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苦难中成就自己——流放的苏子

在苦难中成就自己——流放的苏子

苏轼，字子瞻，自号东坡居士，四川眉山人。东坡自幼博贯内外群书，属文日数千言。二十二岁进士及第，是北宋著名的文学家、书法家、画家。

年少成名的苏轼，又得到名师欧阳修的赏识，本是“一日看尽长安花”的前程似锦少年郎，却一生过得坎坷艰辛。苏轼初入官场，正要大显身手之时，家中传来母亲病故的噩耗。苏轼与苏辙两兄弟随父回家奔丧。两年后守丧期满苏轼回京。在王安石变法开始之前，苏轼在官场上虽称不上平步青云，但也没有仕途坎坷。

元丰二年，苏轼调任湖州知州。上任后苏轼即给皇上写了一封《湖州谢表》。这本是官样文章，可苏轼一张嫉恶如仇，心中遇到不平不吐不快，说自己“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于是，他“讥讽朝廷”的帽子就被扣上了。一干宵小深文在苏轼的诗词、文章、书信中罗织罪名。其中有些确属讥刺时政，有些则是政敌无中生有、穿凿附会，意图置这位常令他们如芒在背的舆论领袖于死地。乌台诗案牵涉了苏轼的三十九位亲友，一时风雨凄凄、人心惶惶。幸好神宗皇帝尚存爱才之意，以及正义之士的救援，包括一些变法派的有识之士也劝谏神宗不要杀苏轼。新政派王安石当时退休金陵，也上书说：“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最后皇帝下诏，苏轼被贬往黄州，充团练副使，但不准擅离该地，并无权签署公文。

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苏轼解衣欲睡，月色透过窗户洒在屋子里，苏轼觉得今夜很美，就跑去承天寺寻找张怀民。两个闲人在无名之地的某个夜里一起散步，看庭下水，看竹柏影。黄州是个闭塞贫瘠的小城，但东坡倒是难得闲逸。在田地播种自给自足，也不用担心金钱衣食，东坡开始享受每一天淡泊而富足的日子。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乘兴而出，尽兴而归。

元祐八年苏轼自请出京去了定州，哲宗改号“绍圣”后，他因“讥斥先朝”被贬岭南。他先是被调任英州太守，然后不断接到追加的贬抑，最后他流落惠州。岭南自古以“瘴疠之乡”为人们所畏惧、逃避，也因此成为皇帝贬谪大臣的理想之地。曾经韩愈被贬潮州途中，写诗给赶来同行的侄子孙湘，预感自己将死在这蛮荒之地：“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哀切之情，溢于言表。苏轼心中也很惶恐，但更多的是对命运的反击。在惠州住下后，他很快与这里安乐相处。此心安处即江湖，心闲气定则天地宽广。这便是东坡。人人都以为苏轼岭南失意，可苏轼没有悲，只有后人争相替他悲，竞相忘却他那“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的潇洒。

政敌听到苏轼在岭南生活过得还挺滋润，于是颁发了新的贬谪命令。东坡匆忙赶往下一站——儋州。“某垂老投荒，无复生还之望。春与长子迈诀，已处置后世矣。今到海南，首当作棺，次便做墓。仍留手疏与诸子，死即葬于海外，生不契棺，死不扶柩，此亦东坡之家风也”。“生不契棺，死不扶柩”的旷达，遮不住他视渡海若赴死的悲戚。可没过多久，苏轼就把儋州当成了自己的第二故乡，“我本儋耳氏，寄生西蜀州”。他在这里办学堂，介学风，以致许多人不远千里，追至儋州，从苏轼学。

“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苏轼心中的“功业”不是世人眼中的功名，更多的是指诗词文章、书法绘画。黄州、惠州、儋州的每次贬谪都是东坡在文学上的丰收季。黄州是最显眼的例子，如果没有“乌台诗案”的打击，如果没有躬耕东坡的艰辛，我们难以想象，苏轼会写出《前赤壁赋》、《后赤壁赋》、《念奴娇·赤壁怀古》这样的天才之作。他仕途得意时的作品，虽也精致新巧，就像一湾清泉饮来清甜可口，但你只能夸他好喝；而失意时的作品，字字句句都能扣住人心，思之有味，如茶香绵长。“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苏轼在苦难中写出来的作品成就最高，最深入人心。

巴尔扎克曾说过，有创造力的人不会沉溺于过去的痛苦，他们会学会教训；而弱者则是整日沉浸在痛苦里，回顾以往的苦难来折磨自己。苏轼无疑是属于前者，“千磨万击还坚韧，任尔东南西北风。”黄州、惠州、儋州的环境虽然极其恶劣，但苏轼却不被外界所扰，潜心过好自己的生活，在平淡中自娱自乐，在苦难中成就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