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学生➕工厂
在北京，中关村的繁华从周末开始。
交通的拥堵程度就是佐证：以海淀黄庄为圆心，5公里为半径的区域里，仿佛潮汐的涨退，早中晚时段至少会出现3次高峰。
很大一部分“引力”是来自于聚集于此的各类课外补习机构。当大大小小的电脑商城不再是中关村的代名词的时候，教育产业充当了替代者，学而思培优、高思教育、精锐教育、学大教育……各色的教育培训机构搬进了一度空置的写字楼，并盘活了周边的一系列商业——快餐、便利店可能是最直接的受益者。
9岁的壮壮和妹妹柔柔就是随着“潮汐”出行的孩子。每个周六周日，从早上8点到晚上9点半，他们除了睡觉和吃饭，所有时间都放在各种课外补习班里。由于不同课程有不同的上课地点，两个孩子需要各自被家长带着辗转若干个地方。
作为他们的父母，张捷和妻子在周末的分工很明确：各自负责一个孩子，从早护送到晚。“时间安排都是非常紧张的，孩子吃饭时间都得提前算好，提前定好外卖送到培训机构前台。”张捷说。
他的描述并不夸张，周六晚上6点半是壮壮参加学而思针对小学四年级学生奥数集训队的时间，由于各个培训机构的上课时间和课时长度几乎一致，在这栋位于海淀黄庄、满是各类补习机构的旧写字楼里，想在下午6点到7点的这段时间挤上电梯就成了一件极其困难的事。壮壮上课的教室在6层，这对父子往往会选择爬楼梯。
壮壮上课的这间教室，学生和家长的比例几乎各占一半，家长和孩子一样认真做着笔记，有的还会使用iPad和小型数码摄像机录下老师授课的视频，以便回家辅导。
黑板上，补习老师已经在教授原则上要到中学阶段才会学到的数列，而在壮壮就读的一所北京市重点小学，课本的进度是刚刚讲完乘法交换律。
对于这种“抢跑”式的学习，张捷持百分之百支持的态度。“学校里现在教的东西太简单了，”他说，“对有学习余力的孩子来说，是早教拔苗助长还是公立学校误人子弟？我们传统里讲的因材施教到哪里去了？”
张捷选择的教育方式是给孩子报课外班。作为一名已经实现财务自由的人士，他给两个孩子报了每周40学时的课外补习班，内容涵盖了语数外以及艺术和体能，其中仅数学一科，两个孩子就各自在学而思和高思报了3门不同年级的课程。这些校外课程每年为这个家庭带来近50万元的开销，但张捷不认为自己是一名“狼爸”。
“我要砍掉两门课他们自己还不同意呢。”说到这里，张捷向《第一财经周刊》展示了两段小视频，一段是女儿哭着闹着要写作业不要睡觉，另一段是女儿在下课间隙吃饭的状态。因为热爱学习，这个小女孩吃饭时的利落和自律令人叹为观止。
让张捷津津乐道的，还有在这种教育方式下他的两个孩子所取得的一系列成就——女儿幼儿园一毕业就被选拔进了人大附中的“拔尖创新人才早期培养项目”（也就是北京家长圈都知道的“早培班”），国画作品还屡屡获奖；儿子也在由学而思承办的迎春杯等各类数学竞赛里获得多个跨年级的一等奖，这无疑加大了进入重点初中的砝码。
对很多面对小升初抉择的家长来说，这显然是现代版“别人家孩子”的范本。
不过在当下，令人羡慕的“别人家孩子”正在变得可以复制。因为市面上各种各样围绕K-12教育设置的培训机构仿佛是一个个优等生加工厂，它们通过标准化的教学产品，正在源源不断地批量输出成绩优秀的学生。他们面向的“市场”是每个城市里数量有限的重点中学。
K-12是英文kindergarten through twelfth grade的简写，是国际上对基础教育的统称，在中国，K-12往往被狭义地指代小学、初中和高中3个阶段的教育。
作为K-12教育阶段的第一次选拔，小升初被赋予了重大意义，由于重点校和普通校之间在师资、硬件等方面的差异，很多家长认为进入重点初中对孩子未来的教育走向会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从1998年起，北京市教委为实现义务教育均衡化、缩小各区和校际差异而取消了小升初统一考试，改为免试就近入学。这为渴望招收优质生源的重点初中和渴求获得更好教育资源的学生（及其家长）造成了互选障碍。于是，两者间双向选择的渠道由公开的入学招生考试，演化为另一种“暗战”形式——奥数竞赛（全称奥林匹克数学竞赛，最早它是由苏联在1930年代举办的中学生数学竞赛，后来成为一种国际赛事）。即便在小升初仍保留考试的其他城市，奥数竞赛获奖成绩也是考取重点中学的加分砝码。
时至今日，已经很难说清究竟是数学竞赛这种筛选机制给课外补习产业带来了巨大的商机，还是补习机构一手推动了数学竞赛如今的繁荣局面，又或者是二者的一种合谋。总之，我们可以看到，以好未来为代表的课外补习机构由此迅速崛起。
好未来全称北京世纪好未来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创建于2003年，是国内最早从奥数切入K-12教育领域的课外培训机构之一。2010年10月20日，该公司在美国纽交所正式挂牌交易，成为国内首家在美股上市的中小学教育机构。
2013年以前这家公司曾用名“学而思”，再早，它的前身是创始人张邦鑫作为兼职开设的一对一补习班，当时他给4个即将面临小升初考试的六年级小学生补课，每节课挣70元，结果4个孩子都考上了“区重点”，从此张邦鑫的补课生意在家长的口口相传中扩大了规模。那时就已经看到奥数市场前景的张邦鑫还创立了奥数网，2003年“非典”时期北京的学校全面停课，奥数网这一线上学习论坛因此人气飞涨。此时的张邦鑫，还只是一个在北京大学读研的23岁学生。
接下来的故事很像电影《中国合伙人》的情节，张邦鑫和几个大学同学决定创业，东拼西凑10万元注册了一家公司。他们在北京海淀区知春路22号知音商务写字楼里租了个不足20平方米的房间，花费350元买下一个不知道密码的铁皮密码柜、两张桌子、两把椅子以及一个坐下去就陷一个坑的沙发。
“学而思”就此诞生。
受最初“一对一”模式的影响，学而思一直坚持小班授课，一个班不超过20人，且课程定位在于“培优”，即帮助优等生提高。
根据澎湃新闻的报道，2004年，学而思培训的学员中有42人考取了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实验班，95%的学员进入了重点中学，小学奥数培训渐成气候，2005年，公司的营收已突破千万元。
但直到2007年以前，学而思的生意并没有出现井喷式的增长。
与彼时早已扩张迅速、名声在外的英语培训机构新东方不同，学而思初期走的是“小而美”的路线，专注教研体系标准化的建设，也鲜有广告营销——该公司第一次投放的广告是《北京晚报》上的一个“豆腐块”，这则针对“迎春杯”数学竞赛辅导的广告为他们吸引了首批的100多名学生。
成立之初，这家教育培训机构一度提供语数外3门学科的辅导，但2005年它砍掉了语文和英语，专注于数学竞赛辅导。这种选择一方面是受制于创立之初的资源有限，另一方面源于教研效率——数学课程更容易形成标准化教案，且考试结果更易量化，更重要的是，彼时奥数成绩有助于升学加分，因此形成培训刚需。学而思决定专注单一学科，与其他机构形成差异化竞争，快速树立品牌。
另一位创始人曹允东在一篇回忆文章里提及，学而思当年就是主要围绕北京的几项数学竞赛来开发产品，早期北大有“资源杯”，清华有“同方杯”，当时他靠“死磕”才拿到同方杯竞赛的代理权，帮助学而思形成“一边办竞赛、一边做培训”的产业闭环。
从1993年到2008年，北京市教委针对小升初的政策经历了3轮演变。这其中，取消统考后，择校生、特长生、特色实验班、企业子弟入学、共建入学等多种优先入学途径曾轮番上演。在这个过程中，越来越多的小学生家长都认清了形势，培训机构针对小升初的“家长会”以及他们身边的无数前车之鉴都证明：想要获得进入重点初中的机会，最简单粗暴也最公平的方式就是让孩子在各类数学竞赛中拿名次。
提及数学竞赛，家长们大多都能如数家珍：迎春杯、希望杯、华罗庚金杯赛、美国数学大联盟赛……不一而足。已经为奥数竞争和培训市场精心准备数年的学而思，最终也成为家长给孩子选择培训课程时的“必选项”。
张为一的儿子上小学四年级，获得过一次迎春杯的二等奖。他很开心地把获奖证书拍照发到朋友圈，但心里还是比较没底。
“要想获得重点中学的点招，可能起码得是一等奖，迎春杯的一等奖还不是最有保障的，得是华罗庚金杯赛才行，”他说，“如果是华罗庚杯赛拿奖你就不用参加重点中学的招生考试，人家就主动打电话找你了，现在的成绩只能当成锻炼奥数能力，在招生考试里有可能考得好。”
和张捷一样，张为一也给孩子同时报了3门数学课外辅导，学而思培优、学而思智康一对一以及青华园数学，理由是不同的课程针对性和优势不同。“学而思（培优）基本是一个每个孩子都上的课；智康是一对一的辅导，更有助于参加奥数比赛。另外一个对重点中学招生考试更有针对性，他们会研究很多往年的考题。”他说。
和身边大多数家长相比，张为一在陪孩子一起补课这条路上并没有“掉队”，但他并不完全认可这种培养孩子的主流模式。除了要集中攻克奥数竞赛，他的孩子还同时在课外学习剑桥英语、青华园语文、英语和大提琴，时间表被排得满满当当。
“我觉得课外班的一个最大问题就是扼杀了孩子的个性，本来每个孩子都应该是不一样的，但是通过这些补习班，大家都去上奥数、英语，钢琴，芭蕾，孩子们变得千篇一律了，”他说，“这跟衡水中学、毛坦厂这类的考试工厂没什么本质区别，在我看来就是应试教育2.0版。”
但在大环境的裹挟下，他也只能像大多数的家长那样遵从游戏规则而绝不敢赌上孩子未来的命运。北京的情况更像一种预演，全国范围内加入到这一行列的家长和孩子将越来越多。
2014年教育部办公厅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做好重点大城市义务教育免试就近入学工作的通知》，明确聚焦19个重大城市（4个直辖市、5个单列市和10个省会城市），要求90%以上的初中实现划片入学；每所划片入学的初中90%以上生源由就近入学方式确定。
强劲的市场需求让学而思在资本市场也表现优异。上市7年来，公司市值相比IPO时上涨了十几倍，目前公司市值接近138亿美元，在今年更是首次超越了在教育培训领域深耕二十几年的新东方教育集团。同时其近几年在全国范围内的培训中心布局也有明显加速。根据好未来的财报，2017财年公司新增144个教学中心，目前已覆盖全国35个城市，针对中小学生实行小班授课制的“学而思培优”项目为公司贡献了超过80%的营收。
强大的教研体系和流水线式的教师培养是该机构得以在加速扩张的同时保持较好口碑的原因。一位亲历过报名现场的家长告诉《第一财经周刊》，火热程度堪比房产过户，且名额紧张，一位难求。
26岁的谢俊彪是一位从学而思流水线走下来的老师。求学期间和大学毕业后一年，他主要是自己做家教，2015年加入“学而思智康”开始做一对一的初一数学老师，他也是当年深圳学而思仅有的两名社招进入公司的老师之一。
“学而思更多是面向应届大学生招聘，对老师的考试包括‘刷功底’和试讲。”他告诉《第一财经周刊》，刷功底就是笔试，应聘者需要作答一份你所应聘年级的考试试卷，但答题时间要比正常考试时间少半个小时左右。试讲就是面试，此前学而思会先教授应聘者简单的授课技巧，在试讲环节，由师资部的老师考察应聘者的领悟能力。
教师入职后，按规定每周都会拿出一天做集体教研。学而思这类的补习机构都有自成体系的教材和习题册，教案也基本是成型的，老师们要做的更多是讨论一些知识点的讲法和筛选各自讲义里的习题。学而思还建有自己的题库，其中包括7000至1万道题。每个章节需要什么样的习题，教研组长会提前分好，老师就到题库里去挑。
“授课技巧的培训很细致，一些很简单的知识点该怎么讲都扣得很细，”谢俊彪说，“比如开根号为什么要变符号，怎么讲才更能让学生理解，都是一门艺术。”
在北京另一家比较有名的课外辅导机构任职的王进平认为，从教研水平到教师培养，学而思都是值得尊敬的，因为“流水线比较精细”。他所在的这所辅导机构特点也是重教研，自成体系，并且擅长数学竞赛。
对高校应届毕业生而言，学而思提供的教师待遇很有竞争力。一名新老师的月收入平均可以过万元，这个薪酬水平已经可以和北京海淀区重点中学的资深教师持平。在北京海淀区一所重点中学任教的刘丹告诉《第一财经周刊》，公立学校的班主任税后月薪通常只有1.1万到1.2万元，科任老师在1万元左右，寒暑假期间则只有一两千元的保底工资。
这或许也是辅导机构能够招到很多名牌大学毕业生的原因。谢俊彪毕业于华东交通大学，是一所省属重点大学，他的同事里不乏清华、北大的硕士，有些还是当年的高考状元和竞赛冠军。
学而思的选拔是比较苛刻的，据一位应聘成功者介绍，考官向他透露的最终录取率只有5%左右。
华菁证券2017年10月发布的教育专题研究报告指出，K-12教育培训是一个独特而复杂的行业，它的需求方分为两部分：学生和家长。前者是服务使用者，后者是服务付费者，尽管最终结果可以通过考试量化，但过程的体验感却是分离的，学生希望得到关心和激励，而家长更关注孩子是否得到监督，以及能否解决自己内心的焦虑。
作为服务的供给一方，老师们面临很高的挑战。被“产品化”输出的老师也不仅仅要学历高、授课好，他们的颜值、个性、爱好特长也会被客户纳入选择时的考量因素当中。
谢俊彪觉得，自己有时候更像一个托管者的角色，“一些家长比较忙，没时间教育孩子，就把孩子送到辅导机构来。”除了上课，他有时还得倾听学生的情感问题，遇上实在学不进去的孩子，只能用哄的方式，允许对方在讲完习题后玩一会儿《王者荣耀》。
王进平算得上补习圈子里颇有名气的明星老师，颇受学生和家长欢迎。他本人的履历也足够漂亮——本硕博均毕业于北京大学物理系，小学和中学期间在数理化的各类杯赛中获奖无数。而他讲课善于迁移类比，总能把晦涩难懂的知识用日常生活内容做类比。比如给小学生讲解到高中课本里才会涉及到的溶解度问题时，他用一个人的饭量和菜量不同来类比溶剂对不同溶质的溶解度，为了加强对知识点的记忆，他会教学生记住“水是个酒鬼，喜欢甜的，不喜欢咸的，一点儿油腻都不沾”。
由于带出来的学生成绩斐然，他现在教的班级已经是水平最高的奥赛集训队，用他的话讲，进入这种班级的学生全部都能升入牛校重点班，“差别只在于是特殊学制的班级还是正常学制的班级”。
但谈到现在辅导机构对老师的标准化培训流程，王进平的评价是“速度是快，但整体上依旧薄弱，老师能够驾驭课堂，但要驾驭一个学科体系还需要下很大功夫”。说白了，尽管老师也成了流水线上的产物，但补习行业对“人”的依赖依然非常重。像王进平这样的名师，每年平均可以给机构带来1200万到1500万元的营收，其个人的年薪也可以达到200万到300万元。
目前王进平已经递交了辞呈。如果去到规模小一点的机构，或者自立门户，他的收入都有可观增长。但他还没有透露未来的去向，这让他微信上若干个群里的2万多名家长十分焦虑。
谢俊彪也在几年前离职。“一般老师大多做不到3年。做到一定程度，积累了一定资源，很多老师就单干了。这种行业没有什么核心技术，你知道它的体系，有一定资源就可以在外面做小机构了。”谢俊彪说。
华菁证券的报告显示，2016年全国K-12课外培训的市场规模超过4700亿元，即便是学而思和新东方这样的巨头，在K-12市场的占有率加在一起也不超过20%，可见市场上充斥着数量众多零散的小型机构。新东方创始人俞敏洪早有预言，他觉得中国将出现四五十家市值超过百亿元的民办教育上市公司。
曹允东曾回忆，为了把初中市场做好，学而思还办过“分班考试课”，专门是针对某些初中的新生分班考试。
尽管并非所有的学校都有分班考试，培训机构通常会告诉家长初中大都会有分班考试。一想到一场考试将要决定自己孩子未来3年的班级环境，没有家长敢轻易拒绝报名参与这种“过渡性质”的补课产品。
可以说，与学校联动做针对分班考试的补习，以及在平时提前教授课本知识的“抢跑”式培训，是帮助学而思这样的培训机构稳定住了大部分家长、高效培养好学生的两大秘籍，特别是年龄偏低的小学和初中学生，可以提前学习的空间更大，补课成效会更明显。
课外培训机构的抢跑式教学，如今已经让公立学校的教育变得有些被动。当了十多年英语老师的刘丹明显感觉现在的学生越来越难教。
她所在的这所海淀区的重点初中里，一个年级会按照学生的学习成绩分为层次不同的3种班型，其中教尖子班是压力最大的。“这种班级的很多学生都在课外学了很多，或者随父母在国外待过几年，语言能力很强，如果觉得你讲的内容太简单，或者发音没那么好，学生和家长会把你掀翻的。”刘丹对《第一财经周刊》说。
公立学校的老师采取一年一聘，刘丹的一些同事就是这样被“请走”的。现在，她备课都会准备很多课外资料来补充，教材上的内容几乎不太讲了。每个年级的固定教材只是考试出题“最基础的标准”，但如果按照教材的难度讲课和听课，学生在考试环节已经很难及格。“普通班学生的层次差异很大，老师只能就高不就低，成绩比较差的我只能建议家长给孩子报一些针对性的辅导班。”刘丹说。
据说数学老师们的日子更难过。不少参加过课外补习的孩子在课堂上已经不再听课，张捷曾听儿子说，一些奥数班的同学甚至喜欢拿很难的奥数题戏弄学校的老师。对张捷而言，课外教育是孩子获取知识的主要途径，而学校的意义更多是为孩子提供社交的场所。
“如果你的孩子不能进入到社会的前20%，根据二八效应，他的未来是要普普通通劳作过一生的，收入也不会很高，以后都要为生活而算计；反之，如果你的孩子能进入前5%，他就可以过得很好，况且真要竞争下来，5％也不过是个小升初的区重点。”理工科出身的张捷喜欢拿数据说话，按照他的逻辑再向上推导——千分之五的精英不过是考上985高校的比例，万分之五的高级人才，也不过是清华、北大及常青藤联盟毕业生的水平。
张为一也觉得学校教育占用了大部分的时间，但知识密度却十分有限，“取消了升学统考，小学老师的动力也随之减少了，反正教好教坏都体现不出什么差别。”他觉得当下问题的症结在于，教委既想要让教育走“计划经济”，却又给一些重点中学留下了“市场经济”的口子。
林昱是为数不多的坚持不给孩子报补习班的家长。他曾在网上看过包括学而思、四中网校在内的一些补习机构的课程视频，感觉水平参差不齐。
“我的教育理念是让孩子受到引导，而不是灌输；要学会方法，而不仅仅是知识点；要能够发散思维，而不是因循守旧，而学而思在这方面明显有短板，”他说，“也可能是我对于教育机构的要求太高了。”
林昱本人毕业于清华大学，读书的时候也曾接触过奥数，在他看来，奥数是思维的锻炼，也是一个试错的过程，能够了解数学的很多可能性，只是现在的奥数班学习方向更偏向于应试。而林昱女儿的成绩也一直很好，即使没学过奥数，初中入学的分班考试数学单科成绩仍排在年级前十。女儿成绩好的事实，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帮助父母增强抵抗学而思的信心。不过林昱说，他平时也会给女儿买课外参考书和学而思的习题，让孩子自学。
“我们比较重视孩子的三观教育，更多从过程评价行为，强调努力而不是结果。”林昱仍记得，女儿在小学遇到做PPT的作业全都是自己独立完成，但每次拿到学校去，她的作业永远是做得丑的，但家长对此并不介意。巧的是后来有一次，老师要求学生当堂完成一个PPT，全班只有林昱的女儿顺利地独立完成了。
“家长焦虑孩子的学习可以理解，但跟风就说明考虑问题的方式出了问题。很多机构的补习核心就是让孩子提前学，但学习是一个阶段性过程，真要判断辅导机构好坏，最终只有高考可能是个检验标准。”长期从事教育行业工作的褚招生觉得一些媒体谴责家长们盲目跟风或者培训机构是有失偏颇的，毕竟，在可选的升学通道极其有限的情况下，勤奋和努力是没有错的。
“如果家长是权贵老板，或许有特殊途径帮孩子升学，再或者是农民，上万元的补习费用让他承担不起。所以实际上支持补习行业的正是绝大部分中间阶层，”褚招生说，“我们作为父母自己不也是通过应试考到北京然后努力留下来的吗？”在他看来，北京市教委提倡资源均衡的初衷没有错，如果能执行到底，当下这种白热化的竞争在未来会有所缓解。
不可否认的是，这个社会正变得越来越多元，新的职业，新的想法、前所未有的生活方式已经出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一成不变的教育同样无法适应社会的发展。
为了有别于传统的应试教育辅导机构，一向善于筹谋的学而思在2013年调整了战略，将自己定位为“一家用科技与互联网来推动教育进步的公司”，并将公司名换成更有技术感的“好未来”。现在，它所覆盖的教育产业链条比几年前更加丰富。据一位接近好未来的人士介绍，该公司这几年还从BAT挖了不少技术人才。
好未来最新的技术成果是今年8月推出了一套人脸表情识别系统，它可以从学生的表情精准分析出学生的状态是专注、疑惑还是倦怠，由此分析出学生对教学内容的接受度。
回头看，尽管各级教育部门本着为中小学生减负而不断修订升学政策，但阶段性应试教育的主战场只不过是转移到了校外各种补习机构，最终促进了这一产业的繁荣。
而望着眼下中国各地中小学校的“校外补课大军”，他们与过去几十年生活在日韩、中国香港和台湾那一代又一代“向教育要出路”的年轻人，并没有什么区别。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刘丹为化名。）
被前移的起跑线
早教的生意往往是“一锤子买卖”，他们的客户主体不是孩子，而是缺乏育儿经验又充满焦虑的年轻父母。
文/CBN记者 刘娉婷
眼下陈亦洁的当务之急，是尽快敲定刚满3周岁的女儿的第六个早教班。这个月的每个周末，她都在“慎重考察”从朋友那儿打听来的英语早教机构，全面测评每家老师的口语发音和讲课水平。
早期教育，广义上是指针对0到6岁的孩子在接受初等（小学）教育之前所要接受的学前教育，但狭义上已实现产业化的“早教”，指的是仅仅针对0到3岁孩子的系统教育项目。
作为新手妈妈，陈亦洁在孕期就笃定了让孩子参加早教的想法。“教育必须从孩子出生就全方位抓起，通过早教去开发出更多可能性，尽早帮她找到自己的发展道路。”陈亦洁对《第一财经周刊》说。
女儿两周岁、刚能跑能跳会说话的时候，陈亦洁就开始忙着为她张罗各种早教项目的报名了。现在，除了每周要参加金宝贝早教中心的亲子育乐课，她还为女儿报了4门针对绘画和表演的专项课。其中有两门课是在两家私人创办的教学机构，一节课最多不超过4个孩子，另外两门则是少年宫办的培训班。
在杭州一所高校就职的陈亦洁是一个80后，她和同为教师的丈夫每个月的收入加起来1万元出头，女儿每个月的早教学费七七八八加起来就要花去3000元上下。但她觉得这笔钱花得值。
“很有道理啊，3岁之前一定要把自控、好奇心等各种能力的根基都确定好，才能向上生长得更好。”陈亦洁很认同中国人的一句老话儿——三岁看老。
个人育儿经验有限的年轻父母们，很自然地会想到花钱请早教机构来及时弥补每个阶段孩子需要掌握的能力点，内容丰富的早教市场由此诞生。根据国家统计局2016年的公开数据，中国早教市场从2010年开始进入两位数增长的高速发展期，并预计2017年早教市场的规模将突破2000亿元。
事实上，目前中国针对儿童教育的各项政策法规中并没有针对0到3岁早教或托管机构的准确定义，也没有出台明确的申办政策和指导流程。早教企业只是在工商部门注册登记的商业机构，它们手握的教育资质仍是一种说不清楚的“许可”。所以，以国际连锁品牌背书是这个产业的一大特色。而孩子家长通常无从考察这些早教项目的具体执教老师以及管理者的专业素养。
从1998年中国第一家早教机构东方爱婴成立算起，经历了近20年的行业洗牌后，这个产业中的“大品牌”主要靠加盟连锁模式在全国迅速壮大，并强调“进阶式”的标准化教学流程。另一类则是以试验性教学为卖点、强调师生高配比的小型个体私营培训机构。
早教市场的客户主体，与其说是0到3岁的孩子，不如说是他们的父母。
教育投资的最大特点就是缺乏可视性，它不像平时买东西，一下子就能判断出性价比，说白了，这是一个关于未来的赌局。家长在当下为早教付出的时间和财富将来在孩子身上体现出的回报率，注定是一个未知答案。
被整个社会随处可见的竞争焦虑紧紧裹挟，为了缓解对未知的恐惧，这些成长于非物质贫乏时代的年轻父母们，主动前移了孩子们的起跑线。
“2012年到2016年是品牌数量的爆发期，早教已经从先前教学理念同质化、家长选择迷茫的阶段，进入到品牌形成差异化、特色鲜明的时期。”金宝贝儿童成长教育集团中国区CEO刘一君告诉《第一财经周刊》。
刘一君用马斯洛需求理论来解释早教市场火起来的基础因素，“80后和90后父母多数没有经历过物质匮乏的时期，所以在培养孩子的时候，他们会直接看金字塔顶层的自我价值实现需求，而跳过了底层的生理和安全需求。”
35岁的周俊生活在上海，她给儿子Matthew报名美吉姆早教时，他才3个月大。
周俊在怀孕时反复告诫自己，“我的宝宝一定不会参加早教的，早教给孩子的压力太大了”，但她在产假带孩子期间意识到，从小在高层小区里长大的Matthew太孤独了，所以报名早教课的出发点非常简单，“就想寻找一个可以和其他孩子接触的环境，去释放孩子的天性。”通过朋友的口碑推荐，运动量大的美系早教品牌成了她的首选。
做完挑选品牌和了解授课风格等前期功课后，她花两个周末试听了金宝贝、美吉姆和小小运动馆3家的课程，最终一次性付款2万多元购买了美吉姆包含96课时的欢动课包。这也意味着未来的两年，她每个周末都要抽出半天时间，陪伴Matthew去美吉姆上课。
刚进入早教班时，Matthew还是婴儿，只能趴在那里，对音乐和游戏的反应都不是很强烈。对周俊来说，那时坚持每周去上课的意义是“就当作一次例行的家庭活动”。
在一个叫“Seperation”（独立）的环节，父母会退到教室最后面去观察小朋友们的互动情况，周俊眼看着Matthew从最开始一个人坐着不动到两岁时已经能慢慢走过去拉吊环玩。“每周一个小时的锻炼，你能明显感觉到他一点点独立起来了。”每次在早教班里看到儿子的进步，周俊既兴奋，也觉得自己的决定正确。
不断学习并受到鼓励的不只是孩子。回到家里，周俊会用老师教授的方法继续帮助Matthew练习翻跟头或者唱歌。等孩子再回到早教课堂上被其他家长夸奖学习能力强、进步快时，周俊心里明白“其实他们不知道我们已经在家里练习5天了”。
“早教对孩子来说是体验，但对家长来说，是帮助教育家长如何成为一个更好的父母，”刘一君认为，早教更深层次的受益者其实是父母，“家长不知道怎么在家里带孩子，不知道带孩子的科学依据和理论是什么，而早教提供了现成的课程。”
现在周俊给儿子安排的早教课程也渐渐多起来。除了周末去上美吉姆和家盒子的亲子游泳课，她还会抽一个工作日，在下班后带Matthew去乐高教育搭一个小时积木。她觉得每个地方能教给孩子的东西都不一样，“美吉姆培养他爱运动的习惯，激发创造性思维，培养独立性。乐高就是锻炼他能坐住上课，还有认识数字、颜色和动手搭积木的逻辑能力。”周俊表示，她每年在孩子早教上的投入在3万元左右，这并不会影响她的生活质量，“我付出的和（他长大后）回报的经济收入不一定成正比，但我有责任给他提供良好的教育，至于能接受多少，看他的造化了。”
与早教机构“培养创造力”“开发双商”“培养独立性”这些光鲜宣传术语相呼应，孩子在生活中的每一点进步，都很容易首先被“记账”于他们上过的各种早教课。“花了钱”是家长们普遍的一种心理暗示。
在早教的事情上忙活了一年，陈亦洁觉得自己对早教的认知依旧是模糊的，因为实际的学习效果并没那么容易评估。
“说不上来到底给孩子带来什么改变，但看到她在往好的方向发展，那也挺好的。我们所处的社会阶层，没有达到有钱有权的地步，都会愿意为教育投资吧，因为我们没有其他更好的出路。向上的通道狭窄，向下的通道永远敞开，这就是我们的焦虑。”陈亦洁说。
“其实这就是一门出售抗焦虑感的生意，对吗？”看到周围朋友都在送孩子上早教班，邱珈对他们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本着对早教师资和教学效果的怀疑，邱珈暂时选择站在“必须给孩子报早教”的家长队伍之外。她今年36岁，有一个两岁的女儿。她承认自己内心始终充满矛盾，因为在领着孩子向前成长的过程中，家长的确不知道未来在什么时间点会面临来自哪个方面的教育危机。焦虑在所难免。
“孩子正处于早教阶段的家长目前尚不感到焦虑，并不代表说再过半年一年，他们仍然没有这样的焦虑。”赶在家长之前，CollegePre凯瑞集团执行总裁张兰洞察到了这种情绪，她在培训行业拥有15年的品牌管理经验。CollegePre凯瑞集团是针对3到12岁孩子的幼儿英语产品美国芝麻街英语在中国内地及港澳地区的唯一授权代理机构。
“之后的焦虑必然会来源于社会的压力和好的教育资源的稀缺。短期内在中国，这种现状难以改变，而孩子接受教育的效果也受到外界很多因素的影响，所以，培训机构只能追求学员个体相对提升的效果，而不是绝对。”张兰对《第一财经周刊》表示。
11月末的一个周六，胡蕾陪她快两岁的女儿去小小运动馆参加了一次免费体验课。她注意到同期上课的另外4个同龄孩子，无论是参与集体活动的纪律性还是每个单项运动科目的完成质量都明显优于自己女儿的表现。一打听，原来他们已经在这家早教中心上了半年至一年的课。这种比较让胡蕾的焦虑指数瞬间上升，几乎当场就决定要刷卡买课。但销售人员拿出的价格表里，最便宜的一档也要花12800元一次性购买50节课程。这份价格表让胡蕾的焦虑感暂时冷却，她陷入了犹豫。
即便早教的效果无法具像化衡量，孩子参加早教的黄金时光只有匆匆6年，所以在“为了孩子”的自我暗示之下，家长拍脑袋的冲动消费在早教这个产业是常有的事。早教机构们瞅准时机，每家都下了很大一番功夫准备，目的就是提高这种“一锤子买卖”“但每单都是上万元的大生意”的成交率。
这些早教机构大多在购物中心。
位于北京东五环外的长楹天街购物中心是一家典型的社区型购物中心，在负一层和顶楼五层，早教机构的存在已经成为商场的主要经营业态之一，品牌覆盖的范围堪称面面俱到，有像美吉姆、小小运动馆这样的国际连锁早教品牌，也有专门学习书法、英语、乐高、游泳、滑冰等项目的细分机构。
周一到周五的通勤时段早教机构的生意相对冷清，父母要上班，大一点的孩子也要上幼儿园。销售顾问们通常利用这个时间给家长打电话约课或回访，他们也会打电话给那些留下个人信息的“潜在客户”，尽量游说他们为孩子预约免费体验。
每到周末，这家商场里就会挤满带孩子来上课的家长，以及夹着各种充气玩具、向往来的家长征集联系方式的早教产品促销员。
也有不依靠吆喝聚客的。一家叫“Hello功夫”的少儿武术馆长年都在自家前门摆上3张彩色的小长桌，再随意堆放些积木玩具，孩子带着家长就会自动聚拢过来。自称是从韩国引进的乐博益思机器人中心，店员只是在门前启动一只会跳舞的机器人，周末也能吸引很多孩子围观。
有时候非竞品之间还会举办联合活动，比如美吉姆有时候也会将课堂搬到机器人中心，交叉体验之后，家长给孩子“再多报一个班”的几率就会增大。
《第一财经周刊》在这家购物中心走访一圈，发现目前早教市场已经形成了200元／节课的行业均价，而且早教机构的课程节奏都设置为每周到店一次，按这个频率计算，家庭为一门课支付的年均费用在1万元左右。“国际连锁品牌”“高端早教”“金牌讲师”“独家研发”“实时升级”是每家机构的销售顾问的话术里出现的高频词汇。
这个行业的消费特点，一是“先买票后上车”，销售顾问会尽可能说服家长购买最大课时的课包，然后很负责任地反复叮嘱家长要确保上课节奏，否则在整个系统进阶体系中“孩子会跟不上之后的教学”。很多店铺在介绍自家产品时，墙上都绘制了一张随孩子年纪不断进阶的课程体系图。这种“进阶”模式一方面可以表现出早教体系的成熟，但换个角度想，它也在鼓励家长不断为孩子续课。
周俊最近已经察觉到了美吉姆课程的天花板。Matthew从2岁开始上托班，美吉姆的早教内容和托班的课程是重复的，如此一来，美吉姆似乎显得有些多余。而且观察时间久了之后，周俊发现课程单元里会出现很多重复内容，她觉得现在已经到了Matthew可以从美吉姆“毕业”的时候。
陈亦洁说自己对早教这件事怀着一种“愿赌服输”的心情，即试听阶段老师的水准很好，但后期其实无法保证可以获得相同质量的教学。然而就算不满意，由于已经过了最初很短的试读期，家长无法退款。
每个有野心的早教机构都看到，在发展初期要尽快形成一套标准化的开店流程，并输出给加盟商。
除了卖课程，用于门店网络扩张的加盟模式是整个早教产业最重要的商业模式之一。
芝麻街英语虽然正式进入中国才4年，但已经开出近300家中心，除了6家直营店，其他均为加盟中心，覆盖超过150个城市，有些门店甚至下沉到县级城市。在加盟生意这件事上，芝麻街英语颇有些经验。
第一步是改进教材，让它看起来符合中国家长对孩子的培养目标。集团从原先的教材中特别总结了18项类似于“合作”“友善”“灵活”之类代表美好品格的词汇作为宣传点。
现在，全国几百家芝麻街英语的门店外墙上，都被要求用彩色字体贴出这18项美好品格。出于“标准化”的要求，每家芝麻街英语的校区看上去都和美国总部一模一样，对外保持着统一的品牌形象。
从成本结构上分析，教育培训是一门前期注重资金投入、后期更看重运营投入和管理的生意。面试加盟商的过程中，芝麻街英语的负责人会着重了解每个加盟商的背景信息，例如开店初衷、预期校区所在城市、在当地拥有的资源、资金的来源等情况。
在一线城市加盟芝麻街英语要先准备至少百万元的加盟费，加上房租、设备购置、装修等一次性开支，初期总投入要几百万元。加盟费会针对二三线城市略有递减，对加盟商而言最重要的考核是其持续性经营能力。
芝麻街英语每个加盟中心是否能够聘用一位新教师，加盟商说了不算，应聘教师必须通过总部的复试和培训考试。正式录用后，教师还须参与后期远程线上培训和测试。在张兰看来，好的教学质量能带来好的口碑，从侧面节约营销成本，就像多米诺骨牌，会产生连锁反应。
本土早教品牌“想象乐”在扩张过程中遇到的最大的挑战正是师资。由于缺少国际连锁品牌的光环和标准化的考核机制，教师团队匮乏，品牌不得不放慢扩张的节奏，以保证教学的质量。创立9年至今，想象乐一共开了50家店。
想象乐对老师的基本要求是能绘声绘色地表演节目和讲故事，学历反而属于加分项。“一般成绩好、优秀的老师不会考虑做幼师。我们的客户可能是社会上的中高阶层家长，但他们孩子的老师，却有可能是从专科院校毕业的，这是我们行业里的一个矛盾。”想象乐CEO金熙纵对《第一财经周刊》解释说。
对想象乐来说，教师的水准好坏只能交由市场检验。这里的每位老师都有一系列与工资直接挂钩的KPI考核指标，包括试听课报名的成功率、家长到课率等，为的就是提高他们的授课的质量和积极性。“这个不是固定某个时刻的检验，是要持续不停做下去的。对于商业机构来说，没有人会拿自己的生意开玩笑。我们做这一行都是战战兢兢的，一旦教师出了问题，几年树立的口碑就白费了。”想象乐运营经理章春泉说。
看到女儿第一次在单杠上完成后空翻动作时，胡蕾很激动，但最后她决定先不给女儿在小小运动馆报名，原因是很担心孩子未来要一直以“差生”的身份和同班小朋友相处一年，对她反而是一种信心上的打击。
“我们明确鼓励家长不要拿自己的孩子跟同班小朋友做比较，家长应该注重自己孩子的进步成长。”小小运动馆的一位女老师试图帮助胡蕾减轻焦虑。
明面上看，这个市场里的每一个参与者都存在着对手，包括客户与客户之间。那些新手家长们也会在育儿经的丰富度上陷入暗战，他们的孩子从一出生就被放在“起跑线”上，这何尝不是与同龄人之间的竞争？
如果从更深层的社会心理学来看，一堂简单的早教课上，那些陪练的家长其实也是在和自己的过去、和不明晰的未来不停较劲。
在应试教育的耳濡目染中长大的80后和90后肩负起家长的角色后，教育就成了他们今后生活的“终身课题”，而他们最初的教育经验基本源于自己的成长经历，那些成功的学习经历会重新用在自己的孩子身上，那些痛苦的回忆则不会拿给下一代去品尝。
34岁的家庭主妇张璟在15年前凭借不错的高考成绩，离开老家山西太原到南京读书，那时她的父母并不曾为她安排过太多的课外补习。和大学同学结婚后，一家四口在南京定居，但可本该属于家庭聚会的周六晚上，张璟却要和丈夫“兵分两路”——她要带着3岁的“二宝”去金宝贝上育乐课，丈夫则负责陪同读小学三年级的“大宝”去学而思上数学补习班，并且要一直坐在教室后面旁听到晚上9点，即使内心充满对学而思的埋怨，也绝不能在孩子面前表现出来。
“从老家走出来、到经济更发达的地区，目前还是要通过高考。很多人认为应试教育不好，但现在也没有可改变的途径。”亲自走过一遍高考独木桥的张璟觉得，自己的成长经历总结出来的一些经验，应该可以让孩子少走一些弯路。比如她认为现在的自己眼界不够开阔，也没有发展出一些能打发时间的爱好，所以她给孩子报名了金宝贝的课程，目的就是让孩子从小就有机会开拓眼界。如果从更长远来看，张璟想让“二宝”从在玩乐中学习的早教开始，逐渐适应“上补习班不是负担”这种生活状态。
张璟也时常想起，如果当初父母在某些时间点，能在学习上多给予她一些指点或者资源的支持，可能她现在可以走得更远一些。
“我现在就尽我所能，告诉孩子沿着成长的这条路怎么走、能走到什么地方。没有一定要求孩子要怎么样，但现在孩子的起点在南京，不说往上海考，至少在南京考个大学吧，我们能做的也就是这些了。”张璟说。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胡蕾为化名。）
硅谷式教育试验进行时
毫不意外，硅谷的教育实验也是由创业者主导。他们的尝试结果尚未可知，但至少这些探索为改变教育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
文/CBN记者 李蓉慧
11月，硅谷又一个“独角兽”新近加入了教育领域。
总部位于纽约的联合办公空间WeWork最近宣布了一个新项目：WeGrow。和主营项目联合办公空间WeWork、居住项目WeLive不同，WeGrow是一所学校，由WeWork联合创始人之一Rebekah Neumann亲自负责，将于明年秋天在纽约开学，主要面向5至8岁的儿童。
在接受《彭博商业周刊》采访时，Rebekah Neumann表示，WeGrow的上课地点将包括在室外的农场以及在为这个项目特别设计的新“课堂”——位于WeWork的纽约总部——理念是让孩子在WeWork的共享办公社区里跟着WeWork的员工和租用WeWork办公室的创业者学习商业知识、培养企业家精神。
当然这并不是一所创业学校，Rebekah Neumann称这里的孩子在常规课业方面例如数学和阅读仍然要达到纽约州的考试标准。
根据公开信息，为了落实WeGrow计划，WeWork已经收购了一家名为Flatiron School的初创公司，后者的产品是一个编程教育平台。与此同时，WeWork还将WeGrow的室内空间设计工作交给了丹麦建筑事务所BIG，BIG则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展示了一个为孩子设计的木质结构的游乐区和用圆润的石子堆起来的攀爬区。
硅谷已经有不少技术公司和创业者正在像WeWork一样尝试创办新型学校。比如有传闻称Facebook CEO马克·扎克伯格有意愿自己创办一所学校。先不论传闻真假，他在这个领域确实已经有了很多积极的投资：旧金山有一所用扎克伯格和其妻子名字命名的学校，他成立的Chan & Zuckerberg Initiative也参与投资了硅谷知名实验学校AltSchool，后者以提供个性化教育平台出名。除此之外，2014年，可汗学院的创始人Salman Khan在原有的在线教育平台Khan Academy的基础上宣布成立Khan Lab School，称会根据项目制（Projected Based）教学。这种所谓项目制学习方案也被不少学校采用，即通过让学生自己规划、完成一个个项目来引导学生学习其中涉及的基础知识。
仅就开办实体的实验学校而言，这些创业者的目的是一样的：改变教育。无论是作为创业者还是家长，他们认为现有的教育体系并没有教孩子如何面对未来的变化，至少对大多数孩子来说是这样。
以上这些创业者中，AltSchool创始人兼CEO Max Ventilla是最早开始尝试通过创办学校来改变教育的。2013年，还在Google工作的Max Ventilla为替自己的女儿找学校做了大量功课，却并没有找到让他满意的学校。
在美国，家长为孩子挑选K-12基础教育服务（从幼儿园到12年级也就是国内的高三）通常包括以下选择：私立学校、公立学校、特许学校以及其他一些独立学校。
其中，私立学校学生人数相对少但学费昂贵，平均每人每年3万美元左右的学校物质条件和师资配备较好，师生配比因学校而异。
公立学校虽然不收学费但水平参差不齐，依赖于家长捐助，平均师生配比是1：30。家庭所住的区域即通常所说的学区房范围决定了孩子的选择空间，比如旧金山市为了保证公平，公立学校采用学生随机分配的方式。其他地区例如城市经济收入相对较高的帕罗奥图市，公立学校的条件相对其他城市的公立学校会更好。
但在硅谷其他城市，房价和地区依然是决定一个孩子所读的公立学校质量的主要因素。一个已经屡见不鲜的现象是，在硅谷南部的一些城市，被认为更加重视教育的亚裔家长会更愿意支付高昂的房价以换得孩子的入学资格，这带来的直接后果便是，这些地区的公立学校里亚裔学生较多，竞争也更激烈。
特许学校（Charter School）介于私立学校和公立学校之间，同时接受私人捐款和政府的教育拨款，但教学条件和水平像公立学校一样参差不齐。除此之外还有其他类型的独立学校，例如“天才学校”，即针对被认为有天分的孩子开设的“Gifted School”——比如旧金山湾区的天才学校Nueva School——强调以学生为中心，根据学生的要求和他们的特殊才艺安排项目制学习方案。
尽管有多种选择，孩子上学仍然是美国大多数家长的难题。根据《第一财经周刊》的了解，以旧金山市区的一所私立K-12学校为例，每个学生每年的学费在2.7万美元左右，学生家长主要来自技术、法律和医疗等高收入行业，但仍然需要排队等待面试，或者通过捐款为孩子争取更多的入学机会。
一位在公立学校和私立学校都工作过的老师告诉《第一财经周刊》，物质条件差的公立学校有时候甚至需要老师用自己的积蓄来补贴学校。根据公开信息，旧金山公立学校教师的收入中位数为每年6.8万美元左右（不包括奖金或其他收入），这是一个低于旧金山家庭收入中位数（每年7.8万美元）的数字。且不看教学质量，1：30的师生配比也意味着教师收入低而工作量大的矛盾普遍存在。
回忆当时为孩子找学校的过程时，Max Ventilla认为孩子长大了以后面对的世界将会与今天十分不同，他在技术公司的工作经历让他感受到未来可能会是什么样的：“我当时见到的学校没有哪个是根据这些对未来的考虑来决定教育内容的。另一方面，我认为上学不只是读书写字，也要学会怎么生活、怎么认识自己。”
2013年，Max Ventilla创办了AltSchool，截至目前，AltSchool在纽约和旧金山一共开办了6所学校（其中两所将于明年关闭），有180名员工以及一套个性化学习平台。
AltSchool将自己的学校称为Lab School，即实验学校，以提供个性化教育而出名。根据学校官方网站的信息，AltSchool的学生年龄分布为4岁到14岁，设置了4个教学阶段，即基础小学（4至6岁）、低年级小学（6至8岁）、高年级小学（8至10岁）、中学（10至14岁）。这并非通常意义上的以年龄来分班，而是按照学生的兴趣爱好和学习能力来划分。AltSchool学习时间为上午9点到下午3点，3点至6点学生可以自己选择兴趣课的时间。除此之外，AltSchool还鼓励学生自己设立学习目标，并通过研发的个性化学习平台追踪学生的学习过程和评估学习成果。
除了AltSchool，前文提到的独立学校Khan Lab School也提倡个性化和项目制教学，已先后获得O Sullivan基金会、比尔·盖茨、Google以及Omidyar Network共计1020万美元的资助。
Khan Lab School目前能容纳100个学生，低年级学生的学费是每年2.3万美元，高年级为每年2.5万美元。鼓励学生之间自由组建学习小组，让学生自己设计项目并完成。除此之外，它被媒体报道更多的是与建筑公司Kurani合作设计的“将课堂与实验室连通，让学习与实践结合，通过设计特定的活动空间让学生有不同的体验”。
关于外界对AltSchool特殊之处的评价，Max Ventilla认为过去一些描述比较夸张，就学习的内容来说，学生在AltSchool里上学的体验和普通的学校没有太大的差别。
“我认为有两点是不一样的。第一个是AltSchool重视培养学生的社会情感技能（Social emotional skill）。在AltSchool看来，这是和课业内容同样重要的东西；第二个是即便孩子们在学校里做的事情是一样的，AltSchool也会用不同的标准来评估他们。”Max Ventilla对《第一财经周刊》说。
一位学生家长认同AltSchool对社会情感技能培养的重视。“关于孩子如何认识自我，对自己的情感如何把握，老师会随时随地根据情景来教孩子。”例如AltSchool做过社会情感认知的夏令营，邀请了其他地区低收入家庭的孩子加入，老师会引导这些孩子在相处中用语言表达自己的情绪，例如“你做了×××，我感到有些不舒服”这样的话。她的孩子从6岁起在AltSchool读书，在个性化教育理念下，孩子从内向害羞逐渐变得自信、积极并热爱自己的学校。
这样的教学方式对老师的能力自然提出了很高的要求。Max Ventilla称，虽然他现在已经不像最初那样频繁参与到招聘和面试中，但他为AltSchool设立了招聘的标准，因为“孩子的学习，特别是对年龄小一点的孩子来说，你做了什么比你说什么更能影响他。我的孩子在AltSchool上学，我希望她周围是一群不断让自己离开舒适圈的、有成长型思维的人”。
Max Ventilla在招聘时主要关注三个方面：在个性化教育方面是否有自己的专业技能，是否具有成长型思维（growth mindset），以及是否有团队精神。他面试时喜欢问的问题包括“你从你教的孩子身上学到了什么”“除了教孩子，你还做过什么支持孩子完成一件事情”“你最近这些年有什么改变，为什么会有这些变化”以及“如何与其他人分工协作”。他认为通过这些问题可以看出一个老师是否能将教学的重点放在孩子身上，以及老师自己是否是孩子的榜样。
除了教学，AltSchool的老师还需要和技术团队一起开发产品。根据AltSchool官方网站的介绍，这套个性化教学平台的主要功能是让学生建立自己的页面，设置自己的课程表，选择自己喜欢的课程，自己用软件拍照上传作业，同时家长也会看到孩子页面的实时更新。
Max Ventilla认为，技术是改变教育重要的推动力，但这不意味着学校里应该有更多的电子屏幕，如果电子屏幕取代了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本质上是一种倒退。“我相信技术的好处，但我也觉得技术很危险。教育需要的是平台性工具，辅助老师、学生和家长。”他认为AltSchool最特别的地方就在于公司里60个人的产品团队与60个人的教师团队一起开发了这套个性化教育平台。
不过4年之后，AltSchool的业务方向似乎正从实体学校转向推广该教育平台。11月，有家长对媒体称AltSchool明年将关闭两所学校，分别是纽约的一所小规模学校和位于帕罗奥图的校区。随后Max Ventilla在官方网站上声明称，关闭学校是为了将更多的资源和人力用在平台开发和普及上，这是AltSchool一开始的计划中的一步，只是来得比他预计要早。
Max Ventilla甚至公开了公司每年的支出是4000万美元，按照此前共计1.72亿美元的融资规模计算，AltSchool可以继续维持，但媒体依然对AltSchool的运营情况表示担心。
Max Ventilla仍然相信AltSchool是可以规模化发展的，实现路径是让更多的学校采用AltSchool的个性化教育平台。他们将合作学校称为“Partner School”，并让产品团队中一半的人根据每个学校的情况做相应的调整，根据学校规模收费，目前正在从一些学校规模较小、人数较少的学校开始，接下来分别是私立学校和公立学校。
还有中国。今年感恩节后，Max Ventilla来了一趟中国，他表示暂时还在摸索应该在中国采用什么方式发展。比较简单的计划是为中国学校做一些本地化的调整，让他们采用AltSchool的个性化教育平台。
Khan Lab School也欢迎其他学校去参观，目前已经有一些特许学校的负责人在参观后表示要模仿Khan Lab School的模式来改造学校的环境和教学方法，甚至有人称“不仅仅是成就上的差距，更是创新上的差距”。
实际上，在2014年Khan Lab School刚刚成立的时候，《连线》杂志就对这种模式提出了一点担心：位于山景城的Khan Lab School自然是针对那些希望孩子获得更好教育的家长，这些家长普遍都在硅谷的技术公司里工作，高收入和对个性化教育的认同决定了他们是这一教育方式的支持者。但高昂的人力成本和创新的理念难以规模化发展，这样的学校是否会让不同收入阶层之间受教育的差距变得更大？
这个担心不无道理，只是每一场改变都得有人先尝试，再想办法让更多的人受益，教学试验也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