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经叛道的李贽
明朝后期,中国社会矛盾空前尖锐,皇权专制日益加强,宋明理学辅助专制,思想界因循守旧,一潭死水。然而,商品经济却蓬勃发展,市民工商业者的队伍不断壮大,出现了不少试图摆脱四书五经束缚的士人,万历年间的思想家李贽就是一位离经叛道的著名人物。
李贽(1527—1602),号卓吾,福建泉州晋江人,祖辈历代经商。其祖先是元朝以后迁来福建。26岁中举,以后20余年辗转各地任中下级官吏。
李贽幼年丧母,随父读书,学业进步迅速。自幼倔强,善于独立思考,不信回教,不受儒学传统观念束缚,具有强烈的反传统理念。
李贽的离经叛道,反传统的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抨击封建统治者极力推崇的程朱理学
李贽对被封建统治者奉为金科玉律的儒家经典和孔孟之学进行抨击,对儒家经典的《六经》、《论语》、《孟子》表示了极大的轻蔑,认为这些不都是圣人之言,是经过后人吹捧拔高形成的,不能当做万年不变的真理 。
这些著作是当时懵懂弟子,迂阔门徒随笔记录,大半非圣人之言,即使是圣人之言,也只是一时所发之药石,不能成为"万事之言论"。
在《焚书》及《续焚书》的《圣教小引》、《题孔子像于芝佛院》等文中,他以戏谑嘲讽的笔调贬低孔子,这在尊孔子为至圣先师的时代,是一种大胆的举动。
他说,"天下无一人不生知,无一物不生知,亦无一刻不生知。""人皆可以为圣" 。李贽以"生知"说反对神化孔子,从认识能力、认识来源的角度来否定以孔子为标准的传统思想,具有解放思想的进步作用。
他说,天生一人,自有一人之用,不待取给予孔子而后足也。若必待取足于孔子,则千古以前无孔子终不得为人乎。坚决反对以孔子的是非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
李贽否认儒家的正统地位,否定孔孟学说是"道冠古今"的"万世至论",认为不能将其当做教条而随便套用。《六经》、《论语》、《孟子》"乃道学之口实,假人之渊薮" 。李贽对孔子及孔孟之道的批判确已达到了"非圣无法"的地步。
(2)反对理学空谈义理
李贽最痛恨维护封建礼教的假道学和那些满口仁义道德的卫道士、伪君子。揭露道学家的丑恶面目,指出他们都是伪君子,"名为山人,而心同商贾,口谈道德,而志在穿窬",仁义道德不过是掩盖他们卑鄙龌龊的假面具,"本为富贵,而外矫词以为不愿,实欲托此以为荣身之梯,又兼采道德仁义之事以自盖"。
还指斥那些所谓的道学家们:名心太重,回护太多。"实多恶也,而专谈志仁无恶;实偏私所好也,而专谈泛爱博爱;实执定己见也,而专谈不可自是。"如此口是心非,言行不一的伪君子,反倒不如"市井小夫"与"力田作者"实实在在,干啥说啥" 。
他还进一步指斥道学家们是一群道貌岸然的假道学,"阳为道学,阴为富贵,被服儒雅,行若狗彘"。道学家满口仁义道德,实际上是借道学这块敲门砖,"以欺世获利",为自己谋取高官利禄,他们"口谈道德而心存高官,志在巨富"。
李贽承认个人私欲,"私者,人之心也,人必有私而后其心乃见"。"天尽世道以交",认为人与人之间的交换关系、商业交易合乎天理。
他不同意道学家宣传的"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说法,认为人类的任何举动都有其谋利和计功的目的。董仲舒"正其义"、"明其道"的宣传,也是以功利为目的的。
从功利的观点出发,李贽主张富国强兵。他批评理学家"高谈性命,清论玄微,把天下百姓痛痒置之不闻,反以说及理财为浊"的行为。他指出:"不言理财者,决不能平治天下" 。
针对正统理学家的"存天理灭人欲"的命题,他提出"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的主张,认为"理",就在百姓的日常生活当中,对正统思想提出了挑战。
(3)主张个性解放,提倡平等自由
李贽终生为争取个性解放和思想自由而斗争。
他蔑视传统权威,敢于批判权威。他自幼"便倔强难化,不信学,不信道,不信仙释"。
他认为一个人应该有自己的政治见解和思想,不应盲目地随人俯仰。"士贵为己,务自适。如不自适而适人之道,虽伯夷叔齐同为淫僻。不知为己,惟务为人,虽尧舜同为尘垢豼糠" 。
他认为要获得个性解放和思想自由,就必须打破孔孟之道及其变种宋明理学的垄断地位,冲破封建经典所设置的各种思想禁区。他主张每一个人都应该自为是非。
为了打破孔孟之道提出的是非标准,李贽编写了《藏书》和《续藏书》,用自己的是非标准,重新评价了历史人物。
李贽认为,按照万物一体的原理,社会上根本不存在高下贵贱的区别。老百姓并不卑下,自有其值得尊贵的地方;侯王贵族并不高贵,也有其卑贱的地方。
李贽反对歧视妇女,对封建礼教压迫下的妇女,李贽给以深深的同情,他大声疾呼,为妇女鸣不平。李贽批判了男子之见尽长,女子之见尽短的说法。
当有人说:"妇女见短,不堪学道"的时候,他驳斥说,人们的见识是由人们所处的环境决定的,并不是先天带来的。
李贽主张婚姻自由,热情歌颂卓文君和司马相如恋爱的故事。
李贽是晚明思想启蒙运动的旗帜,一位以"奇谈怪论"闻名天下的狂人和奇士。他崇尚真奇,鼓倡狂禅,揭露封建社会"无所不假"、"满场是假"的虚伪现实。
李贽离经叛道,挑战权威,涉及到封建道德的根本,使自己处于时代矛盾的焦点上,在朝野引起了激烈争论,遭到了统治者的残酷报复,著作被一律销毁,本人以七十岁之高龄竟被捉拿知罪,最后惨死狱中。
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的最后一章专论李贽说:"李贽的悲剧不仅属于个人,也属于他所生活的时代。传统的政治已经凝固 ,类似宗教改革或者文艺复兴的新生命无法在这样的环境中孕育。
社会环境把个人理智上的自由压缩在极小的限度之内,人的廉洁和诚信,也只能长为灌木,不能形成丛林。"
李贽的一生充满着对传统和历史的重新考虑,他的离经叛道是明朝后期社会思想变革的一个聚焦般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