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张文宏医生“鸡蛋牛奶早餐说”遭到了反对？

近来一段时间，关于张文宏医生疫情期间的“鸡蛋牛奶早餐说”引起大众热烈的讨论，既有赞成就有反对。张文宏医生从中国人的饮食结构的角度谈起，说明了“鸡蛋牛奶早餐说”的提出原因，其中不乏对科学饮食的见解。想必此时有人会问，为什么这样从科学角度强调的饮食结构会遭到人们的热烈讨论呢？到底该不该遵从这位医生的建议呢？实际上，思考这些问题的同时必须从最基础的“饮食”二字讲起。

为什么这个论题能够引起大众的热烈讨论，除了关于“民以食为天”的中国人普遍的第一反应外，还有至关重要的一点，即“饮食”的文化隐喻。自古以来，中国各民族的饮食习惯与其文化息息相关。倒不是说西方人的饮食文化不能反映出其文化特色，而是与东方人对比起来，西方国家更早进入城市化，更早简化了日常的饮食，除了圣诞节等重要的节日，平时的饮食的确比较千篇一律。如果总是拿恩格尔系数这一项数据指标来判定一个国家的穷与富，那实在是片面的。恩格尔系数对于西方国家来说比较适用，正是因为他们已经简化了的日常饮食，不把日常饮食当一回事，而重视其他类型的消费支出。但在东方国家就不同了。至少在中国，吃什么不仅成为每天的一大“灵魂拷问”，还与本国文化息息相关。中国人总是将“吃什么”这样的俗问题上升到文化的高度，在饮食行为中问询自己的精神寄托，从物质到精神，完成一项仪式感十足的事务。

中国作家中对“饮食”的记录颇多，从陆羽的《茶经》到袁枚的《随园食单》，从周作人、梁实秋到汪曾祺等现当代作家都不乏对“饮食”的深刻体会。周作人《故乡的野菜》中介绍绍兴当地的春季吃野菜的习俗；梁实秋在《雅舍谈吃》中记录了人间百味，可谓是现代版本的《随缘食单》；汪曾祺就更不用说，除了他笔下著名的高邮咸鸭蛋之外，在其小说《鸡鸭名家》《落魄》《黄油烙饼》《异秉》《鉴赏家》等等都不乏对美食的细致描写，并融入小说的语境，成为其小说的一大特色。除了本国对饮食文化的书面记录，日本冈仓天心的《茶之书》也不单单是一本讲日本茶道的书，其中融合了日本的民族文化、历史、社会变迁等较为复杂的论题，也算是借日本茶道细说文化的一本书。再有，香港蔡澜先生的《日本料理》《日本风物》以一个旅人的身份与角度，漫谈日本的美食及其文化，文风清新朴实，让人仿佛置身东洋。

因此，对于东方的一些国家来说，尤其像中国这样的一个饮食大国，饮食与其文化有着胶着的联系状态，恩格尔系数能够说明我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但可能不能使人在数据中察觉到其中的文化隐喻，也不能察觉到饮食对于我国人民的一个重要的精神指向。自然，当张文宏医生从科学的角度提出所谓的“鸡蛋牛奶早餐说”时，很多人跳出来持反对意见，大抵不是这位医生没有道理，而是大家所不能察觉到的“文化隐喻”的问题。从传统农业国转型至今，大部分农村是不能认可“鸡蛋牛奶早餐说”这样的类似西方的饮食结构的，而晨起喝粥被视为最合适的早餐。城里的情况也比较类似，除了一批赞成也具备经济条件的市民之外，大部分市民还是会选择包子、烧麦、豆浆这样大众经常吃的事物，因为它们最具有“人间烟火气”。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与思维惯性面前，“鸡蛋牛奶早餐说”自然会受到排挤。这不仅仅是饮食结构的问题，还是一个文化甚至是民族问题。

写到这里，我不经想起李安导演的《饮食男女》。其中对中国式家庭及其家庭关系、对每个人物的刻画都能够通过朱大厨一次又一次的烹饪看出导演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影片末尾一句“女儿啊，我……我尝到味道了”大概是最令人难忘的台词。这“味道”诉说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文化记忆。

就像很多事情无关对错或是非黑即白，张文宏医生在疫情期间所提倡的鸡蛋与牛奶需要民众根据自己的经济状况或是对这个说法本身的接受程度来决定是否采纳。改变饮食结构从不是一个单纯的营养问题，而关系到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不过，在量力而行的基础上，疫情期间的个人的营养状况的确需要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