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三国》曹操（三）：生逢乱世，谨慎为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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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回说到，曹操把济南治理的不错，成为了济南人民心目中的“模范市长”。
可日子久了，曹操又收到了上级的一封调任令。
1.拒绝当官
《三国志》：久之，征还为东郡太守。
这一次，曹操被调到了东郡去做太守。
可是这东郡又是哪里呢？
从秦朝开始，经历了这些变化：
东郡，秦王政五年置 > 西汉沿袭，县二十二> 王莽曰治亭 > 东汉郡治濮阳
《范书.郡国志》载，东郡有十五城，户十三万六千八十八，口六十万三千三百九十三。可以说东郡包含了一下这十五个城：
濮阳、燕、白马、顿丘、东阿、东武阳、范、临邑、博平、聊城、发干、乐平、阳平、卫、谷城。
如下图：
上级看得起曹操，给他统辖的地域不小了。
但是这一次，曹操并不想去，因为他知道这一次去，肯定会发生祸事。
《三国志》云：不就，称疾归乡里。
《魏书》云：“太祖不能违道取容。数数干忤，恐为家祸，遂乞留宿卫。拜议郎，常托疾病，辄告归乡里；筑室城外，春夏习读书传，秋冬弋猎，以自娱乐。”
曹操不是那种抛弃原则，迎合他人脸色的人。
曹操如果去了，他看不惯那些贪官污吏、地主豪强欺压百姓，他肯定要管。
但是曹操心里还是有个底线的，毕竟东汉末年，朝廷上下，官商勾结，有权有势的人实在是太多了，真不是曹操惹的起的。搞不好自己死在当官的路上。
索性直接不去了，眼不见为净，看不惯那些人就不要去看，明哲自保才是上策。
于是，曹操名义上当着官，却三番两次的找理由请病假，回老家休养。整日读书写字，打猎游玩，自娱自乐，不理政事。
从这里可以看出，曹操是一个有自知之明的人，分析问题，利害关系，非常透彻，有长远的眼光。
2.乱世中的一股“清流”
《三国志》云：顷之，冀州刺史王芬、南阳许攸、沛国周旌等连结豪杰，谋废灵帝，立合肥侯，以告太祖，太祖拒之。芬等遂败。
过了不久，冀州刺史王芬和南阳人许攸,沛国人周旌等一群社会小青年联合起来，准备干一件大事。
是什么大事呢？
废除当时的汉灵帝，拥立合肥侯为皇帝！
说起这个王芬，大家可能没听说过，这里就给大家讲一讲王芬和“党锢之祸”这个事件：
公元１６５年，陈蕃做了太尉，李膺做了司隶校尉。
这两个人都看不惯朝廷上宦官当权作乱，李膺更是一个刚正不阿的人。他们被称为“清流名士”。
而且当时的读书人都拥护他们，把他们看作是明星人物，大V级别。
李膺当了司隶校尉后，有人告发宦官张让的兄弟，沁阳县县令张朔贪污勒索。（张让，太监队伍里面的首领人物，深得皇上宠幸。）
李膺要查办张朔，张朔就逃到洛阳，躲进张让家里。
李膺亲自带领公差到张让家搜查，在他家的夹墙里搜出张朔，把张朔逮捕了，张让赶尽托人去求情。
可是，李膺很快就结案，并且把张朔给杀了。张让气得不行，马上向汉桓帝哭诉。
汉桓帝了解到张朔确实有罪，也就没有难为李膺。
这一来，李膺的名气就更大了，许多读书人都去拜见李膺。当时，谁要是受到李膺的接见，就被看作很光彩的事，称做“登龙门”。
那情形，与现在粉丝找明星签名的激动程度不相上下。
第二年，有一个和宦官来往密切的方士叫张成。（方士：就是搞一些迷信活动，和张角一样，会妖术的人）
张成从宦官侯览那里得知朝廷马上要颁布大赦天下的赦令，就纵容他的儿子去杀人。
张成的儿子杀了人，李膺马上就把他儿子逮捕起来，准备法办。
第二天，大赦令下来，张成得意地对众人说：“诏书下来了，不怕李膺不把我儿子放出来。”
可偏偏这话传到李膺了的耳朵里，认为张成知法犯法，根本没把他放在眼里，李膺就更加冒火。
李膺说：“张成预先知道大赦，故意教儿子杀人， 大赦就不该轮到他儿子身上。”
说完，就下令把张成的儿子斩了。
张成哪儿肯罢休，他就去求宦官侯览、张让替他报仇。
他们商量了一个鬼主意，叫张成的弟子牢修向桓帝告了一状。
诬告李膺和他的学生、名士们结成一党，诽谤朝廷，败坏风俗。
这昏庸的汉桓帝接到牢修的控告，心想：李膺这是要上天的节奏啊，连我的赦令都敢违抗！
于是，不加思索就下命令逮捕以李膺为首的党人。
除了李膺之外，还有杜密、陈寔和范滂等二百多人，都被他们写进党人的黑名单。这就是著名的“党锢之祸”。
3.“牧守之才”王芬
接着说王芬，东平寿张人，东汉末年的大臣，王芬这个人也是名冠天下，所以，自然也在“废锢”之列。
从此以后，正直的人都被废除、流放了，奸邪小人就更加肆无忌惮的纠结在一起，祸乱朝纲。
李膺，王芬这样的人被称为“清流士人”，何为清流士人呢？
是指那些在一定阶段内，士大夫中负有时望，或在学术道德上享较高声誉的人。
他们不愿与污浊的政治现象同流合污，批评不良社会风气，攻击腐败现象和官僚体制中的弊病。
这批人物往往代表社会中的正气，积极的一派，并成为社会改良的进步力量。
这群人里，上曰“三君”，次曰“八俊”，次曰“八顾”，次曰“八及”，次曰“八厨”。
而王芬位列“八厨”之一，厨者，称赞的就是那些能以家财救济世人的名士。
公元168年，“清流士人”的领袖陈蕃、窦武被宦官杀害。
第二年，皇帝又来了“第二次党锢之祸”，大肆杀害天下豪杰和儒学行义之人。
王芬再度流亡藏匿，前后禁锢长达十九年。
一直到公元184年，黄巾起义爆发。
在中郎将皇甫嵩、中常侍吕强的建议下，汉灵帝废除了对党人的“禁锢”。
一大批忠正之臣重新被起用，王芬也被任命为冀州刺史，前往冀州治理黄巾军。
到任后，王芬收纳流民，安抚叛乱，治军理政，很快使冀州安定下来。
王芬统治冀州的四年里，一片和谐，民生富饶。
公元187年，陈蕃的儿子陈逸和著名的术士襄楷一起去王芬府上串门。
襄楷对就对王芬和陈逸说：“天象显示不利于宦官太监们，看来张让这些人是真要被灭族了。”
陈逸和王芬听后非常高兴，王芬就说：“如果真的是这样，我愿意为天下人除掉他们。”
于是，王芬就联合南阳人许攸、沛国人周旌等任一起谋划。又联合冀州当地的英雄豪杰，打算废除汉灵帝，立合肥侯为帝。（合肥侯是汉灵帝的弟弟。）
他们把计划告诉了曹操，希望曹操也来帮他们匡扶大业。
4.曹操规劝王芬
曹操知道后，写了一封信拒绝了王芬，信中的内容是这样的：
“夫废立之事，天下之至不祥也。古人有权成败、计轻重而行之者，伊尹、霍光是也。伊尹怀至忠之诚，据宰臣之势，处官司之上，故进退废置，计从事立。及至霍光受托国之任，藉宗臣之位，内因太后秉政之重，外有髃卿同欲之势，昌邑即位日浅，未有贵宠，朝乏谠臣，议出密近，故计行如转圜，事成如摧朽。今诸君徒见曩者之易，未鷪当今之难。诸君自度，结觽连党，何若七国？合肥之贵，孰若吴、楚？而造作非常，欲望必克，不亦危乎！“
这封信的意思差不多就是说：
“这废立皇帝的事，是天下间最不祥的。古人废立皇帝是深思熟虑，权衡成败之后，才施行的，只有伊尹和霍光做过。
伊尹是心怀至忠的诚意，又拥有宰相的权势，位列百官之上，所以废立皇帝，才会计划得成。
等到了霍光，他先是受到了先帝托国的重任，又凭借皇室宗亲的地位。而且霍光内有太后秉政的权重，外有群臣同心的大势。
加上昌邑王即位没多久，没有贵重宠幸的人，朝中也缺少同心的官员，他的话只能通过侍从表达，霍光的计策就快速施行了，所以，事情就摧枯立朽的完成了。”
而你们只是看到古人成功的容易，却没有看清楚当前局势的困难。用这种非常的手段来达到目的，不是太危险了吗？”
在这里曹操没有高谈什么君臣大节，而是给王芬分析利害：
伊尹、霍光之所以成功，既是因为他们心怀忠义，更是因为他们手握天下大权，并且有许多人的支持。
而王芬呢，不过是冀州刺史，追随的人也不过是二三流的臣子，很难获得天下人的认可。
王芬在曹操那碰壁之后，接着又暗地里呼叫平原名士陶丘洪、华歆一同制定计划。
当时陶丘洪正想赴行，华歆却制止了他，说：
“废立皇帝是大事，连伊尹、霍光都觉得困难。而现在王芬等人性格疏阔，又缺乏威武的气概，我料定这次的行动一定会失败。”
于是两人都没有参加，后来，王芬果然失败了。
当时，汉灵帝刚好想去北方河间的旧宅巡游，王芬等人就谋划，准备在汉灵帝北巡的时候除掉他。
但因为当时王芬没有兵权，就给皇帝发了个邮件，说黑山贼攻劫北方的郡县，求皇上给他领兵权，让他招兵买马，剿灭黑山贼。
当时又有一位术士告诉汉灵帝说，北方有一道赤气横贯天际，建议汉灵帝不要去北方了。
于是，汉灵帝就取消了河间之行。皇帝不来了，王芬的行动也就落空了。
之后，估计是王芬的消息泄露，汉灵帝就下令王芬解散征召的士兵，并召王芬前往京城。
王芬非常害怕，就辞官潜逃，逃到平原地区的时候自杀了。
而就在这一年的八月，也就是王芬密谋政变之后不到两个月的时间，汉灵帝设立了西园八校尉。
西园八校尉，是以宦官蹇硕作为首领，选择了一些出身权门的将领担任校尉，曹操也名列其中，担任典军校尉。
王芬名气大，被许多人敬重，不是因为他的才学能力。而是他平时就常用家财去救济士人，加上后来因为与宦官斗争被长久“禁锢”而得名。
这点从曹操与华歆对待他的态度就能看出，曹操因为敬重王芬的德行名望。
所以委婉的表达了自己对他的计划不看好，并且提醒了王芬不要轻举妄动，可是王芬不听，最终酿成了惨剧。
华歆则更加直白的表达了对王芬废帝行动的悲观，说王芬“性疏而不武”，就是说王芬“志大才疏”。
5.地不仁兮使“芬”逢此时
再看王芬的生平
从仕途上看：
他发名于赈济家财，经历了党锢之祸，名列“八厨”。
从能力上看：
1.王芬胸怀匡扶汉室的大志，是汉末诸侯中少有的心怀汉室之人。
2.其次，王芬有治理民生、达于从政的能力，王芬在冀州四年，冀州百姓富足安定，人民倾心归附。
可以说，如果王芬生活在和平年代，他必定是能安定一方的“牧守之才”。
“天不仁兮降乱离，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时”。
生逢乱世的王芬，缺乏了长久的政治眼光，又不精通领兵作战。最终一代“清流名士”落得如此下场，不禁让人感到惋惜。
身处乱世，应该懂得明哲自保才是最重要的，考虑问题一定要长远才行，但王芬却不是那种可以性格的人，这一点，和“拒绝当官”的曹操相差太远。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