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公旦与鲁国

周 公姬旦是文王姬昌与正妻太姒的第四个儿子，武王姬发的弟弟。文王还活着的时候，周公孝顺宽厚，和其他诸子大不相同。武王即位后，他又辅佐武王，独立承担许多军政大事。武王十一年，姬旦辅佐武王讨伐商纣王子辛，与召公奭手持斧钺护卫武王，攻破朝歌，诛杀商王后，祭祀天神，昭告商王的累累罪行。释放被囚禁的箕子，把纣王的儿子武庚封在殷商故地，以延续商人的祭祀。让武王的三弟叔鲜、五弟叔度、八弟叔处驻守在殷都周围的卫、鄘、邶，监督殷商遗民，防备其造反，史称“三监”。

武王灭商的第二年，天下尚未安定，武王积劳成疾，病倒了，太公望、召公奭恭敬地占卜，周公用自己的身体为质，向周太王古公亶父、王季、文王昌祷告，希望用自己的生命来换取武王的健康，第二天，武王霍然痊愈。鬼神之事暂且不谈，周公对君王之忠诚、对兄长之恭敬，可谓感天动地。

然而公元前1043年，武王姬发还是去世了，而武王的太子成王姬诵尚且年幼。周公恐怕天下人一旦听说武王去世就起兵背叛，便暂且登上天子之位代替新王主持国政。在武王的嫡亲兄弟中，以三弟管叔鲜年龄最长，按照兄终弟及的原则，他是最有资格摄政的，因此他一厢情愿地认为武王的遗命是遭到了周公的篡改。在这种情况下，管叔鲜、蔡叔度、霍叔处联合武庚作乱。

武庚一直便有恢复殷商的野心，这时不仅联合三监，而且又和殷商旧地东夷的徐国、奄国、薄姑、淮夷等方国串通，起兵叛乱，三监以及武庚与东夷地区的叛乱，严重地威胁了周王朝的安全，对周王室的统治十分不利。此时，周公及时团结召公奭、太公望，向他们解释自己并没有篡权夺位的野心，协调了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后，果断出击，亲率大军东征。周公首先镇压“三监”之乱，制止了流言，处死了管叔鲜，放逐了蔡叔度，把霍叔处贬为庶人。还诛杀了武庚，收服殷的遗民，安排武王的九弟康叔封在朝歌建立卫国，以纣王庶兄微子启于商丘建立宋国，以继承殷祀。后继续东征，灭掉了伙同武庚叛乱的九夷、奄国。《诗经·豳风·破斧》这样描述：

既破我斧，又缺我斨。周公东征，四国是皇。哀我人斯，亦孔之将。

既破我斧，又缺我锜。周公东征，四国是吪。哀我人斯，亦孔之嘉。

既破我斧，又缺我銶。周公东征，四国是遒。哀我人斯，亦孔之休。

诗中着力描绘了战争的惨烈，武器损坏严重，然而英武的周公仍然克服重重阻碍，率领王室克定四国的叛乱，激战过后，劫后余生的双方兵士们向上苍祷告，发自内心赞颂周公的恩德。周公东征对巩固西周王朝、扩大周的辖地起了重要作用。

在奄国的故土上，周公受封建立鲁国，但由于周公要留在镐京辅佐成王，于是便派遣自己的长子伯禽代为赴任，定都曲阜，作为宗周东方的屏障，防御东方徐戎、淮夷等蛮夷。临行前，周公告诫伯禽：“我是文王的儿子，武王的弟弟，成王的叔父，在天下的地位也不算卑贱了。然而我洗一次头三次握起头发，吃一餐饭三次吐出食物，起来接待士人，仍旧担忧礼数不周而失去天下贤人。你到鲁国后，千万不要因为自己是国君而轻慢他人”。后世也因此留下了“周公吐哺，天下归心”这样的成语。

周公旦摄行君权多年，营造雒邑，于是迁都雒邑，是为成周。后来成王长大，能够独立听政了，周公就把政权归还成王，让成王临朝执政。周公代替成王治理国家时，面向南接受诸侯朝觐，待到还政于成王，就面向北站在臣子的位置上，恭敬谨慎，宛如有所畏惧。

后来周公在丰邑患病，临终时说：“一定要把我埋葬在成周，以表明我不敢离开成王。”周公死后，成王把周公葬于毕邑，伴随文王，以此来表示成王不敢把周公当做臣子。根据《史记》记载：周公去世那年秋天，庄稼尚未收割，忽然风雨交加，庄稼都被刮倒，大树连根拔起。王畿的人十分害怕。成王和众大夫穿好朝服打开金縢书，看到周公用自己的生命作抵押代替武王去死的册文。太公、召公和成王询问史官和相关办事人员，他们都说：“确有此事，但周公命令我们不许说出去。”成王大受感动，于是在郊外祭天，果真天降雨，风向也反转过来，被刮倒的庄稼全都立起。太公、召公命国人，凡倒下的大树都扶起来用土加固，当年大丰收。于是成王特淮鲁国可以在郊外祭天以及庙祭文王之礼。鲁国所以有周天子一样的礼乐，是因为褒奖周公的德行。

周公的长子伯禽位四十余年，坚持使用周礼治理鲁国，又加上成王特许的鲁国“郊祭文王”、“奏天子礼乐”的资格，因此鲁国在立国之初就奠定了丰厚的礼仪文化基础。而在后来礼崩乐坏的时代，鲁国成为了典型周礼的保存者和实施者，世人称“周礼尽在鲁矣”。

然而，就是鲁国这样的礼乐之邦，在开国君主伯禽之后的四代君主中，出现国君之间“一继一及”的特殊现象，并发生西周以来首例弑君事件，直至鲁孝公即位后，这种不正常的君位继承才告一段落。

可怜生儿不像贤

鲁国作为周朝强藩，又是周公旦的封国，周公的长子伯禽也坚持用周礼治国，鲁国的公子公孙们理应维护老祖宗周公制定的宗法制。宗法制的核心精神，便是嫡长子继承制，周朝明确规定，王位只传予长子，而且是传嫡不传庶，立长不立贤。天子之位世世相传，只有嫡长子作为大宗继承父辈王位，成为二代目天子，第一代天子的诸子对于王族来说是小宗，分封为诸侯，在诸侯的家族为大宗；诸侯也应按照嫡长子继承制，由嫡长子承袭诸侯之位，其余诸子则封为卿大夫，卿大夫一下还有士，士是贵族阶级的最底层，再往下就是平民。

然而鲁国自开国鲁侯伯禽死后，接连四代出现“父死子继”与“兄终弟及”交替传位的怪异现象，自鲁侯伯禽到第九位国君鲁武公即位，具体君位传承见下表：

武公九年春天，武公带着长子括、次子戏朝觐周宣王，周宣王喜爱次子戏，要求武公立戏为鲁国太子，周朝卿士樊仲山父向宣王劝谏，认为废长立幼，是不符合礼法，违背先王之命的，这样就必须予以讨伐，而如今宣王命令武公废长立幼，是王命自犯礼法，到时候不管武公是否遵从王命，周王室怎么处置都不恰当。宣王不听，于是终于立戏为鲁国太子。这年夏天，武公就去世了，戏即位，是为懿公。懿公九年，武公长子括的儿子伯御愤愤不平，和国人一起攻杀了懿公，自立为国君。公元前796年，周宣王讨伐鲁国，杀死国君伯御，而询问诸公子中谁有能力堪做国君。樊仲山父说：“懿公的弟弟称，庄重恭谨，聪明睿智，敬奉长者；征收赋税和执行刑罚，必定先请教先王的遗训并咨询历史的事例，凡是所请教咨询过的，就不破坏违犯。”于是宣王立称为国君，是为孝公。周宣王的这次自诛王命，不仅造成了鲁国政局的动荡，为鲁国以后几百年的动乱埋下祸根，天下诸侯也与周王室离心离德，多有违背周王命令的了。

公元前780年，周宣王去世，子幽王宫涅即位，周王室的统治可谓江河日下，公元前771年，周幽王烽火戏诸侯，一笑失江山，诸侯背叛周王室，犬戎攻入镐京，杀死周幽王。太子宜臼被诸侯立为天子，是为平王。次年，平王迁都雒邑，由于在故都镐京东边，故史称“东周”。此时的周王室更加衰微，礼崩乐坏的时代开始了。

两年后，孝公去世，儿子弗湟即位，是为惠公。惠公在位期间，励精图治，国人悦服，然而却因一次违犯周礼的婚姻，导致鲁国再一次发生弑君事件。

谦谦君子鲁隐公

鲁国与宋国世代通婚，鲁惠公的正妻是孟子，孟子没能为惠公生下嫡子就去世了，惠公的继室声子是孟子的陪嫁，按照诸侯娶妃惯例，以同姓之国妹妹或侄女陪嫁，称媵，正妻死，以媵为继室，但不能成为正室。根据周礼，这是为了维护宗法制的稳定性，试想，如果一位国君先后立了两位正妻，那么两位正妻的儿子都成了嫡子，这就出现了两支嫡系，无疑会对王位继承构成不安定因素。声子为惠公生下了长子息姑，公子息姑长大后，惠公为他娶了宋武公的女儿仲子作妻子。据《左传》记载，仲子降生时手掌有文字，写的是“为鲁夫人”，所以宋武公预言这个女儿会成为鲁国夫人。惠公听到这个预言，竟然夺过来自己娶了作为妻子，后来还为老当益壮的惠公为生下公子允，就把仲子升为夫人。其实，仲子到鲁国要嫁的人本来就是惠公的长子，鲁国国君的第一顺位继承人，“为鲁夫人”这则预言根本用不着惠公来实现。司马迁的《史记》则直接归咎于惠公自己垂涎仲子的美色而导致了这次违背周礼的婚姻。公元前723年，惠公去世，作为嫡子的允年龄尚幼，于是息姑仿效周公，代摄国政，不叫即位，这就是鲁隐公。

正如前文所说，公子允虽是惠公的嫡子，却惠公自己的违礼所导致；隐公虽曾是国君的合法继承人，而今却成了庶子，代摄国政也确颇有些名不正言不顺。所以隐公即位后，国内大夫多有拒不从命，他国国君也有些不把隐公放在眼里：

夏四月，费伯帅师城郎。不书，非公命也。

八月，纪人伐夷。夷不告，故不书。

卫侯来会（惠公）葬，不见（隐）公，亦不书。

邾子使私于公子豫，豫请往，公弗许，遂行。

新做南门。不书，非公命也。

 ——《左传·隐公元年》

这样的记载在隐公即位之初不绝于书，可见当时鲁国国内的形式并不安定。国内已然如此，领兵征战的将军则更是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各国的大夫们纷纷开始割据，裂土分疆，私自筑城、训练私兵、扩张势力等违反礼制的事时有发生。隐公二年春，鲁国大夫展无骇率兵攻入同姓的附庸国极国，费庈父更是乘机一举灭掉了这个小国。费庈父就是之前那个不听隐公命令，私自在郎地筑城的费伯，可见这个费伯在鲁国跋扈到什么程度。然而就是这样一位不从君命，率师灭国的人，隐公竟还用他掌握军权，隐公作为君主，可以说过于宽仁了。

在内政方面，隐公还有一件事为人诟病，就是“棠地观鱼”。

隐公五年春，鲁隐公打算到棠地观赏捕鱼。公子彄劝谏，他认为国君的职责在于把百姓纳入法度和礼制的规范，如果不是关于祭祀和军事的事，国君不应该亲力亲为，国君做事与法度不向合就称为乱政。多次出现乱政，必然会导致国力的衰败。对此，隐公敷衍说自己是去边境巡查的，最后还是到棠地去观看捕鱼了，公子彄则以生病推脱，没有随隐公前往。当年年底，公子彄就去世了。隐公认为是自己不听劝谏，致使公子彄产生怨恨才郁郁而终的，因此提高了一个等级安葬他。《春秋》记载，隐公观鱼的行为不合乎礼法，并且棠地是远离国都的地方，国君更不应该冒险亲自前往。

隐公所处的时代国际局势也十分动荡不安。即位之初郑国、卫国和宋国就先后发生了内乱，遥远的晋国也分裂成了两国，又赶上了郑庄公这个春秋小霸，这些故事这里暂且不表，以后再说。

当初鲁惠公在黄地与宋国交战，击败了宋国。如今，隐公一改父亲的外交政策，即位初年就与宋国在宿地（今山东东平）盟约，并且对周边的邾国、莒国、戎人等小国也采取和平态度。而到了隐公五年，郑、邾联军攻宋，已经兵临国都，宋殇公向鲁国求救却向隐公隐瞒真实的军情，隐公发怒，没有派出援军；隐公九年，郑国以宋“不共王职”再次起兵讨伐，这次宋国干脆不向鲁国告急，隐公便顺势与宋国绝交。待到郑国强大，隐公抓住时机，果断的站在郑庄公一边，与郑国结盟，一道讨伐宋国，夺取了宋国的郜邑、防邑。后来更与郑国、齐国起兵，攻打许国，攻进许都（今河南许昌），把许国让给郑国以结好。

隐公十一年，滕侯、薛侯来鲁国朝见，滕国是姬姓，薛国是任姓。两人争执次序的先后。隐公劝说他们：“山上生长树木，工匠就度量它们，宾客讲究礼仪，主人就选择他们。按照周王室的规定，同姓诸侯排在异姓诸侯前面，鲁国是姬姓，也须遵守周的规定。我如果到薛国朝见，也不敢和任姓诸侯争先。请看在我的面子上，让滕侯在先。”隐公一番谦逊有礼的外交辞令让薛国不好拒绝，于是同意排在滕侯后面。

可以看出，隐公虽在内政方面略显仁弱，但在外交、言语方面却是一把好手，在宋、郑、卫三国之间纵横捭阖，为鲁国谋得好处。

然而，隐公心中却并不贪恋君位，一心想效法周公辅成王那样，待弟弟允长大，便功成身退。左传记载着这样一件事：

隐公元年7月，周平王的使者宰晅馈送惠公丧事的财物。按照周礼，诸侯死后五个月后下葬，平王的使者迟到了小半年；更可恨的是，他竟然带来两份助丧礼——连惠公夫人仲子的那份也一并带来了——而那时仲子还没死！向死者赠送助丧礼而没赶在下葬前；人还健在而提前送来了助丧物品，这都不符合周礼，所以《春秋》直接写了宰晅的名字，讽刺他办事不力。到了转年十二月，仲子真的去世了，隐公以国君夫人的身份将她下葬。待到自己的生母声子去世时，其规格远不如仲子。这也是隐公想通过此事告诉国人自己只是摄政，待弟弟允长大后必定还政于他。反观其他诸侯公子乃至鲁国本国先代国君们，为了君位、权力，兄弟反目、伯侄相残，隐公真是一位孝顺的好儿子，无私的好兄长。

隐公十一年，公元前712年，公子羽父讨好隐公，称想为他杀死公子允，以此让隐公真正地当上国君，并为自己谋求太宰的官职。隐公当即便拒绝他说：“我是因为弟弟年幼，才代摄君权，现在他长大了，我已经打算把国政还给他了。我自己功成身退，在菟裘这个地方终老，你不要再说了。”羽父害怕了，他怕允登上君位后知道此事，索性又向公子允那里诬陷隐公不愿把国政归还于他，请命杀掉隐公。可惜这个弟弟这么多年终究没能体会到兄长的一片苦心，冷血的同意了羽父这个无耻小人的请求，趁隐公祭祀钟巫的时候派盗贼在寪氏家里刺杀了隐公。羽父扶立允即位，这就是鲁桓公。桓公即位后，羽父随便杀了几个寪氏的家人当替罪羊。可怜隐公这位谦谦君子，最终却落得如此下场。

对于鲁隐公的评价，《谷梁传》认为，隐公的行为是小恩小惠，只能算小德，没有做到秉行正道。君子成人之美，而不成人之恶，惠公违礼娶仲子生桓公，隐公摄政而打算还政于桓公，这突显了父亲违礼的恶；隐公让位桓公，桓公却听信谗言刺杀了他，这突显桓公以怨报德的恶，隐公一味仁孝友爱，却废弃了长幼顺序，确实不能算大德。《谥法》曰：“不尸其位曰隐”，“隐”这个谥号确实恰如其分。

鲁隐公是鲁国权力斗争的牺牲品，他的死也拉开了鲁国几百年动荡的序幕，就像《权游》里瑟曦对奈德说的那句话：“When you play the game of thrones, you win or you die.”也许冥冥中自有天意，即位的鲁桓公最终也因为他的婚姻而丢了性命。至于即位者鲁桓公的故事，会在下一篇叙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