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十五年》读书有感
多番被安利后，购入此书并展开了为期两个星期的阅读。初读有些乏味，越读越觉有深意，遗憾未能早日翻开此书。
万历十五年以旁观者的角度，不咸不淡的分场景叙述万历十五年前后正在发生的事，不似正史般严肃，从旁枝末节的小事慢慢引出中国封建社会大厦将倾，任凭个人如何使劲也无法力挽狂澜，从万历年间几位著名的人物的事迹很好的说明了中国传统社会的做事准则和方式，我概括为以下几点：
1、文官集团为真正意义上的统治者，以乡、省、亲戚、同年赶考等抱团，形成大的利益团体。重文轻武，重农轻商。
中国传统社会晚期的结构，有如今日美国的“潜水艇夹肉面包”，上面是一块长面包，大而无当，此乃文官集团；下面也是一块长面包，也没有有效的组织，此乃成千上万的农民。其中三个基本的组织原则，此即尊卑男女老幼，没有一个涉及经济及法治和人权。
所有推行政策和制度，不损害文官集团利益和得到文官集团认可，便能广泛推广，才能真正有效执行。
2、阴阳之道。为人处世、做事讲究有阴有阳，凡事讲究平衡，台面台下都需下功夫。中国社会是一个人情社会。
人们口头上公认的理想成为“阳”，而把人们不能高人的私欲称为“阴”。
3、以道德代替法律作为为人处事准则。
政府不用技术和经济的力量扶植民众，而单纯依靠政治上的压力和道德上的宣传，结果只能是事与愿违。
封建社会尊崇儒家学说，以尊卑男女老幼为社会准则，道德大于法律。
看似毫无波澜的万历十五年，四海升平，全年并无大事可叙，是平平淡淡的一年，但表面上看起来无关紧要的小事，也是将在以后掀起波澜的机缘。作者黄仁宇从万历皇帝、改革者张居正、首辅申时行、清官海瑞、抗倭将领戚继光、思想家李贽，从封建社会高层、基层，从文官、武官、思想家，从各个维度分析明朝封建社会制度积弊已久，任凭个人如何寻找出路，都已是穷途末路，岌岌可危，大厦将倾，无济于事。
“活着的祖宗”-万历皇帝
万历皇帝明神宗，朱栩钧。五岁能读书，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却无法按照自己的想法行事，处处受文官集团限制。不喜繁杂、日复一日的经筵，却被群臣参奏不重礼教；立嗣之争，他无法册立爱妃郑贵妃之子朱常洵为太子。他登基前十年也曾励精图治，后发现无法摆脱文官集团的抑制，开始不作为，还美其名曰“无为而治”。
张居正不让他习字，申时行不让他练兵，那么他贵为天子，并且在年轻时取得了祖宗的身份，对事实又有什么补益？
无人把他当做有血有肉的人，他只是被作为一个能使国家正常运转的机器。
他发现自己想做的事都做不了后，消极应对文官集团，开启了长达32年怠政、不上朝，被当做活着的祖宗。明朝的社会在皇上怠政不问国家大事的漫漫岁月中，实力每况愈下。
“世间再无张居正”-张居正
明朝中期，土地管理现状糟糕，已多年没有对土地进行丈量，有些地方人口也增长数倍，但赋税仍旧。同时地方上的地主利用高利贷对土地进行兼并，侵占农民土地，并向朝廷隐瞒土地实际数量以减轻纳税。其时朱氏宗室人口逐渐庞大，开支非常大。收入十年如一（甚至还收不上来），支出每年增长，国库一度空虚。时任首辅的张居正为改变其时国库空虚的现状，推行“一条鞭”政令：
全国清丈土地，简化赋役的项目和征收手续，使赋役合一，废除了实物税，一律以白银充当赋税。
“一条鞭”实施后，国库新增了400万两白银，国库一时充盈。
他生前权倾朝野，死后被反张派参奏弹劾，被指控“欺君毒民、接受贿赂、卖官鬻爵”被明神宗清算抄家。
他已位列首辅，本可以稳妥度日，他却想要使国家富强，推行“一条鞭”政策，严重损害了文官集团的利益，他铁面无情，不懂阴阳之道，而他推行的政策也在他被清算后逐渐荒废，明朝再回天之力。
一方面，他是大刀阔斧的改革，雷厉风行，一方面他又是任用亲信到地方任职，私受贿赂，满口倡导节俭，却利用自身权势，私生活及其奢侈和糜烂。最终身败名裂。
首辅申时行
目睹了前任首辅张居正的悲惨下场，他的处事方式极尽阴阳之道，从中斡旋讲究平衡，“从中调剂，就事匡维”，“显谏者不若潜移为妙”，凡事追求平衡，力求不发生冲突，目的不是发生发展国家经济，而是玩弄权术，使国家表面上处于四海升平的假象，不危及自身，明哲保身。他以张居正为前车之鉴，左右逢源、八面玲珑，有阳刚也有阴柔，他虽要恰当的处理文官集团与皇帝之间的矛盾，我却觉得他是文官集团的一个极具代表性的缩影。
在立太子之争时，他在文官集团面前同意拥立孝靖皇后王氏之子朱常洛，而在明神宗面前却赞同皇帝想立郑贵妃之子朱常洵的观点，谁也不得罪，俨然一个“和事佬”。
他洞悉人性有“阴阳”两面的特性。
他注重调和阴阳。体现在处理具体的政务上，注重体制的安定，而不计较对一人一事的公允。牺牲少数人，正是维持大局的办法。
他企图维持明朝政治生态的平衡，但文官集团内部矛盾积弊也久，也无济于事。
“古怪的模范官僚”-海瑞
他是明朝著名清官，有“海清天”之称，他试图恢复明朝开国之初洪武皇帝所确立的整套政治和经济制度，严格规范官吏的管理，降低贫富差距，简化底层管理，推行孔孟之道，维护社会治安。
他以近乎圣人的标准要求自己，做事属于理想化，他以圣人自居，以身作则，也已对待自己的要求和标准去严格要求别人，他调任地方官，人且尚未到，地方乡绅多望风而逃，还把门墙从朱红色刷成黑色。他为人处世不懂变通。
受儒家学说影响，他推行孔孟之道，对其孀居寡母非常孝顺，还曾两度休妻。还因女儿接受他人恩惠被认为不守妇道，竟然杀女。对于他的评价褒贬不一。
他用道德代替法律进行断案：
与其冤屈兄长，宁愿冤屈弟弟；与其冤屈叔伯，宁愿冤屈侄子；与其冤屈贫民，宁愿冤屈富民；与其冤屈愚直，宁愿冤屈刁顽
他是道德模范，但行事却缺乏有效的手段。
和道德相比，可靠的数字、优秀的制度、高明的“手腕”应当更令人期待。
“孤独的将领”-戚继光
明朝重文轻武，军队没有正规的后勤管理系统，军队供给由地方政府承担。
一个府县，可能输送食粮及银两于十几个不同的小单位，一个卫所，也可能接受十几个府县送来的粮食和银两。
但是这个帝国却在名义上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常备军，人数多达200万。本朝的军制规定，常备军由200万“军户”提供，每户出丁男一人，代代相因不变
但这种军户常常不是自愿的，也缺乏正规的训练，大敌当前有如游兵散勇，往往不堪一击，所以这种常备军也只是形式上的储备，实际发挥不了作用，暴露了明朝混沌管理的现状。再者，文官集团凡事讲究平衡不起冲突，认为如需动用武力，那就是事情已经失控了。
日本这一个岛国能够严重威胁明朝东南沿海的安全，明朝的常备军不堪一击，200万常备军竟不如倭寇，被打的落花流水。这就成就了一代抗倭名将戚继光。他组建了“戚家军”。他认为行军打仗主要有两大方面的策略，一是军纪严明，赏罚分明，大敌当前，临阵逃脱处死，士兵离开队伍去小便要被严厉处置，军纪严明让人闻风丧胆，这就练就了有铁一般纪律的戚家军。二是让士兵有信心，士兵对行军打仗技能熟练则有信心，士兵有好用的兵器则有信心，所以他改编作战战术，注重团队作战，三人为一组。他同时改良兵器，让士兵们打仗更有利。
戚继光能建功立业，很大程度上源于他得到了文官中枢重臣张居正的赏识，他也通阴阳之道，与张居正私交甚好，时常送重礼。
然而戚继光在军事上的改革也无法挽救明朝的灭亡，张居正请清算后，他也被弹劾，一代名将惨淡收场，明朝在军事上短暂的提升不过是昙花一现。
“自相矛盾的哲学家”-李贽
他是儒家信徒，他一意孤行，在1580年姚安知府之职以后，削发为僧。
两千多年封建社会根深蒂固的家族观念，中国是一个人情社会，人都是抱团取暖，族中有重视需定夺时，家族的长辈都需齐聚一堂，共同决断；同样，家族中有能力的人崛起，那他就有义务去照顾他的族亲们。他是族中最有名望的人物，大家族中的各种繁琐事情都需要他来处理，如他不处理，便会处于道德舆论的漩涡中，他深陷于这种大家族的道德压力。为了逃脱这种压力，他选择出家，追求自由。
出家后，他住进了“芝佛院”，一直靠朋友中的地主士绅周济，“芝佛院”的建造和维持基本都是靠追随他的乡绅和学子们提供。
他的哲学学说融合佛学思想，既有唯心主义亦有唯物主义。他是一个自相矛盾的人。
他批判重农抑商，倡导功利价值，揭露道学家们的伪善面目，反对以孔子的是非观是非标准。
他想要挣脱束缚，追求自由，他一时备受年轻人追崇。
后来被参奏弹劾，“流行海内，惑乱人心”。他在监狱中自刎了却性命。
纵观书中所举的例子，皆是明朝衰败的缩影。日光,之下，并无新事，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书中提到的许多封建社会的处事方式，现代社会仍有很多痕迹，中国社会无论古代还是现代都是一个人情社会，许多时候仍然是靠人情定夺事情，大家族也依旧是靠族里有名望的人撑着，这也是企业比较多裙带关系的原因。
“知史以明鉴，查谷以至今”看着历史上发生的事，追根究源，竟也能学到一些事情的应对方式，忽略人性的做法是不可取，太刚则容易折，一旦忽略人性，人性与生俱来的阴暗面就会事情起到反作用。
我曾想起以前看书的一句话，一个朝代的灭亡，归根到底是体系制度的问题，几个奸佞小人无非是加剧了它的灭亡罢了。同样，我觉得几个有想法寻找出路的忠臣，也无非是拖延了朝代的灭亡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