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药神》：尺度很大，内核很美

《我不是药神》剧照

它是一个情节并不复杂的故事，讲述一群无力购买“正版”药物格列卫的白血病病患，如何竭尽所能去获取同等效果的印度仿制药。当然这种仿制药在国内并无批文，销售者与参与者皆是游走于法律的悬崖之畔。

它改编自另一个真实的故事——陆勇，一位真实的白血病病人，他施行了善举，又在检察机关高超的法律诠释技艺下，得遇最好的结局。

这些日子，它已然被加冕为口耳相传的“神作”，我想它的经典，不仅仅在于它直面生与死的现实，更在于文艺作品理应具备的良知与规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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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非黄金时段的场次，依旧人满为患，忘记将采购的大堆杂物事先寄存，只得抱在膝上，胸口持续承受压力，倒是与这部电影分外合拍。

娱乐工业发达时代的观影总是近似于一场程序刻板的仪式——灯火寂灭，银幕发光，先是数条堪比好莱坞大片的广告，总有那么一两帧画面足以引发交头接耳、哄堂大笑或者集体唏嘘，音量常常被调得过高，像是生怕观众无法获得沉浸式的观影体验。

于是，我们的视线被集中于那些场景与人物。很抱歉，剧情的发生地虽然设定在传说中的魔都上海，但你根本看不到半分张爱玲的苍凉华丽，王安忆的优雅精致，陈丹燕的昔年旧影，更是不见弥漫整个《小时代》的镀金奢华。

目睹的不过是遍地污迹的巷弄、逼仄狭窄的民居、分外无力的生与格外局促的死，那里衣饰灰头土脸、餐饮粗劣、刺穿天际的建筑群落隐于一片晦暗的光。

便于这群集的灰暗中看到他们相继出场。故事的时间线并未发生于当下，如果仅仅以当下的语境去考量这些角色，他们中的任何一个都会是惨遭调侃、批判、讽刺，乃至被判定为罪人的存在。

他在一间售卖无效保健品（印度神油）的小店出场，他是店主，店内混乱不堪，店外门庭冷落。他油腻邋遢，付不起房租，没钱给父亲治病，养不起孩子，妻子与他离婚。他是男主程勇，由徐峥饰演。他完全可以成为爆文的主角，比如《与穷男人结婚是一种什么体验》、《为什么你会嫁给穷人》、《别傻了，他根本不会给你一个未来》、《珍爱生命，远离废柴渣男》。

她在混乱嘈杂、被色欲掌控的酒吧出场，她是钢管舞演员，一众看客发出野兽般的嘶吼，一任那些要求是何等屈辱，她也必须竭力满足，因为她必须负担女儿的治疗费用。她是刘思慧，由谭卓饰演。她也可以成为爆文的主角，比如《你为什么要把孩子带到这个世上受罪》、《穷还要生，你和孩子有仇吗》、《你这么糟糕，孩子一出生就输了》。

他戴着眼镜，以孱弱与困苦的知识分子形象出场，他亦是贫穷的，宿居在破旧居所，无力负担自己的医药费，更无力撑起一个家。他是吕受益，由王传君饰演。他也可以成为爆文的主角，比如《听说你受过教育，居然还这么渣渣》、《别抱怨，你就是特别不努力》、《他根本不爱你，所以舍得让你受苦》。

他是径自沉默的乡村少年，染一头当年被斥为“杀马特”的发型，以街头混混的方式出场。他没有技能，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蜷缩在不见天日的简易宿舍。他是彭浩，由章宇饰演。他当然是深受爆文作者热爱的主角，比如《你混过的青春，铸成你现在的地狱》、《能吃苦的年纪选择安逸，你活该》、《没有一技之长，还不是你自己的锅》。

他是牧师，作为神职人员出场，他柔声抚慰那些无力购买药物的病友，他亦精通英文，为日后的购药行动提供了最强大的语言辅助。他是刘牧师，由老戏骨杨新鸣饰演。那些被他安慰的病友，当然也可以成为爆文的书写对象，比如《你不努力，当然活不下去》、《医疗费没错，是你太弱》、《怨天怨地的loser，你够了》。

是啊，这些人物，每一个单独拿出来，都可以造就一篇“引发焦虑、催人奋进、收割流量”的十万加，为创作者们带来日后每条六位数的广告费。

或许我们应该庆幸，有这样一部《我不是药神》，它没有把剧本打造成抓人眼球的十万加。它只是以突破过往记录的尺度讲述着外表灰暗、绝望，内核真诚、美好的故事。

电影的情节十分简单，就是关于保健品店主程勇、为白血病女儿拼命赚钱的舞女刘思慧、白血病病患吕受益、彭浩、刘牧师以及无数白血病病人的故事——

病人们买不起治疗白血病的正版药物（学名原研药）格列卫，于是向售卖印度神油的程勇求助，恳求程勇前往印度代购相对廉价的印度仿制药，再销售给白血病病友。程勇虽然明知销售没有国内批文的印度仿制药属于犯罪行为，但出于经济利益（筹钱为父亲治病）铤而走险。获取利润后，又基于刑法威慑，决定上岸洗白，停止售药。后来，友人吕受益因为缺药，不幸亡故，程勇顿悟人生悲喜，开始不求回报甚至自付资金为国内病友代购印度仿制药。可想而知，法律的制裁接踵而至。

但影片的创作、发行与上映，一点都不简单。于国内现行文艺作品审查制度下（书籍、电影等作品的审查有一个专门名词称为censorship），通常不会对直接描绘“不美好现状”，讲述“现实绝望”或者控诉“历史”的作品抱持好感。

于是我们可以看到聚焦艾滋病主题的《最爱》，以男女主角的彼此爱慕作为主要故事情节；打拐题材的《亲爱的》着眼于亲情、宽容与和解；另一部打拐题材的《盲山》公映的结局是光明的；去年上映的关于少女被侵害的《嘉年华》借用了悬疑剧侦探剧的手法，淡化了令人窒息的悲剧色彩；关于信访问题的《我不是潘金莲》则是从一开头就让观众得见李雪莲就是一桩闹剧；至于《归来》、《芳华》这两部名导演出品的电影，“历史”变幻做一种符号，一种可以不被关注的底色，亲情与依恋依旧绽放出温暖的繁花。

正因为有所比较，《我不是药神》的内容简直堪称直接、突兀乃至粗暴。它不仅讲述中国病人“没钱治病被动等死”，还讲述在华医药公司“为富不仁”，又讲述警方工作“冰冷不近人情”。

这些内容无不涉及到无数文艺工作者极力回避亦十分敏感的领域，例如社会保障制度的缺位、立法是否存在滞后与缺憾、人民警察是不是站在人民的对立面？

任何一个领域处理失当，几乎都会让观众与影片无缘相见。《我不是药神》的监制之一是宁浩，他亦是一位著名的华语电影导演，他的作品《无人区》，曾经历尽波折，方才得以公映。

我们不妨大胆推测，宁浩先生如何运用自己丰富的经验，让《我不是药神》得以呈现于我们面前，并且成为刷屏朋友圈的“年度最佳国产电影”。

公映一波三折的《无人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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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不得不说《我不是药神》评判的并不是当下，影片中不断出现的第四套第五套人民币混合使用、大脑袋电脑（学名CRT显示器）、功能手机等等镜头，都在提醒着观众全部故事都是发生在十几年前，片尾的字幕更是宣示“如今，电影中的悲苦都消失了”。

这是极为精妙的手法——影片回顾了过往苦难的历史与解决民众困苦的曲折历程，描绘了今日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可以想象，如果影片针对当下进行直接的批判，恐怕命运将会再度一波三折。

其次，影片对于公权力(主要是警察权)的描绘十分冷静、理性与克制。在现代国家治理体系中，警察权在国内矛盾层面对于守护政权稳定是最为重要的权力（甚至没有之一）。尤其对于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警察权的重要价值正是在于确保人民安居乐业。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即便是将高级警官祁同伟书写为犯罪分子的《人民的名义》，矛头亦只是指向祁同伟个人，而非否定公安体系，并且深入剖析祁同伟堕落至人民对立面的心路历程。《人民的名义》亦同时塑造了其他警官的光辉形象。

于是，基于真实白血病病患陆勇代购格列卫事件的电影，作出了一个对于电影放映特别有益的改编——无罪的陆勇变成有罪的程勇。

不如简要回忆一次陆勇代购格列卫案件。陆勇生于上世纪60年代末，毕业于985高校，80年代能够考入重点高校的确堪称“天之骄子”。

他原本是一家针织品出口公司的业主（电影中的程勇后来也开办了服装厂，真是特别有趣的映射），因为身患白血病，每年仅仅服用格列卫就要花费大约30万元，即便对于曾经勤劳致富的他，也实在太贵了（所以，看不起病，并非都是因为自己不努力）。于是他利用自己精通英文的优势，向印度医药公司购买仿制格列卫，一盒仅需数百元。后来，其他白血病病友恳求他帮忙代购，陆勇应允，并且从未从中渔利。

正是因为他的“无偿代购”行为，尽管在我国未取得本土批文的仿制药属于假药，尽管公安机关将陆勇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通俗地说，我国刑事诉讼程序，由公安机关负责侦查，由检察院负责审查是否需要向法院提起公诉，而后再由法院判定陆勇是否触犯刑律），但彼时尽职尽责的检察机关精准诠释了刑法条文，认定陆勇不构成“销售假药罪”，对陆勇作出不起诉决定（这是国家法律赋予检察机关的一种权力）。陆勇的无罪释放不仅引发白血病病友们的欢呼、学术界与实务界的探讨，亦为今天的《我不是药神》提供了灵感。

然而，在我国现行刑事诉讼体系以及错案追责制度中，公安机关移送检察机关的案件，一旦被不起诉，实际上意味着公安机关的判断出现错误，这种错误在censorship之下并不适宜直接表述，毕竟组成审查委员会的并非只有影视界的专家，亦有行业代表、公民代表的存在。

因此，我们看到徐峥饰演的程勇最初销售格列卫确实盈利颇丰，与陆勇相比，他并非处于无罪的地位。即便他停手了一年有余，但犯罪行为并未超出追诉期。

这层改编，不仅仅突破了所谓“完美受害者”的窠臼，更让电影不会陷入“针对公权力发动指责”的困境。更何况，周一围饰演的英武警官，在整部电影中一直担当着“伟光正”与“良知”的脸谱。

第三，《我不是药神》在艺术表现手法上亦是十分冷静、克制与理性，从未故意渲染悲情，催泪的片段亦只是来源于人物的自然表现，仿佛创作者只是忠实地记录场景中理应发生的动作与声音。至于渲染悲情的国产电影范例，《暖春》大概可以算作一个，饰演小花的童星张妍（她长大后在《甄嬛传》中饰演青樱）几乎从开始哭泣至结束。

但《暖春》是家庭伦理剧，无论怎样渲染悲伤，亦仅仅是家庭内部的苦痛。《我不是药神》如果大幅描绘白血病病人的悲苦，恐怕会因为触发舆论热议，而失去面世的机会。

《我不是药神》的创作团队不仅未曾肆意叙述悲痛，更是运用黑色幽默的手法创造出诸多绝妙的镜头，比如程勇刚刚推销药物时，绝类夏日街头向行人询问“游游健身，了解一下”的场馆职员；再比如众人抢购药物的场面，简直堪比昔年的《股疯》。而现实中，又何来这种明目张胆、笑中带泪的销售与购买模式。

但正是这种幽默的表达方式，消弭了泛滥的悲情，让思辨成为可能，让这部现实题材的电影不至于坠入廉价的同情。

然而，无论以怎样娴熟的技艺与睿智的策略让作品得以公映，或者说censorship制度的日趋缓和让更多作品得以公映，作品一旦呈现于公众，尤其是基于现实题材进行创作的作品，必然会引发新的争论与思辨。

《我不是药神》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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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影片虽然讲述的是过去的故事，并且只谈了格列卫一种药物，但这种药物至今也并未在全国所有省市纳入医保。当下的现实，还存在着许多其他用于治疗癌症与顽疾的原研药，比如泰瑞沙、多吉美。

比如影片不曾涉及医药公司花费巨资开发原研药格列卫，如果所有国家都不注重保护知识产权，如果开发成本无法得到回收，如果无法赚取继续开发药品的资金，那么关乎整个人类健康与生命的医药科技是否会因此停滞？

为了增进整体人类的福祉保护知识产权与人类最基本的生命健康权发生冲突，应该如何抉择？就像哈佛大学政治哲学教授迈克尔·桑德尔所言，随着金钱最终可以买到的东西越来越多，包括良好的医疗保健，收入和财富的分配的重要性越发凸显出来。

再比如为什么印度的仿制药那么便宜？为什么印度可以生产那些仿制药？

又比如《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TRIPs）第三十一条规范了专利强制许可的条件，主权国家处于紧急状态或在其他极端紧急情况下，或在公共非商业性使用的情况下，可不受专利权的限制。而《关于TRIPs协定与公共健康的宣言》（亦称《多哈宣言》）进一步规范了药品专利强制许可的适用条件，赋予主权国家更多自主选择权。国内相关立法是否趋于保守？医保政策如何确保民众的切身利益？如何确保最大多数人的福利？

这些涉及专利保护、贸易主权、立法进程、公共政策层面的问题当然不是一部电影可以解答，但优秀的文艺作品永远不是直接给社会问题开出药方，而通过激发人性中最美好的部分，从而促进公众投身于建设更美好的社会。

宛若《汤姆叔叔的小屋》并不能终结罪恶的黑奴制度，但它促使民众唾弃血迹斑斑的黑奴制度，让废奴运动愈发如火如荼。

仿佛《论语·阳货》中的句子，“《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这正是对文艺作品美学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精炼概括。安德烈·巴赞在《电影现实主义和解放时期的意大利流派》一文中，亦这般写道，“我愿意把当代意大利影片中的人道主义视为影片最重要的价值”。

从来没有任何一种文艺理论会否认——足以被铭记的文艺作品必然承担着社会责任、体现着重要的社会价值。一贯被列入中学生必读书目的《假如给我三天光明》、《小妇人》、《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直在向一代代读者讲述着人类共同的美德与愿景。

即便是极具批判属性的《1984》、《美丽新世界》、《使女的故事》，也绝非为了愤怒而愤怒，为了发泄而发泄。倘若只是发泄与抱怨，它们必将只是名噪一时却无尽虚弱的檄文而已。

而这部《我不是药神》呢，它有着凝重与窒息的底色，但亦释放出无尽的善与美，为女儿辛勤劳作的母亲是善、为病友自愿牺牲的少年是善、提供智力支持的牧师是善、鼓舞他人的年长女士是善、周一围警官的一声“放人”也是善、程勇于街头的顿悟也是善……

它所描摹的人群大抵只有两类，位居中层的住民以及挣扎于因病致贫的贫民，影人的规劝与善意亦是朝向这两类人群——众所周知中层与中下层永远是一个社会的主要构成部分。当一部影片足以向绝大多数社会成员提供建议，并引发共鸣之时，那么它必然是优秀的。

刷屏式的好评已然足以证明《我不是药神》引发的共鸣，我们不如进一步聚焦这部电影隐含的规劝与善意。

影片中的医药公司代表、警察无疑代表着身居社会的中层。他们拥有体面、稳定的工作，他们维护着法律规定的价值与权益。医药公司高举的是知识产权法、刑法；警官们作为执法者，自然必须捍卫法律的权威。

简而言之，他们如同所有的中产阶级成员，手握一定资源，顶礼着社会主流价值观。这本身并无错误，毕竟法律如果不被遵守，那么只会是一纸空文，法律匮乏的社会，必然动荡不安。但作为衣食无忧的中产者，守护法律的同时，更应该成为倡导法律符合社会经济发展的建言者与推进者。

法律并非万年不变的存在，社会与经济环境的变迁，必然呼唤法律发生相应的改进。宛若昔年被废止的收容遣送条例、劳动教养条例，它们并不适合已然高速变化的社会环境。呼吁改变这些法规的，正是身居中产群体的法学学者、律师以及其他法律从业者。又仿佛办理“陆勇代购仿制药”案件的检察官们，他们不仅捍卫法律，更运用专业知识，让正义真正得以实现。

从某种层面而言，活跃在各大平台的内容创业者，其实也属于身居中间阶层的存在。他们同样手握文字与流量的资源，亦是无数文艺作品的创作者。

对于他们，《我不是药神》所体现的社会责任更值得铭刻——身居中层者，理应对挣扎于苦难的贫民抱有最基本的理解与善意，摒弃基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批判与蔑视。这篇拙文开头所列举的那些看似搞笑的“毒物鸡汤”标题，其实都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产物。

但社会达尔文主义原本就是机械地将生物进化理论生搬硬套至人类社会，为殖民主义、独裁主义、种族主义背书的理论，根本无从应对复杂的现代社会治理。比如，如果“看不起病就是自己的锅，无法支付医药费用就是罪恶”，那么国家为何一直致力解决“因病致贫”的困境？

不断释放社会达尔文主义式恶意的“毒物鸡汤”，除却收割一时的流量、继续撕裂社会，大概一无所用。

那么之于尚且在挣扎的底层呢？《我不是药神》的意义更在于“世界会越来越好，你也要努力变强”，看上去很像励志鸡汤。

但这是一种信念，徐峥饰演的程勇说“一切会越来越好”，影片中那位白发苍苍的白血病病友说，“我想说，大家不要放弃希望”。而让自己变强，不仅可以在“美好到来之前”做好最万全的准备，更会如同开办服装厂的程勇般拥有足够的力量去助益他人。

是啊，一切都会越来越好——当中产者心怀良善，当挣扎于泥潭者心怀信念，当自救与他助结合于一处，宛若不可撕裂的钢索之时，一切都会越来越好。

这一切并非一厢情愿的幻想，承办原型人物陆勇案件的检察官们，用他们的技艺与良知，让正义得以实现；《我不是药神》的创作团队，用他们的技艺与良善，让规劝与善意遍布国内的无数影院。

如果渐次亮起的银幕只是些微的光，那么它们汇聚至一处的模样，一定宛若银河，那是自神话时代，便照耀着人类美德的星河。

《我不是药神》海报

文丨南下的夏天 

图丨源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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