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村

听村里的老人讲，我们村已经有三百多年的历史了。

距今三百余年，我想应该是明末清初吧。而事实上，据县志记载嘉靖十九年（公元1540年）于岚县前后合会村地带向西有农民背山依水挖窑而居，以种植谷物和蓄养牛羊为生。也就是说，在五百年前我们村其实就已经有人居住了。

在我的记忆中，村东头有一个龙王庙，一进村口远远的就能看到一颗大椿树枝繁叶茂，四季青绿，为全村人守护着健康和平安。龙王庙里的龙王爷爷塑像由一位张姓的道士服侍，每年春节大年初一全村人都要到庙上上供，求得一年风调雨顺，全家平安。

村里的人

我们祖辈是怎样一个来头呢？据家谱和村里老人讲，我爷爷的爷爷的爷爷的爷爷是明末朝廷的武官，官位至三四品吧，因直言上谏，针砭官场黑暗，于朝廷中得罪奸人后，被治罪（应该是株连九族），据传他最小的夫人（应该是妾）带五个儿子逃到岚县，分别把五个儿子放在了五个不同的村落，留些钱物给当地“土著”，求得把孩子养大成人，且留有信条，给五个孩子都赐姓“张”，同时为五个村庄分别取名都带“坡”字，我们村叫阳坡，岚县还有其它四个村，一个叫百家坡、一个叫斜坡，还有另外两个村记不得叫什么坡了。

村里老人讲，最开始村里就住着两户人家，分别姓“于”和姓“冯”，姓“于”的人家在我们这一代只留有一个女儿已经远嫁他乡了，姓“冯”的也留下了一个单支。现在还有少部分人姓“李”，所以村里百分之六七十的人都姓张，我们都是本家，我们家在村里辈分比较小，到街上转转，看到个人，不是叫爷爷就是叫叔叔。父亲说爷爷们是“印”字辈，父亲是“纪”字辈，我们这一代是“奶”字辈，还好不是所有人都遵循了老祖宗的规矩，否则我的名字有可能叫“奶明”。

村里人都非常重视教育，家家户户砸锅卖铁供孩子上学。村里几乎每家每户都出过大学生。只可惜他们高考成绩都不错，但没有一个上了985或211，原因是没有人指导如何填报自愿，有一位同辈分的哥哥，94年参加高考，分数已经可以上南开了，最后上了一个刚刚从职业学院生成二本的“中北大学”（当然，现在的中北大学发展的还是相当不错），好在最后留校任教，又有机会到北大深造，最后留北大了。我家的邻居兄妹四个，其中有三个考上了大学，老大现在在河南某县挂职副县长，老二在太原某中学教书，最小的闺女在太原某银行上班。他们的父亲患有“癫痫”，常年吃药，兄妹们就把他们父亲包裹药用的牛皮纸装订成本子写作业，写的那叫个工整，漂亮。每天早上天还不亮就能听到他们兄妹背书的声音。看来读书真的可以改变命运呀！

村里的山

村子四面环山，整个村子就像一个盆子或碗，村子南面过了河是起伏绵延的梁地，西边的山较村子有大约一公里远，山底下还有在另外一个村子，叫“庄上村”，也许是因为有这样一个村“挡路”的缘故，我们很少去西山玩耍。东面有个“凹槽”是村里人走出去的大门。新中国成立之前村里人都是在北面山脉绵延的悬崖上挖个洞居住，西北人叫“窑”，每家每户都有一眼“窑”，如果男孩子到了结婚的年龄，家里人就开始给“挖窑”，窑内有火炕，有灶，炕和灶是连在一起的。冬天在灶上做饭的热烟通过炕洞和烟筒后穿到室外，烘烤的炕暖暖的，而且又不怎么透风，所以冬天住窑洞相当舒服。夏天的时候把炕洞口堵上，灶上的烟火不经过炕通过另外一根烟筒直接排到室外，冬暖夏凉，犹如神仙洞。只有为数不多的土著地主家才能住的上土木房子，土改后地主家的房子全都分给了贫下中农了。后来越来越多的村民到省城打工去了，有不少人靠在省城装潢赚了钱，就回村里盖了砖瓦玻璃房子。

村里的水

西山头上流下来的水与村西面的“暖泉”冒出来的水汇到一起向东流去，给村的南面冲刷成了一条小河，是村里人畜饮水的源泉，也是孩子们嬉笑打闹的乐园。

小时候，村前的河水很深，水很清澈，从水面上能够看到石苔和草根，最深的地方有一米深，浅的地方也有二三十厘米深，河里有鱼，有蝌蚪，有青蛙。每一段都有一个小的泉眼，附近的村民挖个一米深的洞就是自家的一口“井”。夏天的时候，女人们在河边上坐成一排洗衣服，蹭着大人们聊天不注意，小孩子们就偷偷跑到深水区去洗澡了。男孩、女孩光着屁股，打打闹闹，直到有小孩受伤（被石头磕着或被杂草刺流血）或被父母发现，否则太阳不落山不回家。冬天的时候，小孩们找块木板，在上面钉两排铁丝，简单的冰橇就做成了，再找一根胳膊粗的小木棍，锯成两截，每一截上插一段钢筋（小指头粗细），把头磨成尖尖的，一套完整的装备就搞定了，这就是城里人说的做“手工”。你撞我一下，我撞你一下，偶尔还会因为撞得太猛而打架，在冰面上两个人紧紧地抱着对方，翻滚一番。

无论春夏秋冬，傍晚的时候能够看到牛和驴三个五个站成一排在河边上喝水。

村子的正中间还有一口属于全村人的老井，据说是“大锅饭”的时候打的一口井，我们小时候有时候吃河水，有时候吃井水。

村里的事

记不得是哪年村里通了电，有了电灯和广播，到九十年代比较富裕的家庭已经有了黑白电视机。每天晚上七点整全村人跑到有电视的人家蹭看电视，端一碗饭，几十人，老老少少，男男女女把电视机围了起来。那个时候，最令人郁闷的事就是停电了，几乎每天都会停电几个小时，有时候甚至是一整天。在村里通电之前每家每户都是点煤油灯，学校里上早晚自学也全都是点煤油灯，每个桌子上一盏。一进教室就是一股熟悉的烧煤油味，酸爽程度可以与北京冬季的雾霾媲美。没有电视，没有手机，闲的时候，小孩们就围坐在老人旁边听老人讲故事。大人们会走到街上去“告稍”（聊天），上至国务院，下至谁家的一只鸡，村里从来不缺段子手和“抬杠”专家。段子手们把一件件家常理短的小事串成平仄押韵的小段子：“你说鸡，俺说鸡，朝前来了个筛蛋鸡（指一村里上了年纪的老太太，走起路来左右摇晃像只鸡），我今年活了七十几，全靠鸡”

村里一直保留着最原始的互助合作农耕方法，村里每家每户一都只喂养一头驴，一来可以节省草料，二来人也不累（驴要晚上喂食），过完元宵节，大概到春风这段时间，人们都会在村里找个“合伙人”，村里人叫找“割接”的。每家出一头驴，一个男劳力，地耕、播种。给谁家干活，就在谁家吃饭。除非特别忙，春种的时候村里的女人一般不下地干活，在家带孩子，缝补衣服，做鞋，给男人们做饭，喂猪、喂鸡。秋收的时候，“打场”也需要合作，一般都是五六户人家合作，谷子、糜子、粟子、莜麦用辘辘碾过后碾不干净，需要人工再用“辘哥”（柳条拧成一排套在一根棍子上，抓着棍子翻转着柳条打到谷堆上，把谷粒从杆上打下来）鞭打几次。每家出一个男劳力，男人们站成一个圆圈，喊着口号“喉嘿”，喉是起，嘿是落，打完一面，翻过了再打一面。直到杆穗上的粮食全都被敲打干净。给谁家“打场”，就在谁家吃大锅饭。因为当时粮食和吃的东西比较有限，吃饭的时候小孩和女人不让坐桌子上，要等男人们吃完，有剩余才能女人和小孩吃。一般都是饺子、疙坨、油糕和粉汤这几样。

上大学那几年春节都要回家过年，但没有感觉到村子有多么大的变化。

参加工作后，平均每年也能回一次家，隐隐约约感觉到村子在发生着较大的变化，村里原来三纵一横的土巷子，全部水泥硬化了。家家户户都吃上了自来水，不再突然停电，村里也没有不交电费就给拉闸的电工了。不过，因为村干部挖沙卖钱，又在村西边开了一个小焦化厂，那条陪伴我们渡过快乐童年的河也没有以前那么深了，水也没有以前那么清澈了，再也找不到蝌蚪和青蛙了。我们小时候的那些老人们一年走两三个，一年走两三个，现在还健在的只有三两个了。我们小时候的那些中年人慢慢地步入了老年，子女们有的考上大学进城工作了，有的到省城打工去了。因为村里的小学被裁并到很远的乡镇上去了，不少年轻人拖家带口到镇上租房子，打个零工供小孩上学。老人们两口子、两口子相依为命，时间久了，他们长得都越来越像兄妹了，举手投足间就能看出谁是谁的谁。

村已不再是过去那个村，村里的人还是过去那些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