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乌雷 | 一个行为艺术家的一生
当整个世界仍然在焦急地应对着疫情时，昨夜，艺术家乌雷平静地在睡梦中去世了。
乌雷 （Ulay ,原名Uwe Laysiepen）
“非常悲伤地告诉大家：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艺术家之一，宝丽来摄影的先驱者，行为艺术之父，最激进、最唯一的乌雷，昨日在睡梦中平静地离开了我们，去向了另一段旅程（1943年11月30日至2020年3月2日）。”——乌雷的社交网页。
与他“相爱相杀”近半个世纪的行为艺术家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Marina Abramović）发文悼念76岁的乌雷说， “今天我非常悲伤……他是一位杰出的艺术家，也是一个值得深刻铭记的人。”
阿布拉莫维奇在Ins悼念乌雷
乌雷与玛丽娜的相遇有着命中注定的色彩，同为艺术家的两人在第一次见面后就被对方深深吸引，更神奇的是两人的生日是在同一天。似乎是命运要让这两个孤独而叛逆的灵魂相遇，并由此开启了他们惊世骇俗的行为艺术合作。
年轻的阿布拉莫维奇与乌雷
他们曾经赤身裸体地向对方迎面走去，然后狠狠相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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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他们在《空间中的关系》行为艺术作品中，玛丽娜和乌雷全身裸体，从相距20米的地方起步，朝对方小跑，简单擦过，重新回到原地，一次次更加激烈地冲击碰撞，半小时后，阿布拉莫维奇被撞倒在地。他们用自己的身体，通过行为艺术把男女间情感的跌宕起伏以及他们性别的差异性表现得淋漓尽致。为了碰撞时产生更好的效果，肉体相撞时的声音通过扬声器放送。
他们曾安静地背向而坐，将彼此的头发绑在一起，塑造出“”共生”的象征。
《时间中的关系》，1976。在作品中，他们背靠背坐着，用马尾辫绑在一起长达16个小时。
他们曾相对站在博物馆入口对视，让参展的人们尴尬地从他们的裸露的身体间挤入展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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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无量之物》中，二人一丝不挂，站在意大利波洛尼亚一家画廊的入口处，观众只能通过他们之间的狭小空间进入博物馆。唯一可以自己决定的是，观众想面对裸体的乌雷还是裸体的玛丽娜。在生活中, 人类不仅会受到来自于自然界的各种灾害，同时，也会受到来自于人类本身的阻碍。就如同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会因为他人的介入而产生隔阂，使他们一时间无法联系和沟通。
他们曾长久地“对吻”，呼吸着对方的空气，直至昏迷。
1978《吸气呼气》，阿姆斯特丹市立博物馆（1978）两人将嘴巴对在一起，互相吸入对方呼出的气体。17分钟后他们的肺里充满了二氧化碳，都倒在地板上昏迷不醒。这一表演所要表达的，正是亲密关系中一个人“吸取”另一个人生命的毁灭性能。
他们曾声嘶力竭地向彼此吼叫，并狠狠地扇对方耳光。
《AAA-AAA》，1978
《明亮/黑暗》，1977
他们曾毫无保留地将生命交到对方的手中。
在1980年的《潜能》中，乌雷拉着弓弦，将有毒的箭对准握弓的阿布拉莫维奇的心脏，两人在力的拉扯中保持着微妙的平衡，任何一方只要稍有失手，就可能导向死亡，而乌雷也会为死亡背负刑事责任。
所有这些令人震惊，但也令人羡慕。
毕竟，一个人的一生有多大几率可以遇到灵魂伴侣呢？
然而，所有激烈的爱情故事大部分都会迎来一个悲伤的结局。
1988年，两人以一件“史诗”般的作品迎来了爱情的终结，阿布拉莫维奇从山海关出发自东向西，乌雷则从嘉峪关出发自西向东，他们沿着长城徒步行走，三个月后才会和，拥抱，然后分手。
《情人，长城》
直到20多年后，乌雷再次现身，来到了玛丽娜的行为艺术现场，拜伦有句诗写到：如果我们再相见，事隔经年，我该怎样问候你？以沉默，以泪水。
《nightsea crossing 》(1981-1987)
2010年，阿布拉莫维奇在MOMA的“艺术家在场”行为作品，在700多个小时，与1500个观众的对视后，乌雷的突然出现让原本如雕像般静坐阿布拉莫维奇的落泪，并伸出手握住了阔别20多年的乌雷。
几年之后，因为作品版权纠纷乌雷起诉了阿布拉莫维奇，最后两人对簿公堂，乌雷胜诉。经历了几年的互相埋怨，他们又彼此和解成为好友。
所有这些动人的，悲伤的，狗血的，属于他们的故事随着乌雷的去世最终画上了句号。
如果抛开与阿布拉莫维奇的合作，我们看到又是怎样的一个乌雷呢？
乌雷生于1943年的德国索林根镇，14岁时，父亲去世，他成为孤儿。没有亲人的他在生命的最初就体会到了深刻的孤独感，以至于后来的乌雷一直在艺术中用各种极端的方式寻找与自我的连接，包括纹身，穿刺，割皮等各种自我伤害。
“一个人可以从生活中学到很多，但学不到艺术。你所需要的是疯狂，它一直让你颤栗。因此，即使你睡着了，你也是一名艺术家。”
1968年，25岁的乌雷离开了德国，去到阿姆斯特丹并加入了偶发艺术团体“the Provos”。他曾解释说，他是被自己的“德国性”（Germanness）所困扰，因而排斥德国式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他的作品中常见对弱势群体和社会底层的关注，并用一种“挑衅”与“激进”的方式将社会问题抛上台面。
乌雷早期的最常用的艺术媒介是摄影，尤其是宝丽来快照。
“1968年，我搬到了阿姆斯特丹，只带了一台相机、一台打字机和一辆借来的汽车。宝丽来相机成了我的理想选择，因为它集摄影室、暗房和打印机于一身。我相信使用宝丽来是最近的)可以得到之间的想法和现实。因为它是瞬间的:在动作和图像之间有6秒的间隔。”
乌雷，《S’he》，1973-1974年
从1970年开始，他担任宝丽来的顾问，由此接触了胶片与相机，并因此有机会去伦敦、巴黎、纽约等地出差。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早期，乌雷将镜头深入到了变性人、异装癖、流浪汉等社会边缘人群的世界。他的照片因尖锐且私密的拍摄主题，以及写实主义的风格，震撼了当时的艺术界。
乌雷，《S’he》，1973-1974年
《白色面具》，1973
《Elf》,1974
乌雷用宝丽来拍摄并拼贴的“格言”（Aphorisms）系列，
1972-1975年
图片：Courtesy of MOT international
1976年，乌雷从柏林新国家美术馆中偷走了卡尔·施皮茨韦格的作品《可怜的诗人》（1839），这幅画被视为德国的国宝，也曾是希特勒的最爱。
《可怜的诗人》（1839）卡尔·施皮茨韦格
画面描绘的是毕德麦耶尔时期一位穷困潦倒的诗人的故事。诗人在他破烂的阁楼中裹着毯子，他可能是生了病，头上裹着白色的头巾。屋子里打着一把破伞，以防屋顶漏下的雨把自己打湿。他一边在火炉中点燃自己的手稿取暖，一边苦苦读书，寻找灵感。
乌雷将这幅画放置在了贫困的土耳其移民家中。并随后报警，此举引发了巨大的讨论，随之而来的有媒体对乌雷疯狂行为的谴责。他将媒体的报道也归入了作品的一部分。
这件作品因触及了艺术、社会、教育、历史、恐怖主义、记忆与责任以及动荡的社会形势而意义非凡。
与阿布拉莫维奇分手后，乌雷回归到了宝丽来影像的创作，为1990年的夏季刊物《艺术论坛》(Artforum)制作了一个艺术家项目，并在1994年至1995年的《柏林事后影像》(Berlin Afterimages)中探讨了“民族主义及其象征”。他将镜头聚焦于统一初期的柏林，在民族主义的背景下被边缘化的个体。
《柏林事后影像》
在他生命的最后十年里，他致力于探索水及其在人类生活中的中心地位等环境保护的议题。他的项目包括2012年的“地球水目录”(Earth water Catalogue, 2012)，这是一个收集世界各地艺术家水基艺术作品的平台和档案。
2011年，在被诊断出癌症后，乌雷花了一年时间拍摄自己，并创作了纪录片《癌症》(2013)。
乌雷喜欢称自己为游牧艺术家，在多年后的访谈中，他回忆起与阿布拉莫维奇经历的一段“游牧时光”，那时候他们开着货车开始了一段没有目的地的旅行，平时就住在车里。
两个年轻人，好像可以暂时忘记世界的疯狂。阿布拉莫维奇为他编织毛衣，乌雷则负责开车修车。
在访谈中，乌雷不无动容地说：“我觉得那是我们之间最美好的一段时光”。
编辑/优画君，图片来自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