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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9-21  本文已影响0人  余玉响谈

20岁不到,我人生中第一个“家教”工作,对象就是一群被法院判到烟毒勒戒中心的青少年。第一天,迎接我的第一幕,就是两个小孩饭前吵架,饭后要上课辅课继续不爽,于是拿椅子互砸。

而我,镇定到不行的继续坐着,然后开始了我当老师的生涯。后来因缘际会,我大学毕业的第一份工作,就选择在这里担任青少年心理谘商员,和他们有更细腻的交集。

我一直很感谢这份命运的安排,尤其是我当谘商员的那段时间,做的不只是谘商员的工作,时常得因为这些青少年在学校适应不良而去学校与老师“交涉”。

我在还没进学校当老师前就经历着看老师白眼的日子,这也给了我极大的“滋养”,我完全能感同身受那些“一步错 步步错”几乎难以回头的青少年,他们被侮辱放弃的滋味。当然,他们对老师不敬不恭是不好,可我们当老师的,也许也把自己放得太高,忘了人的限制人的困难,忘了教育究竟要给出的是什么而不是彰显什么⋯⋯

很奇怪的是,我一路从幼儿园教到中小学,再到面对大学生研究生,或是到企业教育训练、在社教课程中面对老人或新住民,我也许记得某些学生、记得某些课堂片段,但最没能遗忘的,就是20岁那时那些青少年的眼神⋯⋯

他们的眼里还是有光。他们只是在体制中找不到承接他们适合他们理解他们的人而已。而这个“而已”,看似轻描淡写,却可能让人付出一辈子的代价。

我常想,我只是比他们幸运一点,否则在生命每个转弯处,我都极有可能成为他们。也因为他们,此生不论再踏入哪个教学殿堂或与谁会谈,我都不敢或忘人生的哀伤与凄凉,人的不平与不凡。

“教育,从不仅在讲堂之上;谘商,从不只在会谈室内”,这是我之前在大学心理系兼课时,固定与大学生说的话。我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才能领会到,但我很庆幸,我20岁就开始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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