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纵向漫谈中国的税收机制
富兰克林说过：“世界上只有两件事情不能避免，税收与死亡。”
税收对人民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马克思说过：“打倒税收的背后，就是打倒国家。”
税收对国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然而，就是这样对人民和国家无处不在又无比重要的税收，却一直伴着无休止的争论与不解。
有一个人曾这样感叹道：“世上最难理解的，就是所得税。”
这个死活搞不懂所得税的人，叫阿尔伯特·爱因斯坦。
搞得懂宇宙黑洞的人都搞不懂税收，看来，不是上帝创造税务官，是税务官创造了上帝。
调侃归调侃，今天还是得讲一讲这比宇宙黑洞还难懂的税收，老套路，还是述往事而知来者，今天，我们依然从中国历史的纵向角度出发，聊一聊税收与国家兴亡的关系。
一、夏朝贡法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上古时代的夏商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三个朝代的税收制度大同小异，国家的主要税收来源是大禹开创的“九州贡法”。
《尚书》曰：“禹别九州，任土作贡。”
各地诸侯的土地按距离王城的远近，划分为“甸、侯、 绥、要 、荒”等五服，按不同的要求向王朝提供实物、特产、劳役、军役等，比如我们熟知的大禹九鼎，其制作材料就是九州的诸侯进贡给大禹的，而大禹之所以在鼎上刻各州的地形山川和奇珍异物，并不是为了美观好看，而是为了厘清各地诸侯的土地情况，和明确进献奇珍异物的朝贡标准。
各个诸侯该进贡多少东西，看看鼎上他们地方有多大就知道了，各个诸侯该进贡什么东西，看看鼎上他们是什么特产就知道了。
从这点意义上看，九鼎就是实物版的夏朝“贡法”税单，彰显了中央王朝对九州诸侯的征税权力。
古人的智慧，厉害吧。
两河文明的汉莫拉比法典是公元前十八世纪，为实物版的法律汇编，中华的大禹九鼎是公元前二十一世纪，为实物版的贡法税单，东西方文明交相辉映。
二、商周——景甜制
此井田非彼景甜，无语，被输入法出卖了。
嗯，是井田制，这个制度呢一直深受儒家推崇，被儒家视为天下大同的制度基础，不仅汉朝的王莽对井田制是身体力行，甚至到了明朝建文帝时期，方孝孺等人还一心要推行井田制，要不是朱棣靖难成功，估计明朝也来一次复古了。
井田制出现于商朝，到西周时已发展很成熟，当时道路和渠道纵横交错，把土地分隔成方块，形状像“井”字，因此称做“井田”，井田属周王所有，分配给庶民使用，领主不得买卖和转让井田，需交一定的贡赋。但是，商朝也好，周朝也罢，井田制的实行，仅仅是在王朝能直接控制的京畿（ji第一声）地区，非京畿地区也即各大诸侯国，依然是通过朝贡的方式向中央交税。
然而，随着东周时期铁制农具和牛耕的普及，以及周朝的京畿地区不断缩小，井田制在春秋时期就逐渐瓦解了，又因周室实力的衰落，诸侯朝贡体系也宣告瓦解，毕竟，那是属于春秋五霸战国七雄的时代。
三、秦汉——编户制度
汉承秦制，税法一致。
秦朝是把纳税人即农民，编入户籍，称为编户，实行按编户征收租赋和征收徭役、兵役的制度。汉初统治者吸取秦亡教训，轻徭薄赋，但汉朝田租轻而人头税重。两汉赋税制的主要内容是“租”和“赋”两项，租是对土地征收的税，赋以丁计，是人头税。
编户齐民是主体纳税人，农民的负担是四项：田租（土地税）、算赋和口赋（人头税）、徭役、兵役。
然而，土地兼并是千年难治的顽疾，即使汉武帝时期曾强力打压豪民巨富，仍无力抗拒这一历史趋势，汉朝本来就是人头税重，土地兼并后破产的农民无力缴纳人头税和提供徭役，要么投靠豪强地主，成为隐户不用交税，要么沦为流民流窜四方，成为社会动荡不安的重要因素。
古有豪强地主设隐户以偷税漏税，今有富豪权贵设慈善基金以偷税漏税，千古不易也。
而东汉又有独特的国情，东汉开国皇帝刘秀赖以建国的政治军事力量，就是地主豪强势力，刘秀为了拉近与河北豪强的关系，还特地娶了豪强的人为老婆，这让阴丽华很伤心啊。所以，东汉没有奉行西汉一以贯之的打压豪强地主的国策，终东汉一朝，豪强地主得到空前发展，终于进化到了豪强地主的高级形态
——门阀士族。
一言以蔽之，两汉以来的土地兼并，导致了大量的编户齐民从政府的户籍中消失，这大大加剧了国家的财政危机，却大大加强了豪强士族的经济势力，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东汉以降至唐初的中古，终成门阀士族的天下。
土地兼并，土地兼并，还是TM的土地兼并。
四、唐朝——从租佣调制到两税法
唐朝的税收制度，是中古史学界的一个热点，因为唐朝税收有很大的变化。
一开始，唐朝是坚持土地公有制的，实行均田制，每个国民出生后，由国家出一块地给这个人耕种，人死后国家收回，再重新给另一个人，在此期间国家向这个人收税，主要收三种税，租、庸、调。
租是田租，成年男子每年向官府交纳定量的谷物；调是人头税，交的是定量的绢或布；庸是徭役，当然，农民不去徭役也可以，可以纳绢代役，这样保证了农民的生产时间，有利于农业生产。
所以这项制度被称为租庸调制。
因为实行了均田制和租庸调制，所以比起别的朝代，唐初的人民还是幸福的，一生下来国家就给你一块地，现在国家敢给每个人一套房吗，你勤奋的劳作还能不服徭役，所以唐初的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不是没道理的，杜甫诗曰：
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
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
然而，土地兼并的老问题打破了盛世。
从唐初到唐中叶，由于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和商品经济的发展，贫富差距极速拉大，土地兼并空前盛行。
吏治腐败导致政府对原来授田的农民，各种横征暴敛，农民不堪忍受，要么纷纷逃亡，要么出卖土地而投靠贵族官僚地主为佃客，而一旦农民逃亡，政府往往责成邻保代为缴纳租佣调，这样就迫使更多的农民逃亡，租佣调制的维持十分困难，国家财政难以为继。
因此，中央拿不出钱来养活边地打仗的军队，于是，国家就把边关地区的军权财权行政权合并起来授予同一个人，即节度使，让他自己想办法收税，再用这些税养活打仗的军队，所以说，后来的节度使权力坐大，是由财政问题引发的。
国有土地通过各种方式不断地转化为私有土地，政府控制的土地日益稀少，而均田制的基础就是国家要有土地储备，但政府已无地授田，因此均田制到了唐中叶已经是名存实亡。
面对土地兼并的不可逆转，唐朝终于将人丁税的租庸调制，转为资产计税的两税法。
两税法，是指由征收谷物、布匹等实物为主的租庸调法，改为征收金钱为主，一年两次征税 （故称两税法） 。两税法改变了“租庸调”据丁征税的作法，实行以财产多少为征税标准。
最主要的一点就是，两税法不再按丁征税，改为按资产和田亩征税，根据资产定出户等，按户等征收户税，先“定税计钱”，再“折钱纳物”；按田亩数量征收地税。甚至连无固定住处的商人，所在州县依照其收入的一定比例征税。
两税法改变了自战国以来以人丁为主的赋税制度，而“唯以资产为宗，不以丁身为本”，使古代赋税制度由“舍地税人”到“舍人税地”方向发展，而后，以资产为宗的两税法发展了“间架税”、“除陌钱”等种类，如“间架税”就是唐朝的房产税。
唐德宗时期，大唐没钱，于是皇帝就对长安城的全部私有房产征收间架税，按房屋的等级和间数计征：上等房子每年每间交多少，中等房子每年每间交多少，下等房子每年每间交多少，因为很多人瞒报房产，于是唐德宗于让四邻举报，查出谁家少报一间，“杖六十，告者赏钱五十贯，取于其家。”（《旧唐书》），对富人连揍带罚的征收房产税，着实的丰富了大唐的国库。
然而，这么有钱途的房产税，唐德宗却只执行了半年，因为就在征收“间架税”的那年，五万士兵哗变长安，要把唐德宗赶下台，他们的宣传口号就是“不税汝间架！”
造反的人说的“不税汝间架！”，翻译成白话就是——“起来！不愿交房产税的人们！”
看来，不管是古代的间架税，还是如今的房产税，凡是涉及到利益集团，都是这么的“不受欢迎”啊。
一言以蔽之，因土地兼并的严重，唐朝从均田制租佣调制转换成以资产计法的两税法，不仅拓宽了征税的广度，增加了财政收入，而且由于依照财产多少即按照纳税人负税能力大小征税，相对地使税收负担比较公平合理，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广大贫苦人民的税收负担，两税法奠定了宋代以后两税法的基础，是中国赋税制度史上的一件大事。
五、“作死”的王安石变法
唐德宗还只是让富人多交税，就激起了兵变，后世的王安石，可是要官僚集团交税啊。
“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王安石的确是好样的，他实行的募役法硬性要求，官僚也要交纳役钱，实行的方田均税法，清查隐瞒土地，按土地多少、好坏平均赋税，更使官僚地主无法逃避赋税，这导致了整个官僚地主集团的疯狂反扑。
所以王安石变法的失败，是不言而喻的。
两千多年的封建王朝，都是建立在官僚地主集团的基础上，皇帝是不可能自己革自己命的。
六、明朝的一条鞭法
如果说两税法是以土地计税到以资产计税的重要转变的话，那么一条鞭法，就是以实物交税到以货币交税的重要转变，也是征收种类由繁杂向简单的转变。
是的，一条鞭法，就是大名鼎鼎的张居正改革的主要内容。
中国以前征税基本都是征实物，唐宋征税，只是偶有白银，仍然是谷粟实物为征税主体。自明代一条鞭法实行以后，不仅差役全部改为银差，而且田赋除苏杭等少数地区仍征实物以供皇室食用之外，其余也均已一律改征折色，即折为色银，与此同时，赋役征课也不再由里长、粮长办理，改由地方官吏直接征收，解缴入库。从此，不按实物征课，省却了输送储存之费；不由保甲人员代办征解，免除了侵蚀分款之弊，使征收方法更臻完善。
中国以前都是赋役分开，赋以田亩纳课，役以户丁征集，赋役之外还有名目繁多的额外加派，实行一条鞭法以后，全部简并为一体。将赋归于地，计亩征收，把力役改为雇役，由政府雇人代役，不需要农民去亲自服役了。由于赋役统一，各级官吏难以巧以名目。因此，丛弊为之一清，使税赋趋向稳定，农民得以稍安。
为了推行一条鞭法，张居正推行了规模浩大的全国土地清丈工作，清丈的结果增加了土地2.8亿亩，让不少地主隐瞒的土地都缴了税。史书赞曰：量尽山田与水田，只留沧海与青天。
然而，一条鞭法只是续命，还是没能拯救明朝。
毛泽东曰："正确的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一条鞭法最后的失败，下面的执行能力就是最大因素。
首先，一条鞭法本来就是化繁为简，取消了官员巧立名目的苛捐杂税，但是，明朝后期吏治腐败，地方官员一条鞭法之外另行增加徭役赋税，如“火耗”，扰民非常，而税收又不交给中央，地方敛财导致中央深受其害。
另外，因为官方两税收的是白银，农民在交税的时候得将谷物等产出折算成银子，所以要在缴纳两税的时候集中向商人兑换，而商人借此将银价抬高，这是明清延续的一大弊政，又被称为“残民一条鞭。”
最重要的还是东林党人对国家征税的百般阻扰。明时，江南富甲天下，赋税占比过半，为国家的财政生命线，明朝西北剿李自成，东北讨女真族，全赖江南赋税，然而，自从江南地区的大地主大商人集团利益代言人，东林党上台后，明朝对江南的征税就呵呵哒了，明朝无法，只能对其他地区课以重税，这又更加激化了民变。
于是，崇祯在李自成攻入京城大厦将倾之际，听到了这样一句话：
“忠贤若在，时事必不至此。”
史料记载，崇祯收魏忠贤尸骸，秘祭之。
七、清朝的摊丁入亩和火耗归公
清朝的摊丁入亩是明朝一条鞭法的进一步发展，火耗归公又是对一条鞭法的重要修正，所以学术界有人开玩笑说过，如果张居正复活在明朝末年，他会再来一次改革，改革会是摊丁入亩和火耗归公。
这样一看，雍正和张居正，也是惺惺相惜了。
汉承秦制，清承明制，清政府收税方式像明朝那样，按人头收人头税，雍正改革废除了人头税，摊丁入亩就是一改按人头收的方式，改为按地收税，有多少地就交多少税，贫民地少交的就少，富人地多交的就多，极大的增加了国库收入，也一定程度上减轻了贫民负担。
经济上的减轻还是其次，由于征税的对象是土地，从而使得政府放松了对百姓户籍的控制力度，促进了人口出生率的提高，也让农民和手工业者可以自由迁徙，出卖劳动力。
如清朝的闯关东和走西口等人口大迁徙，都要拜其所赐，没有人头税的废除，那些闯关东走西口的人可都得成流民了。
另外，如果没有人头税的废除，即使是土豆玉米传入中国，中国人口也不会增长多少。因为老百姓是生的起养不起啊，生的越多人头税缴的越多。正是因为废除了人头税和土豆玉米的传入，雍正时期，清朝开始了人口大爆发，雍正初国家人口还不满1亿，废除人头税后，雍正年间突破一亿，乾隆末年达到3亿，翻了3倍，由此奠定了中国庞大人口规模的基数。
雍正实行的摊丁入亩废除人头税，对中国目前如此规模的人口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废除人头税的摊丁入亩，不仅是中国税收历史上的重要大事，更深刻影响到了后世中国的人口数量和地缘情况，历史意义的确十分之重大。
还有火耗归公，清朝一条鞭法的施行滋生了火耗这个影响久远的问题，因税法规定纳银，而银两熔铸过程就产生了所谓“火耗”。熔铸碎银的实际火耗为平均每两一至二分，即百分之一二，但实际征收的火耗往往高得多，每两达二至三钱，有时甚至更多。火耗成为地方聚敛的一个巧妙的手段，也成为纳税人沉重的负担。
雍正大力推行的火耗归公，不仅废除了地方敛财的手段，减轻人民负担，而且大大增加了国库收入，在摊丁入亩引来的经济繁荣和火耗归公的收入增加双重利好下，雍正初年到末年，国库财政增长了近10倍。
雍正：感觉自己萌萌哒
然而，就像所秦晖提出的黄宗羲定律所说那样：
历史上的税费改革不止一次，但每次税费改革后，由于当时社会政治环境的局限性，农民负担在下降一段时间后又涨到一个比改革前更高的水平。
明清思想家黄宗羲称之为“积累莫返之害。”
摊丁入亩虽然解放了社会生产力，增加了国家财政收入，但后期弊端也渐渐呈现。同样还是吏治问题，在没有火耗这一敛财手段后，地方官员将各种苛捐杂税并入并入田赋，造成了更深的阶级矛盾，后期不仅没使人民减轻负担，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
吏治，吏治，还是TM的吏治。
八、文章小结
通过从夏商到明清的税收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几个结论：
一、土地兼并是封建时代难以根治的顽疾，动摇国本，危害极大。
——贫富分化是当下时间难以根治的顽疾，动摇国本，危害极大。
二、吏治，吏治，还是TM的吏治。
——反腐永远在路上。
三、地主官僚集团等既得利益集团，一直与国家意志背道而驰，总有办法偷税漏税。
——公平！公平！还是TM的公平！
四、黄宗羲定律，积累莫返之害。
——结构性减税，你懂的。
五、唐朝军队兵变口号：“不税汝间架！”
——当代利益集团口号：“起来！不愿交房产税的人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