩,离婚的事等他伤好了再说吧。

大姐在电话那头安静地听着我妈的劝说,末了她就说了一句话,你不知道他那一张嘴有多伤人,如果再不离婚,我不被她气死,也要被他气疯。

我记得我妈当时脸上的表情——震惊、不解、心疼,非常复杂。

此前的一两年,大姐在电话里罗列了一堆要离婚的理由。比如, 苗昌盛整天像个大爷躺平,还安排下班回来的她干这做那;晚上经常大半夜不睡觉,在她耳边不停叨叨各种不如意;男同事顺路送她回家,苗昌盛就说她和人家有一腿;大过年的,苗昌盛让孩子贴个对联,老对联撕不下来,孩子直接往上贴,苗昌盛跳起脚来骂,大姐说本来就难撕,再说又不影响什么,过年就图个吉利忍忍吧,他却大骂她慈母多败儿……听起来确实没有出轨家暴烂赌那么让人糟心,但细想起来确实很难一起生活。我妈本着劝和不劝离的传统思想,劝大姐想开点,不要在乎大姐夫说的话。劝不动的时候,我妈也会突然厉声斥责我大姐,当初都说那人没什么能耐,没有多少可取之处,不是你自己感觉找到了真爱非要嫁的吗?

每次放下电话,我妈忍不住要和我爸转述一遍。我爸有时黑着一张脸一言不发,有时打电话说我大姐,说那人在你面前瞎突突,你不要当一回事不就好了?说这世上大多数夫妻都不和谐,还不都凑合凑合过了一辈子?

我爸第一次听说我大姐动了离婚的念头时,想都没想就给我大姐打去电话。他认为我大姐一定是被苗昌盛打了,或是苗昌盛外面有人了,他要第一时间弄清楚情况,为他女儿做主。然而事情并没有他想象的那么鸡飞狗跳,只是鸡零狗碎而已。感情还算恩爱的我爸我妈,虽然听说过一些夫妻间七零八碎的生活,但始终无法感同身受,他们认为只有暴力烂醉狂赌让人无望,并不知道还有聚蚊成雷般的绝望。  

那时候我在读大学,家里及亲戚有什么事情,爸妈都会第一时间和我在电话里说起,好像这样才是把我当成一个成年人看待了。什么我姑姑添了孙子啦,我舅家的表哥开了超市啦,我姨不小心摔断腿啦……说的最多的还是我大姐要离婚的事儿。说实在的,我嘴上说着恭喜或劝慰的话,但一般过耳过嘴不过心,唯独对我大姐的事总是格外关心,甚至有些牵肠挂肚,可能是我从小就感受到了大姐对我的真心疼爱。 

大姐与我并非同胞姐弟。她是我爸和他前妻生的孩子,听人说那女人在生我大姐的时候,产后大出血未抢救过来。那年我爸才二十四岁。我爸既当爹又当妈的把我大姐养大。大姐十岁那年,我二十岁的妈看上了大她十四岁的我爸。还好我外公外婆没有反对,可能是农村里像我爸这样读完高中,肚子里有点墨水的人不多,也可能他们喜欢我爸哀而不伤的豁达。

我爸妈婚后第二年,有了我二姐,但二姐出生后几小时就夭折了,我妈现在说起来还黯然神伤。即便我妈后来有了我,她对我大姐还是视如己出。她心痛大姐打一出生就没妈疼爱,但凡添新衣,有好吃的,都先紧着我大姐。大姐经常被感动得只一声“妈”,黑亮的大眼睛里便滚出亮闪闪的泪珠,她哽咽着说弟弟比她小那么多,更需要穿得好一点,吃得营养一些。

大姐比我大了十三岁。 听我妈说,我还是婴儿的时候,大姐一放学就从奶奶手中接过我,抱我到村里人多的地方玩,教我认周围的人,看正在发生的事,就好像我能听懂她说的似的。我哭闹的时候,我妈我奶哄不好我,每次一到我大姐怀里就奇迹般地安静下来。我两岁的时候奶奶去世,我妈的主要职责是看护我,捎带种点菜园,田地的大庄稼几乎都落到我爸一人肩上。

一到周末与寒暑假,大姐就要去田地里帮着做事,我妈心疼大姐不让她干粗活,就让她负责照看我。大姐带我出去玩,为我讲故事,做全家人的饭,给我蒸鸡蛋羹吃。我妈说,我大姐蒸的鸡蛋羹很嫩很滑,我小时候只爱吃大姐蒸出来的鸡蛋羹。

夏天,蝉鸣声声,勾得我心痒痒,就想抓几只来玩。大姐对我说,蝉白天抓不住的,要到晚上才好抓,让我在家等着,因为晚上树林里蚊虫多。她约上村里几个同学去抓了三只蝉交给我,接过装婵的小桶时,我发现她的胳膊上有几颗蚊虫叮咬的红疹,问大姐疼不疼、痒不痒?她笑着说,没事儿,只要我阿弟高兴,这点叮咬算什么?我的心顿时像被一股暖流轻轻拂过,感动之情难以言表。

我好奇地抓起一只蝉儿,好奇地又看又摸。它有一对大而突出的复眼,一对又短又硬的触角,一对透明的翅膀。它怎么不叫呢?我把它轻轻放在桌上,还是不叫,桶里的两只蝉也不叫。我问大姐,怎么蝉不会叫?大姐说蝉离开树林,害怕了,所以不会叫了。那树林里的每只蝉都会叫的吧?大姐说只有公蝉会叫,母蝉不会叫。我追问为什么?大姐说那是由于母蝉的发音器天生没长好。既然抓回来的蝉都不会叫,我又何必让让他们离开树林呢?第二天我让大姐带我去树林将蝉放回了树林。那年我四岁。此后我再也没有玩过蝉了。

如果生活一直这么平顺,那该多好。可那年秋天,我爸农闲外出打零工出了点意外。他从脚手架上摔了下来,所幸,经诊治没有生命危险,但摔断的两根肋骨需要卧床静养。我妈没有告诉大姐,大姐周末从学校返家知道了,埋怨我妈为什么不及时告诉她?我妈说不想耽误她学习。大姐顿时泪如泉涌,良久,她哽咽着说,她才不要再上什么学,她只要爸妈都好好的。后来,她真的没有再去学校,在家帮着我妈照顾我爸,帮着干田地里的活。我爸在床上从秋收躺到落雪才下床。春节一过,大姐就外出打工去了。我长大后,我爸告诉我,要不是因为他,大姐肯定也能考上大学,那必定是另一种人生。

大姐外出打工后,爸妈几乎每个月都能收到大姐汇回家的钱。我爸听大姐的劝,再也没出去打过零工,我妈经常念叨大姐的好。

四年后的一个春节前夕,大姐带回来一个男人。大姐告诉我们,他叫苗昌盛,和她在同一家工厂打工,老家与我们同省不同市。

苗昌盛和我大姐差不多高,偏瘦,肤白,浓眉,小眼,平头,看起来既不昌,也不盛。我觉得他的名字起得名不副实,他看起来特别像棵蔬菜,叫苗豆芽苗白菜之类的可能更合适。我妈带着笑容打量了他一番,没有显露出明显的喜欢还是不喜欢。

苗昌盛说起话来吐字发音不太利落,词语在嘴里好像经历了过度咀嚼,都连成了一片。我听得不太明白,我揣测我爸我妈不会十分喜欢他,毕竟他们自己说话是那么清晰,那么字正腔圆。 

我妈还是做了一桌子好菜招待苗昌盛。我爸饭桌上问了下他家的情况。他家也住农村,只不过父亲在乡里教书,母亲务农,下面有两个妹妹还在上学,他是家里的独苗。

吃过饭,他们要去县里逛街,我忘了他们是原本就计划带上我,还是我看不出眉眼高低没拿自己当外人,反正他们出门时,我自动跟了出去。 

“他是大姐夫。”大姐颇有些庄重地对我说。

“我知道啊,他不是叫昌盛嘛!”我自以为懂事地转向苗昌盛,“苗大姐夫好!”  

“你这样叫不嫌别扭吗?不用带姓,就是大姐夫。”大姐纠正着我自以为是的礼貌。

后来想想,这中间的微妙差异还真有点意思,有苗姐夫,就好像还有李姐夫周姐夫田姐夫似的,带了姓的姑父立马降了档次,不是亲姐夫了。那时候他俩其实还没领结婚证,这简单的介绍足以证明大姐对他的认可。

我们先是坐的三轮车,而后坐的大巴到的县里。大姐告诉我,他们上班的地方比县城要大得多,苗昌盛是一家电子厂的品质课长,她是他部门的品管员。我们先是逛了农贸市场,苗昌盛买了些我爱吃的炒花生、炒板栗,还有桔子、苹果,又为我大姐买了一大束红艳艳的花。大姐捧着鲜花,一脸羞涩又一脸幸福。我吃着炒板栗走在他们身边,苗昌盛抓出一把桔子,给了我三个,而留在他手里的桔子,他一瓣瓣地送给进了我大姐嘴里。

空气中涌动着沙糖桔甜滋滋的气息;街上张灯结彩,一派喜气洋洋;雪后的晴空澄碧如洗,上面飘着朵朵白云。我们三个人兴高采烈地说笑着,不知不觉到了百货公司。

大姐好像和我一样对百货公司更感兴趣。苗昌盛为我买了科学试验套装,为我妈买了一件天蓝色羽绒服,为我爸买了一瓶五粮春和一条利群烟。

大姐也有收获,苗昌盛给她买了一本粉红花封皮的笔记本,一支得力牌钢笔。我觉得大姐和平时不太一样,她看向苗昌盛的目光是那么地含情脉脉。

苗昌盛付了钱,我拿出我的科学试验套装。他大包大揽地提着余下的所有的东西,包括在农贸市场上买的吃的。我说我还可以再提点东西,苗昌盛不同意,他说我一个小孩子容易累着,我们快要走到公共汽车站的时候,我听到他的呼吸变得有点粗重,看见他的平头短发里隐约渗出细密的汗珠。

“大姐夫,你累吗?”我仰起脸看着他。

“不累。”他诚恳而又局促地回答。

我瞬间被感动,认为他是个又善良又有力气、可以依靠的大人。对我来说,那是一个所有心愿都被满足的好日子,我无比快乐。  

公共汽车上,大姐依然抱着鲜花,苗昌盛坐在她旁边的位置上,我坐在他们并排的一侧,两人咕咕哝哝说着悄悄话,我的第一感觉是他们在谈情说笑。我笑了笑,但愿大姐一生都这样幸福。

大巴到了镇上换三轮车。他们两人相向而坐,我和大姐坐一排。一路上两人一会儿羞涩地对视,一会儿默契地看向车前方。

当天晚上,待苗昌盛去了客房,我妈问我对苗昌盛印象怎么样。我说,苗昌盛是个好人,给我买了我想要的东西,也给你们都买了礼物。我妈说,傻小子,他在追你姐,怎么都要好好表现的呀。

我忽然意识到我应该让苗昌盛也给我也买一支钢笔的,这样等寒假结束等开学了,我好拿到学校向同学们显摆,毕竟科学实验套装拿到学校炫耀,不太方便。

“给我看看你的钢笔呗。”我站在大姐房门口,大姐正在写着什么。

“这个……不太适合小学生用。”大姐略有些为难地看着我。

说实话,我几乎是有些震惊的。大姐极少拒绝我的要求,可以说她的一切都愿意和我分享,我也把对她的侵略当成了一种理所当然。一般我只要说给我看看、给我试试,她都会说给你吧。而且那个钢笔是清新的粉色笔杆,真没看出有多成熟。

“我又没说要,不就是想看看嘛。”为表不满,我有点阴阳怪气地说,“你现在怎么变得这么抠啊?”

大姐将钢笔套上套子递给我,我以为只要稍加暗示,大姐就会主动把它送给我。

“真好看。”我说。

大姐未回应我。

为了掩饰自己的小心思,我只云淡风轻地看了两眼,就把钢笔递回到大姐手里,我眼睛看向了别处。大姐也似乎急于回避我,接过钢笔就往房内走。不知道是我递得不结实,还是她接得太草率,粉色钢笔掉到了地上。大姐已经启动的双腿有了行走的惯性,一只脚说时迟那时快地踩了上去。都不用捡起来,定睛一看,粉色钢笔上沾上了灰尘,就像一个蓬头垢面的漂亮女子。大姐捡起钢笔,对着灯光看着。 

“噢,没踩坏吧。不是我……”我一时有些尴尬。其实我心里非常内疚,如果不是我存心要侵占大姐的钢笔,就不会掉在地上。

“没踩坏。”大姐的声调幽幽的,我分明看见她眼中闪烁着的泪光。

“对不起……”我感觉非常糟糕,看着大姐不知道该说什么。

“没事的,没事哈,你去睡吧。”大姐对我坦然一笑,眼泪却落了下来。

再后来,大姐和苗昌盛结婚了,大姐前后生了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他们仍然一起在外地打工,并且将俩孩子一直带在身边。我小学毕业,上了初中、高中、大学,只有每年春节才能见大姐一次。我们好像变得有点生分了,应该是大姐有了自己的孩子;我也忙于越来繁重的学业,不再是那个需要陪伴的小男孩。我们好像很久没在一起好好说说话了。

我上了初中之后,除了学习还是学习。爸妈告诉我,我的任务只有一件事,那就是学习,其他事情一概与我无关。而我,为了长大后过上和父母不一样的城里生活,我可谓“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偶尔听到大姐的消息也不过片言只语。

我最后一次见到苗昌盛,大概是我读高一的时候,也是在春节。他又胖了一些,皮肤更显白了,看上去不太结实。他明明比我大姐大了五岁的,可是看上去我大姐要老他五岁。大姐又瘦了、黑了些,她的眼角添上了细纹,神情有些憔悴,不复当年光彩照人的模样。我隐约感觉是大姐在撑着那个家。那一年,我外甥六岁,外甥女三岁。

再后来的春节,都是大姐一个人带着两个孩子回娘家。大姐很少说大姐夫的事,大姐夫这个形象在我记忆中渐渐变得模糊了。

我考上了上海的985大学,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这才在问询和回忆过往中相对完整拼凑出大姐那些年的经历——大姐由于在品管员岗位干得出色,而且协调能力强,深得工作有交集的业务部门经理欣赏,被调任做业务员,后来职位做到了业务课长、业务总监。而苗昌盛在大姐工作蒸蒸日上之时,好像变了个人似的,说话火爆得很,尽得罪人,被大家排挤,最后自己主动提出离职。离职后,他也不急着找工作,在家玩了很长时间的电脑游戏,后来出去找工作,还是干老本行,但每份工作都干不了多久,短则一个星期,长则两三个月。

就这样,苗昌盛大多数时间都在家躺平。即便这样,大姐也少有怨言,独自默默撑起一个家,可苗昌盛非但不自省,反而成了地地道道的“怨夫”。正所谓,人不能太闲,地闲生杂草,人闲生烦恼,心闲生杂念。大姐整天被工作、生活、孩子忙得像陀螺连轴转,不理解大姐夫为什么就变得不思进取,整天胡思乱想,污蔑她的清白,还对她指东派西,对孩子们骂骂咧咧。

大姐隐忍了几年,带着一双儿女从原租住房里搬了出来,并将他们都办了全托,自己好一心打拼事业。这中间,我爸曾试图力挽狂澜,他的理论是苗昌盛他虽然是烂泥扶不上墙,但至少还是一堆泥,不是什么更烂的东西。他对大姐说,苗昌盛原本就是个很普通的人,你当初选错了,现在只能看开点。

苗昌盛一个人住在原先的出租屋里,既不找工作,也不回老家。整天除了玩电脑,就是酗酒。房东找他交房租,他还恶语伤人。房东气不过,叫人把他教训了一顿并将他赶出出租屋。他竟有脸跑到我大姐新租的房子里混吃等喝。

大姐电话中平静地听我妈说等苗昌盛伤好了再说离婚的事,末了大姐回了一句‘′你不知道他那一张嘴有多伤人,如果再不离婚,我不被她气死,也要被他气疯。”的第二天,独行其是架着苗昌盛去了民政局,把婚离了。那时大姐的两个孩子,一个十一岁,一个八岁,他们都跟了大姐。

大姐离婚后,我曾经问我妈,当初你和爸不看好苗昌盛,为什么还同意大姐和他结婚?

我妈说,你大姐那会儿爱他爱得死心塌地。我们做父母的只能尽心劝说,但不便强加干涉。我们真没料到他会变成那样,人不昌兴却气焰盛,最后把你大姐逼到非要跟他离婚的地步。

我大学毕业工作的第三年,大姐已经在她打工的城市攒钱买下一套商品房。那时她的儿子上初三,女儿读六年级,成绩都不错。她算是从低谷中爬了上来。

国庆节,我带爸妈去了一趟大姐所在的城市。穿着一身清清爽爽的天蓝色运动服在机场迎接我们的大姐,肤色透亮,神采奕奕。来到她的家,她的房子不算大,但收拾得很整洁。

第二天我们一行六人一起逛了街,买了许多用的吃的,又吃了当地美食,都是大姐抢着付的帐,理由是我刚毕业,要成家立业,要花钱的地方多的去。

那几天,我们说起一些我小时候的事,大姐说有一年夏天,正值双抢时节,她和爸妈去打稻谷,带上我,带了西瓜、香瓜和水,让我在一把大遮阳伞下不要乱跑。不知何时,突然就暴雨如注,仿佛银河倒挂,,水珠溅起千层浪。她和爸妈跑到大遮阳伞下躲雨,我爸边跑边说天气预报不准。我记不得大姐说的那次打稻子遇暴雨的事,但也能轻易想象那画面。夏天总是特别善变。  

“姐,你为啥非要离婚呢?” 

“害怕,我一想到以后就害怕。我当初青春懵懂,他追我,就觉得人家条件不差,就先相处着,后来糊里糊涂就感觉爱得可深了。后来一想爱他啥?不知道。我们从来没有一起做过一件年轻时候曾经谈论的事情,除了生孩子。当然了,谈恋爱还是挺好的。

婚后日子一长,发现他的脑子抽风了。你尽心尽责工作,他说有几个人像你这样傻;你让他帮做点家务,他说干家务掉了男人的身份; 你说要努力挣钱、存钱,他说到他老了的时候,自有政府会管他生活的。

他从我们一起工作的工厂离职后,去这家厂嫌累,到那家厂嫌人际关系难处理,每年有七八成时间在家躺平,还老说等他以后有钱了就怎样老盘算一夜暴富。又懒又自以为聪明,还嘴欠。他哪哪都指望不上,还总让我糟心,后来我越来越不想忍受他了。让我下最后决心的是,有一次我在公司加班晚了,同事送我到楼下,他看见了,竟然说我和人家有一腿,给他戴了绿帽子。他那个话那个气人啊!我再看他,觉得他就是一只带毒刺的蝎子。”  

“婚姻是爱情的炼丹炉,这个炼丹炉把你炼出了火眼金睛了。没有责任心,心胸狭窄,奸懒馋滑。和这种男的走到半路就已经对目的地产生了畏惧,对吧?”  

“对,就是这样。”  

“你发现靠不住他,又影响不了他。干脆算了吧!”我那时正是年轻气盛的年纪,热衷于自以为是的评判。  

“我发现,我心里没有这个人了。年轻时候担心他累不累?有没有烦心事?后来我发现他无论如何也不会累着自己,我家里家外忙得焦头烂额,他照样在电脑上玩游戏、看小说,玩得不亦乐乎。我对他的感情被他的自私懒惰消耗殆尽,况且他又那么嘴欠,我每天过得很郁闷,看不到一点希望。再那么过下去,我会老得快,死得快。我为什么要把自己的一生和这样的男人绑在一起。”  

“姐夫辜负了你。”  

“是的,恋爱那会儿,我很信任他。他确实没做什么坏事,但就是感觉他越来越糟糕,就像一块新鲜的蛋糕发霉了。”大姐皱着眉,努力和我说清她复杂的心情。 

“最好的办法就是你离开他,他过他的,你过你的,不被他影响心情。”

“嗯。可是很多人都觉得我非要离婚是矫情,说别人都是这么凑合过来的。还说我自私,说将来孩子长大了,会因为单亲家庭影响孩子找对象。我就不明白了,谁说单亲家庭长大的孩子都心理不健康?谁说单亲家庭就一定问题多?我只知道,只要他们足够优秀,将来就能赢得好伴侣,拥有幸福婚姻。我不明白为什么所有人都劝我凑合过下去。”

“可能那些人觉得,你离了婚就孤儿寡母的,家不像个家。”  

“并不是非要有一个男人才算一个家,我和你外甥外甥女也是一个家呀。你不知道我离婚之后,下班回到家没人吆五喝六,没人无中生有,没人骂骂咧咧,那个安静啊,真叫人舒心。离了婚,解脱了,我的心每一天都阳光灿烂。农村里很多老太太,鞍前马后伺候老公一辈子,还被老公骂了一辈子甚至是打了一辈子,也就那么过来了,最后儿孙满堂,七老八十的时候也会办个寿,好像和和美美的,还挺心满意足的。可我不可能熬到那个时候。”   

我觉得大姐是不堪婚姻中少有的清醒者,当她无法容忍另一半时,就像一只快要被烫死的青蛙,果断遵循自己的内心跳了出来。

“你知道苗昌盛死了吗?”我忍不住给大姐打去视频电话。  

“我告诉你妈的!”大姐脸上竟然是掌握了第一手情报的得意和炫耀。

“你怎么知道的?你还偷偷关注人家?” 

“他妹妹告诉我的。他离了婚回到老家,啃他爸妈的老,他爸可是教书育人的老教师,哪里丢得起这个脸,父子间没少发生冲突。他开始酗酒,经常喝得醉醺醺的。他喝醉了酒,嘴欠,被人暴打身亡的。” 

“都说一日夫妻百日恩,你会不会想起你们结婚头几年还算和谐的婚姻而有些难过?” 

“难过倒是没有,就是有些惋惜。他最初还行,后来躺平,人一懒就洐生出各种弊病。可惜了,还不到五十岁,人就没了。不过,死了,对他来说,也是一种解脱。”  

她像旁观者一样看待前夫的死亡,大概只有不和他一起生活,才会如此放下过去的恩怨。

“他属于非正常死亡,家属会得到一定的经济索赔的,不说丧葬费、死亡赔偿金、精神损失费这些,至少被扶养人生活费是你该得的。”我说,“你可以联系你前公公前婆婆协商这件事。”

“算了。用他嘴欠丟命换来的钱,会让我想起我们离婚前他对我、对孩子们的语言暴力,我会很不舒服的。”

“你两个孩子,一个上大三,一个读高三,正是大把花钱的时候。有了那笔钱,你会过得宽松一些的。”

“我都不稀罕他那个人,还会稀罕他那个钱?”大姐打断我,“没那个钱,我日子照常过。就算再苦,我也不稀罕那笔钱。”

生活好像给大姐关闭了一扇门,却打开了两扇窗。大姐没有了婚姻,工作上倒是顺风顺水,一双儿女也自律自强,没让她操什么心。

我觉得大姐将来老了,儿女有了各自的小家庭,可能会挺寂寞的,于是建议她找个老伴。

“我不喜欢伺候人。”大姐温和而坚定地说,我与其找个人搭伙过日子,不如自个儿看书写作,养花种草,何乐而不为?”

大姐把头发往耳后拢了拢,我发现她比十年前要显年轻,都四十四岁的人了,眼角看不出一点皱纹,皮肤白净很有光泽,一看就是认真生活且善待过自己的样子。

大姐年轻的时候,我们村里人说她长得像张曼玉。我记得张曼玉演过一部叫《花样年部》的电影,我印象深刻的是她穿着旗袍,步态摇曳多姿,举手投足间尽显优雅的模样。  

暑假,大姐带孩子们回老家,送给我一个变色保温杯。杯身是橙色的,在我倒入热水后整个杯子变成了黄色,杯子保温效果极好。我将热水倒掉试着换成冷水,很快杯身又变回了橙色。用着这个变色杯,不知怎的,我觉得这只杯子就像我那始终保持内心热度,冷暖自知的大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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