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会记得——读《时间的女儿》

《时间的女儿》，英文书名为《The Daughter of Time》，作者约瑟芬·铁伊。据闻书名源于谚语（弗朗西斯·培根的一句名言：“The truth is the daughter of time，not of authority。”意为真相是时间的女儿，不是权利的女儿）。

（一）关于约瑟芬·铁伊

约瑟芬·铁伊，20世纪30年代以来推理史最辉煌的第二黄金期三大女杰之一，一生只写了八部小说，且每一部小说的主题与风格都不相同。她风趣幽默，风格多变，见解独到，观点犀利，知识渊博，逻辑紧密，从不故弄玄虚，即使百年之后，其作品也没有年代隔阂之感。

和同时代的推理作家们不同（甚至和前辈们、后辈们都不同），约瑟芬·铁伊笔下的推理故事从不局限于“案发现场、受害人、嫌疑犯、作案动机及破案线索”等推理小说要素，她笔下的某些故事甚至没有发生命案——因为她所想表达的，远远不止推理与破案。她的“眼睛”一直看向更高、更广、更深的地方——人与社会、人与家庭、人与自我。在她的小说里，读者看到的往往是人性，人与人的关系，人的心理，社会情状。

她并不着力描写一个伤口是什么形状，不着迷于让读者猜测谁有不在场证明或者说了谎，不会把谁和谁之间有利益冲突或者感情纠葛作为推理/悬疑的重点，她也并不打算让笔下的探长贴上一个特殊的“标签”（没有帽子和斗篷，没有胡子和口音，也没有什么特别的爱好），她对出场的各个角色一视同仁（当然，根据角色的性格、职业、年龄、籍贯等要素，会有不同的描述来体现其“言行举止”），所有的要素都服务于故事，所有的要素恰到好处的组成了故事。

（二）关于《时间的女儿》

《时间的女儿》是一部“正面撼动历史定论”的推理小说，据说，至今仍是美国侦探作家协会集体票选的历史推理第一名。与名气相反，小说本身并不激昂壮阔，整篇故事写得极为冷峻、平静。

故事开始，格兰特探长因为腿伤被迫住院，友人前来拜访，两人的聊天俏皮犀利，三言两语就说明了格兰特的性格特点，而他与同事们的交流，则从侧面展现了他所积累的知识及经验，并引出了故事伏笔：格兰特因为长期与犯罪分子打交道，能近乎直觉的从脸上“看出”犯罪分子。

接下来，他从友人带来解闷的小“礼物”，一张肖像画上，看到了一张忧虑消沉的脸，查理三世。格兰特让护士看肖像画，护士在匆忙之中扫了一眼，说：肝病。格兰特又让外科医生看肖像画，医生观察了一会儿，说：“脊髓灰质炎”。医生和护士在工作中见过许许多多的病人，出于职业敏感和习惯，他们首先从肖像画上看出了病症情状。实际上，查理三世驼背，一只胳膊萎缩，极可能是小儿麻痹患者。

医生在肖像画上看到了疾病，而格兰特和他的同事则把肖像画上的查理三世归类到了法官席（在法官和嫌疑人之间二选一），这是他们基于自身的职业角度，在事先不知道查理三世真实身份的情况下，所做出的一致判断。

好奇心自此被激起。历史上臭名昭著的查理三世，为什么肖像画上的眼神如此孤独压抑，神情隐含痛苦？

格兰特收集到的学校历史课本和书籍并不能解答他的疑惑，于是他请求友人借阅相关资料或者小说，其中，包括鼎鼎大名的托马斯爵士撰写的权威著作，《国王理查三世本纪》。

但在书籍的前言里，格兰特发现，这位权威的爵士，在查理即位时，5岁；在查理死亡时，八岁。那么，这位爵士所撰写的，被众多历史学者认为十分权威的历史传记，其素材来源及可能是：道听途说。

“有人记起或目睹或听说过一个传闻，有人会把再经某人传闻的传闻的传闻当作事实。”

托马斯爵士与都铎王朝的亨利关系匪浅，对查理三世的“盖棺定论”究竟是道听途说，还是别有用心？

如果读者以为接下来格兰特探长要成为历史学者或者考古专家，那就大错特错了。

术业有专攻。

友人为格兰特引荐了一位在大英博物馆进修的美国青年，布伦特·卡拉丁。之后，所有关于查理三世、亨利七世以及其他同代人物的资料——均有痕迹记录——都由卡拉丁阐述，格兰特躺在病床参与讨论。他们宛如闲聊一般，把探索查理三世的秘密当作一项打发时间的有趣之事，用真实的记录和常识，抽丝剥茧一般分析出了与大众认知完全不同的结论。

在讨论中，两人分别提出了在历史上真实情况与流传版本截然不同的几个真实事件，包括波士顿大屠杀、汤尼潘帝事件。

“有人为了一种政治目的而把简单的小事无限地夸大。在场的每个人都知道这是瞎编的故事，然而没人反驳，现在已经永远无法推翻了。一个完全不真实的故事，逐渐变成传说，而知情者却袖手旁观，什么也不说。”

查理三世身负的罪名，亦是如此。

很多时候，知道真相的人出于各种原因保持沉默，而真实的一切就逐渐被别有用心的人加以遮掩，成为众人默认的一个说辞。真相是什么，已经不重要了，甚至追问真相的人都显得不合时宜，明知道错误的人也不愿意再次接触这些老旧的话题，还会因为有人要追究真相而感到被冒犯。

每个警察在探破谋杀案时都会问：谁受益？

而这桩关于查理三世的“案件”，答案不问自明。毕竟，每一名有继承权的王室成员，在亨利七世掌权的时代里，生老病死，都有痕迹。

一张张记录被翻出，一个个时间点被核实，一段段零碎的线头串起了完整的“真实”。

真相，是时间的女儿。真相，不会被完全掩埋。

在卡拉丁和格兰特之前，已经有人为查理三世翻案。

“十七世纪时，一个叫巴克的人撰文为他洗刷冤屈，十八世纪时为他辩护的是贺拉斯·沃波尔，而十九世纪时则是一个叫马卡姆的人。”

约克镇对于博斯沃思之役的记录写着：“这一天我们伟大的查理王惨遭谋杀，全城再次致上最沉重的哀悼。”

查理三世的墓志铭上，没有骂名。

尽管四百多年前就有学者指明查理不是谋杀他两个侄子的凶手，但教科书里却依旧一代代坚守着错误的定论。

“理查三世被安上谋杀两个侄儿的罪名，他的名字成了邪恶的代名词。而亨利七世，他灭绝整个家族的‘卓有远见、稳定政局’的政策却使他成为精明有远见的君主。这种手段也许不讨人喜欢，但具有建设性意义，煞费苦心，而且还大获成功。”

故事结束了。

整部小说娓娓道来，没有煽情，没有激辩，作者与其笔下的人物丝毫没有在小说里强调自身的观点或杜撰莫须有的传言，因为她并不需要迎合或者赢得读者或任何“陪审团”的认可。

尽管时间流逝，但所有的“声音”都会留下痕迹。真相永不掩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