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2月学习笔记
英国籍的汉学家和科学史专家李约瑟在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提出了著名的“李约瑟难题”——中国古代的这些发明和发现远远超过同时代的欧洲,特别是在15世纪之前更是如此。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李约瑟自己的见解看上去就是一锅大杂烩,包括了中国独特的官僚制度,科举考试,“重农抑商”政策,乃至于周边封闭的地理地貌等等。然而,李约瑟难题的关键很可能是他本人夸大了中国古代的科学水平。
20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的卡尔·波普尔把科学定义为证伪主义,就是凡是能够被证明是错了的学问才是科学。他进一步讲一般人认为人类的知识模型是从观察结果总结形成的理论,所谓“眼见为实”;但科学恰恰相反,它必须从理论到实践,即先建立理论模型,然后才通过实验或观察求证。哥白尼的日心说,最初纯粹是一个猜想。他认为托勒密的地心说模型的计算过于复杂,如果把太阳放在正中,让包括地球在内的所有行星和恒星绕着太阳转,那么整个数学模型可以大大简化,于是建立日心说。但是哥白尼没有任何证据,甚至基于当时的技术水平,日心说在预测准确度方面还不如地心说。直到哥白尼死后60多年,随着望远镜技术的发展,伽利略首先发现了金星盈亏;之后光行差和恒星视差被相继发现,日心说才得到确证。爱因斯坦在1905年完成狭义相对论,1916年完成广义相对论,但当时没有任何证据。直到1919年,英国天文学家爱丁顿带领着一批科学家分别到非洲和南美洲观察日全食;结果在日全食遮蔽了太阳的光亮后,果然看到一颗在理论计算上应该处于太阳背后位置的恒星出现在太阳的侧面。这表明大质量天体周边的时空是弯曲的,光线走的不是直线而是曲线,而且其偏离的具体位置跟相对论计算的那个结果完全一致。这才使得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被广泛认可。
反观中国古代,只有技艺,没有科学。技艺是实践在前,然后找一个规律把它贯通起来;科学则相反,必须是思想建模在前,实验、观察和实践在后。中国的四大发明之中,司南和指南针完全是一个经验的产物,那时的中国人并不知道地球磁极对恒磁铁所造成的影响,他们只是偶然发现把恒磁铁悬浮起来,它总是指向南北方向。火药是炼金术士们不断地为了炼长生不老的丹药,往火炉里不断地加各种东西试错,然后发生意外爆炸的那个产物。造纸术和活字印刷术也是工匠们在日常生产活动中总结经验所产生的东西,它们的发明都跟事先建立理论模型毫不相干。但是,技艺是硬态试错法,需要对一个对象不断地试错,由此达成技术成果,因此它只能使技术扩大化。而科学是软态逻辑试错法,只要在科学逻辑上达成一个结果,就可以用演绎法扫平所有相关各方面的试验效果。因此科学可以使技术加速化、精细化和系统化;这就帮助一个刚刚脱离黑暗中世纪的西方,在科学时代来临以后快速在世界崛起。而中国在进入近代以前是技艺大国,在技术领域的发明超前,到了近代却瞬间衰落。
面对提升企业财务管理水平的目标,有两种做法:一是调研其他公司怎么做,或者看看市场上兴起的新产品,新技术,看能否拿来为自己所用;二是深度思考财务在企业内的最大价值是什么,追问这个终极问题;这个问题的答案在每家企业是不同的,必须从自己的答案出发,采用适当的产品和技术去实现。第一种做法犹如中国的技艺文化,引入其他公司的做法,以及一些新产品和新技术之后不断试错;大差不差,总能够提升一点企业的财务管理水平。但是,我更推崇的是第二种做法,先建立关于财务价值的思维模型,一个理想化的目标,然后向着这个目标前进;哪怕现有的资源、产品和技术暂不支持我们一步就跨越到彼岸,但至少我们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自己将去向何方。行业里有财务管理水平非常高的公司,很多具体做法已经远远超过了大家的常识;一次我问其中一家的财务总监,他是如何想到把公司的财务管理搞成这个样子的,他淡淡地回答道“因为我觉得财务就应该这样管理......”显然,他们胜在对财务价值更深彻的理解,并且设定了更高的目标。
16世纪的丹麦天文学家第谷是望远镜发明之前最优秀的天文学家。第谷用肉眼观察天象持续20年以上,每天晚上严格地观察天象,把所能观察到的数千颗恒星和行星运行的细微娈化做详细记录。第谷想对地心说有所矫正,于是提出了一个混合模型,即所有行星都是围绕太阳转,然后太阳带着行星围绕着地球转;但这个模型归根结底还是地球不动,因此实际上第谷仍然怀揣的是地心说的理念。正因为如此,第谷以为他观察星象20年,会在天文学上有重大建树,结果落空。但是他晩年收了一个弟子,叫开普勒;开普勒当时仅20岁出头,做第谷的弟子一年多,老师就逝世了。开普勒曾经接触过哥白尼的日心说理念,于是打开第谷的星象记录,他发现第谷的观察结果可以有效证明日心说成立。但仍有8分差(圆周的1/2,700)没法解释,这个时候开普勒意识到这个8分差有可能表达着行星运行轨道不是正圆,而是椭圆,哥白尼出错了。开普勒因其成就被称为天文立法者,也就是他能够精确计算任何行星的精确位置,它说明什么?理念比勤奋更重要。死抱着地心说的理念不放,第谷终其一生而无所建树;换成哥白尼的日心说理念,年轻的开普勒轻易使得人类的宇宙观向前跨越了一大步。
年初几乎每家公司都要开始编制财务预算了,股东和董事会最重视的就是公司的年度预算,与管理层讨价还价一番总是免不了的;然后下一年初再拿公司的实际财务状况与预算相比,以此基本确定公司的经营业绩。有些公司还会编制3-5年的中长期财务规划,算是给股东一个更长期的财务回报承诺。然而,这套诞生于上世纪的财务管理方法,在今天这个时代显然已经过时。齐格蒙特·鲍曼在二十年前就提出了“流动的现代性”理念;认为现代之前的“固态的”社会形态、价值观和其“固态的”恒久制度、习俗和行为方式正以越来越快的速度式微乃至消失。人类似乎“越来越紧密的聚集”带来的却是“越来越疏离的陌生”。构成世界的不再是坚固稳定的“板块”,而是瞬息万变的“流沙”。像是基金公司这类主营业务深度依赖资本市场的企业,不要说预测1年之后的状况,即使3个月之后的情形也难以完全看清(如果管理层对自己的预测能力有信心,那么企业完全可以通过投资衍生品获得高额利润,肯定比现有业务更赚钱)。这种情况下,编制年度预算用以管理企业严格来讲显然是无效的;如果觉得有效,也只是“安慰剂效应”而已。更有甚者,会计师和评估师在工作中有时也会向管理层索要未来的现金流量预测,因为他们的工作也是基于上世纪那套已经过时的方法论。因此,我一直觉得(自我在上海财大学习企业管理本科)20年来现代财务管理理论没有任何重大突破对财务人员而言堪称一场灾难;我们可以像第谷那样的勤奋,但若使用的基础理论跟不上时代前进的步伐,就不可能像开普勒那样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财务对于企业的价值也就越来越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