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往事：工人与机器

富士康被外人称作血汗工厂，这多少有些夸大。

在中国所有的工厂里，富士康绝对不是那个最差的工厂，相反，我后来去过很多工厂，很少看到条件比富士康好的工厂。

血汗血汗，血说明工作很危险，在我看来，富士康最危险的岗位应该是冲压，操作不好，会造成物理伤害，比如压到手指，成为“缺根手指”先生。

而且冲压车间有巨大的噪声，会对人体的听力造成伤害。

可能还有人认为PCB的丝印车间有化学污染，会对人体产生无形的伤害。

不可否认，这些岗位都有人体伤害，但是富士康针对这些岗位都做好了充分的防护措施，而且也增加了相应的危险补助。

比如在冲压车间，每个员工都必须佩戴防护耳罩，用于保护听力，同时，机器设备也经过特殊的防呆设计，保证手掌必须撤离机器才能进行冲压动作。

而且每年一度的员工体检，这些岗位的员工会进行相关的指标测试，如果发现某一项测试超标，这个员工就会被调离原有工作岗位，去没有污染的新岗位。

这些措施一开始也不是富士康自愿实施的，因为这样做会提高运营成本，但是随着越来越多高端客户与富士康开展合作，客户要求逼迫富士康升级了人文关怀。

血既然谈不上，汗就更是无稽之谈，大部分电子产品生产车间都是24小时恒温空调，你在里面不但不会出汗，可能还会觉得有点冷。

当然了，升级到哲学层面，血汗工厂跟血汗无关，主要是指富士康的待遇太差。

但我还是坚信，富士康不是待遇最差的工厂，也不是待遇最好的工厂，它应该是待遇最均衡的工厂。

富士康的员工数量进入21世纪后一直是世界第一，这就迫使它不断的平衡员工之间的攀比心理，维持稳定的运营局面。

所以你在其他工厂打工，可能会遇到各种不公正待遇，但是你在富士康都不需要跟上级讲价，你的工价是经过精算师确定的，既保证你没有逆反心理，也能让公司赚到钱。

我在富士康期间，听说生产苹果产品的事业群待遇是最好的，他们年终奖发十几个月工资，我们HMD只发了两个月，这让我觉得很不公平，大家都是一样的做事，凭什么都是富士康员工，待遇却相差那么大。

既然我能这么想，其他人肯定也是这么想，想得通的人毕竟在少数，想不通的人会想办法调去待遇更好的产品事业群，这就会导致不赚钱的事业群员工流失率会越来越高。

站在富士康高层的角度，这种情况自然不能持续下去，他们会想尽一切办法均贫富，因为人不患贫患不均。

在红色年代，中国人都不富裕，但是大家都很快乐，社会经济大发展之后，人们都富裕了起来，但是大家都不快乐了，因为有人发现有比他更富的存在。

在一个单位就更是如此了，为什么大家的工资条都要保密，就是怕员工去攀比，但是真的能保密吗？抬头不见低头见，大家交流一下工资，都是为了跟老板谈加薪，谁也不会隐瞒的。

一交流就完了，工资低的人开始怨天尤人，凭什么，我比他能力强，但是他工资却比我高。年底一发奖金也是怨声载道，都是做一样的事，凭什么他的奖金比我多几倍。

这就需要高层制定措施，不断的去平衡底下员工的情绪，奖罚自然要有，但是要让人觉得心服口服。

说到血汗工厂，富士康要感谢欧美大客户的提携改进，要是没有他们对供应链的强制要求，中国的工厂可能不会太早注重员工的感受。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ROHS标准是欧盟对于产品的一个强制性标准，在2006年普遍实施，我正好经历了这次变革。

ROHS的全拼是Restriction of Hazardous Substances，法令的标题是《关于限制在电子电气设备中使用某些有害成分的指令》，规定了六类物质限制在电子产品中的含量，包括铅、汞、镉、六价铬、多溴联苯和多溴二苯醚。

欧盟制定了这个标准，那么大品牌肯定要贯彻执行，为大品牌供货的富士康更是责无旁贷，一条线下去，富士康的供应商，供应商的供应商，直到供应链最末端，都得执行ROHS标准。

明面上这是为欧洲人民谋福利，但是生产这些产品的中国工厂，也享受了同样的福利，出口的产品不含有害物质，车间自然也是空气清新，员工可以自由呼吸。

如果欧盟没有制定这个标准，中国的产业工人就会工作在充满各种有害物质的环境里而不自知。

还有劳动法也是一样的道理，中国有劳动法，但是很多时候并没有贯彻执行，很多乡镇企业都在想怎么逃避劳动法，更好的压榨员工。

但是跟国际接轨的富士康不能这么做，不仅是因为富士康树大招风，大陆的监管机构不会放任不管，更多的是来自客户的压力，发达国家一直鼓吹人权，如果连基本的劳动保障权利都不执行，那就成了贼喊捉贼。

苹果在这方面做得尤其出色，他们会到富士康的车间，询问富士康的底层员工，你们加班有没有工资，加班工资怎么设置，平时还有哪些福利。

富士康不去改善员工处境，自然有强势的客户提出要求，如果达不到要求，这些客户宁愿找更加听话的供应商。

中国人卷的是天道酬勤，发达国家卷的是科技这个第一生产力，发达国家吃到了科技的红利，然后来辅导享受人口红利的富士康改善人权，这是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一方面，客户要求富士康提供极致性价比，另一方面，客户又要求富士康对待工人一定要像春天般的温暖。

21世纪初的中国工人，是吃苦耐劳的一个群体，他们虽然工资很低，虽然在血汗工厂辛勤劳作之余还要忍受主管的责骂和惩罚，但他们从来没有想过反抗。

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不是这个时代的中国人品德多么高尚，实在是电子厂的薪资比老家强太多了，为了碎银几两，人们宁愿失去尊严。

所以工人们的心态很好，绝不会因为工作和生活的窘迫想不开。

想太多的倒是以大学生为主的人群，他们读了太多书，光用钱并不能和他们讲道理，而且这个阶段的大学生，基本是独生子女，他们从小娇生惯养，面对困境经常不知所措。

因此富士康专门成立了心理疏导小组，还开通了知心热线，期待想不开的员工能主动的打电话来倾诉问题。

但这个电话却很难有成效，想不开的员工认为造成这一现象的是工厂，而不是他本人，他觉得他本身没有问题，既然没有问题，他为什么要和陌生人讲述他有问题。

富士康的出发点是好的，但用错了招。

从21世纪初开始，富士康就注意到了员工的情绪问题，一直在想办法解决，心理热线是一个尝试，但是不成功，不然不会有十年后的十三连跳。

跳楼其实在大学阶段就很普遍，有些大学一年总有一两个人跳楼，有些是感情受挫，有些是找不到工作考不上研究生，总之都是因为心理承受能力太差。

受教育程度越高，人的心理越脆弱，因为这些人没有生存的压力，根据马斯洛需求理论，人在吃不饱的时候，他不会去琢磨一些无聊的问题，比如他爱不爱我。

富士康的员工也是这样，当一个普工在想着怎么多存一些钱的时候，他只会努力工作，不会想着富士康为什么要如此的压榨我。只有当中国人的平均收入提高之后，普工也不再为了生计发愁，他开始考虑他的精神需求，他就会想东想西，于是就可能慨叹命运不公，一头从富士康的高处跳下。

我不明白是怎样的家庭培养了喜欢跳楼的后代，像尼采这样的哲学家，他每天想东想西，思考宇宙的真谛，想弄清楚我从哪儿来要到哪里去，他最后也不过是疯了，那些跳楼的同学，连生活都不敢面对，却能直面死亡，这是怎样扭曲的心态。

有时候我在想，恐高还是有好处的，别说跳楼，就连走到高楼和悬崖的勇气都没有，他也就远离了危险。

21世纪初年的富士康，尽管还有着压抑的半军事化管理氛围，但是生活在其中的员工，跳楼是不可能跳楼的，每天忙的吃饭的时间都没有，哪有心思跳楼。

跳楼是个技术活，你首先要知道哪里的厂房能上到顶楼，哪个时间段去没有人值守，怎么跳能够一击致命，我有时候怀疑，能够把在富士康跳楼研究明白的人，那绝对算是人才，为什么不能好好研究一下怎么在富士康混到高管。

我在富士康碰到最多的员工，是脸上淡漠死气沉沉的青年男女，他们就像一个机器人，行色匆匆的走在富士康的大街小巷，他只注意他脚下的路，目光从不斜视。

在富士康的流水线，这些员工机械的完成每一个SOP制定的动作，简单而高效，就连上厕所，他都必须报告主管，因为在流水线上，少了中间任何一环，都会导致后面的工序瘫痪，有人上厕所，就必须有一个人顶上，这个人被称作全技员。

顾名思义，全技员就是通晓制造流程全部技术的员工，相当于排球场上的自由人，他可以替代流水线上的任何一个工种的员工，也是日后线长的后备人选。

一个员工每天的生活被富士康规划的清清楚楚，早上起床，被大巴车接到厂区，去食堂吃早餐，然后进入车间劳作，中午有半个小时吃饭，继续进入车间劳作，晚饭也有半个小时，继续进入车间劳作，然后发放宵夜，乘坐大巴车回宿舍，简单的洗漱后上床睡觉。

日复一日，普工就是这样在富士康度过他们最宝贵的青春年华，他们成为了一个熟练的机器人，一个感情淡漠的生产工具。

朝九晚五？不可能的，你可以选择不加班，但是你的基本工资将少得可怜，与其拿那么点工资，又何必到深圳来打工。

进入富士康的普工，绝对不是为了来享受生活，都是为了早日赚够一笔钱，逃离深圳，逃离富士康，回到老家建一栋房子，进入婚姻传宗接代，把后代培养成才，期望后代不要像自己一样再进工厂。

这是一个轮回，当富士康的第一批员工老了之后，他们的后代也许不需要再进富士康，但一定有另外一种藩篱束缚他们的身心。

二十年后，我表哥的儿子业已长大成人，他成绩一般，在读完大专后，进入了老家工业区的一个工厂工作，这家工厂，就是从深圳迁到内地的。

时间空间在流转，表哥从老家千里迢迢来到深圳，赚了钱后回到老家，他的儿子在老家长大，进入了千里迢迢从深圳迁到内地的工厂。

表哥在深圳奋斗多年，只是改变了他的后代不用千里迢迢离家进厂的命运。

但同样是进厂，表哥至少见识过大城市的繁华和发展，而他的儿子，虽然不用离家太远饱受思乡之苦，但说不定他却想去远方而不得，同样十分苦恼。

如果表哥在深圳安下家来，他的后代又是另外一种境遇，我侄子将不知道自己的根在何处，他只知道他是深圳的移民，然后和其他深圳的小伙伴一起长大，享受大城市的各种福利。

但是很显然，大部分去深圳打工的外地人，并没有这样的野心，即便像我二叔那样小有成就的国企干部，也都把后代丢在了老家。

其实去的早的普工，完全有可能在深圳安家，比如富士康的普工，待的年份长一些的，都升到了副课长相当的级别，工资碾压大部分同龄人，在龙华镇买个房子都不困难，而且富士康可以帮忙解决深圳户口。

但是却极少有普工会这么想，他们来深圳的目的简单纯粹，就是存点钱回老家，深圳再好也不是家。

既然目的纯粹，那他们的生活也简单，就是充当几年的人肉机器，所以就连在富士康谈个恋爱都是奢望，因为没有时间没有心情。

但富士康又不希望员工真的只是个机器，庞大的流水线并不只需要机器，也需要管理者，机器好管理，但是管理人员并非易事，需要狠角色。

大部分富士康员工不经人事，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既耗时间，又不能快速达成效果，因此在富士康的管理原则就是简单粗暴。

你这个做的不对，骂你两句加深印象，下次你就记事了。你耽误了大家的进度，罚你一些钱让你后悔不已，下次你就不会再犯。

这些简单的管理规则充斥着富士康的每个车间，台湾干部甚至有体罚员工的习惯，像极了我们读小学时候的环境。

每次我们读书迟到了，或者在课堂上说小话开小差，就会被老师罚站或者面壁甚至是罚去操场跑圈，但我们从来不会记恨老师，只怪自己做了错事。

富士康也在着力培养这样一种氛围，管理者就是老师，员工就是学生，老师制定了规则，学生必须要遵守，否则就要挨骂和受罚。

但这里有一个悖论，老师是为了学生好，富士康的管理者是为了员工好吗？显然不是，管理者是为了生产更顺畅，以便自己的利益不受损害。

但这种管理风格又确实有效，于是被压迫已久的员工升任管理者后，他也会延续这种做法，把自己之前受的委屈传递给他的下属。

从规模化生产的角度来说，富士康的管理制度没有错，只有让员工一丝不苟的执行SOP，生产才会保持高效率，所以军事化的管理风格，正是富士康能在竞争激烈的代工市场拔得头筹的秘诀。

车间的底层员工没有生活，他们只有开足马力，才能让机器不停运转，相对于几百万一台的高端设备来说，员工的时间和生命变得微不足道。

机器要是停转，就意味着损耗，所以员工必须围着机器转，你不知道到底人是机器，还是机器更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