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不能说得太细？——评《第四十圈》

文/龙女那伽

上午读了一个中篇《第四十圈》（不是我要装那啥，只是手头没什么书，借了本《人民文学》第一篇就是它，结果，一上午的心情都轻松不起来了。

读完后，顺便百度了一下作者邵丽的资料，里面有对邵丽作品的评价“在叙述上，邵丽的态度非常平静，她从不渲染恶的、色情的东西，即使对故事的展开程度，叙述也总是显得非常有节制甚至是隐忍，这使她的作品在显得干净的同时，叙述也显得富有张力。而另一个重要之处在于，她能以悲悯的情怀关注当下的现实，使作品显得更为博大与深沉。”（引文摘自百度百科）我觉得这个评价相当准确。

这部中篇，简单点说，写了一个悲剧是如何酿成的。以一个挂职干部的视角，她听到的和看到的，完成了一个犹如“罗生门”一样的复杂案件。

看完后，我为小说中悲剧的“牛氏一家”痛惜，但最耿耿于怀的，是小说中，那些处于“体制内”的人的态度.

他们，有点像蔡明小品中的一句话：“这事，不能说得太细！”

首先含糊起来的，是为挂职的副县长开车的司机刘师傅，他说齐光禄杀人的事“真不算是个事儿”，“太复杂了”却始终不肯详细说事情的来龙去脉。

接着，是“我”去天中镇的时候，问起为什么这个镇的书记都干不了两年，镇书记只是神秘地一笑：“很快您就知道为什么了。”活像悬疑小说的开头。

然后，是副主任赵伟中对这个案子的侧面描述，说副县长被这个案子吓怕了。

“害怕群众上访，怕牵连”

“不是个单纯的案件，涉及不止一个单位，也不止涉及某个办案人员”

接着上来一篇罗列了七点以上的报告（这中类似的东西，我也搞过）。其实，这样的报告，看起来详细，实际上却模糊了很多事实细节，有些，甚至是关键细节。

再然后，在茶室里，同是挂职副县长的校友周友邦说自己的意见：“据说这家人不好惹”，给这件案子，定了基调。不过，不是领导发言，只是因为立场的问题。

最后，就是在酒桌上，政协副主席听到重提这桩案子的不乐意，副主任赵伟中解释说县领导“公开场合不提这事儿”，而政协副主席的小舅子则觉得案件主角齐光禄“傻”。

这些隐隐约约的措辞，搭配着的是作品中，另一条线有条不紊地叙述整个事件的前因后果的线索，逻辑清晰无比。这和另一条线上的含糊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小说中齐光禄的悲剧，其实正是因为这“不能说得太细”，再加上其中权贵力量的暗箱操作造成的。

事情发生的每一环，原本都有挽救的余地。

如果文中的“天中”县能有勇气把事情厘清，不要这么含糊，那么最终的悲剧也不会发生。

犹太裔著名政治思想家汉娜·阿伦特提出了“平庸之恶”的概念，“这种恶是不思考，不思考人，不思考社会。恶是平庸的，因为你我常人，都可能堕入其中。把个人完全同化于体制之中，服从体制的安排，默认体制本身隐含的不道德甚至反道德行为，或者说成为不道德体制的毫不质疑的实践者，或者虽然良心不安，但依然可以凭借体制来给自己的他者化的冷漠行为提供非关道德问题的辩护，从而解除个人道德上的过错。”（以上资料来源于：360百科）

整篇小说中，除了那个恶势力的代表“派出所所长查卫东的小舅子”（为毛好多类似小说中，小舅子都这么不成器？），明目张胆地作恶外，其余的人，似乎都没有做错。他们只不过是不开口，没行动罢了。

但正是他们，推动了整个悲剧一步步演变，最终导致牛氏一家，家破人亡。

小说中，查卫东的同学、新上任的公安局长坚持原则，要求复查齐光禄案件，齐光禄被警察抓走，成了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这荒诞的结局，倒像《警察和赞美诗》。

该严格的时候不严格，该宽容的时候不宽容。到最后，却还是含含糊糊，以“局部”代替了所有。

为什么不能说得太细？只因为其中的曲折，涉及到他们的利益。犯了错不愿意承认，也不敢承认。从一开始就和稀泥，直到最后，当“平庸之恶”到了极致，所有人才开始悚然惊醒，到这个时候，却再无人敢澄清事实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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