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下乡
火车一路南下，沿途我做了很多设想。“农村”之于我，是孙犁的荷花淀，是余华笔下含泪微笑的老人，是刘震云野蛮与生机交织的黄花地。上了大学修了课，“农村”成了理论先于经验的一个架构。经济、文化、社会是经，时间轴是纬，城乡二元制是底色。我在字里与行间看着它如何被挤进发展主义视野的边缘，看它如何落败于一整套上至政府决策下至个体价值观、问题重重却又在对农村的压榨上内部自洽的体系，看它被体制性结构性力量裹挟着走向凋敝。
激烈、隐忍而苦难。
但我难以描摹出一个农村日常的面目。红日升起，他们以什么开始一天的日子？为什么而愁，又把什么当盼头？
日子
阿姨在十几年前在村口盖的房子，当时是看中了这地方交通方便。屋子进门对着的是玻璃柜台，柜台后是展柜，现在也只是堆了些杂物，屋内没开灯，显得很昏暗。“没生意，村里没有人了。”和我们聊天的时候阿姨坐在板凳上，一腿垂地，另一条打着钢板的腿僵直着。腿是去年10月伤的，前两个月不能走，男人还在外面做事。“太困难了。”阿姨说，这句太困难了她说了很多次，抱怨的意味却和闽南方言的音调一样轻，似乎也不是为了发泄什么，只是把一个再平常不过的事实说出来了而已。
和阿姨告别出来，路对面还有另一队同学和槐树下的阿姨们聊天。不过谈几句琐事之余，无话似乎更是她们的常态。倚着大槐树的绿荫或靠着墙根，蹲坐着看着两米左右宽土路对面的砖墙，眼神很平淡。
下午的时候我们逛进了路边没住人的宅子里，这边这样的宅子很多，布局和金翼之家相似。我们在这老房子里无意间等到了这家的原居民，是位五十多岁很精瘦的叔叔，下午三、四点，刚在隔壁小卖部看完别人打牌回来。他的大儿子在福州，小儿子在福州东南汽车厂。提起小儿子的时候叔叔语调流畅明快了很多，一个月一万块工资，感觉他很骄傲。
在说这些的时候这家的女主人一直在边上摘菜，笑笑地听着不说话，只当我们在猜边上一位叔叔年龄时指着他们家先生：“你看他多少岁啊。”“男人”和“女人”间的话题分得很鲜明，互相也各安其份不太关心，但自有爱为纽带彼此联着。叔叔还有个大哥，在山上另一座房子里照顾他们的父母亲。提起他爸妈时，叔叔很骄傲，他老爸今年90岁，母亲87岁，高寿。可当阿姨说起时却另有一段秘辛。“他们看不上我。”阿姨头凑过来，皱着眉，音调也降低了。“嫌我家里穷。”三天两头闹矛盾，过不到一起去，就出来住了。叔叔在一旁无奈地摆手，“唉别说了别说了。”
他们家里桌子上盖了个笸箩，里面罩着早上做好的一天的饭。房间里四周堆着一排排的塑料桶，装的红曲腌的咸菜。阿姨和我们聊天有一种掏心窝子的架势，说到了家庭就转身上楼取下了全家福给我们看，又在屋子里转来转去，掀盖子给我们看看正腌着的咸菜，逗逗家里的狗，甚至连墙上挂着的编织袋也拿给我们看，说是参加组织活动免费发的。能感觉到我们的到来让她很开心，恨不得什么都掏出来跟我们讲一讲，甚至有一点让我难过的想吸引住我们的讨好。被她这样毫无芥蒂地接纳、倾诉让我有点受宠若惊，但还是有些难过，阿姨平时可能太孤独了。
下午到了一位叔叔家，他几乎是把我们迎进去的。大把的时间，两条狗，几只鸡，一年回家两次的儿女，一个开起来整间房都能听见响的大音箱，1800块钱买回来没人下的好象棋。叔叔很健谈，聊起天来带点幽默的夸张，笑称他“琴棋书画样样精通”。但是没有人陪他消遣。他的老婆去城市里帮儿女带孩子。提到和城市的这种联系他的语气很复杂，似乎有点骄傲，但也有日常生活渗出来的落寞。最终他的态度是认命。“就这么过呗。”他苦笑。
老
另一户人家在河边有一幢二层小楼，像当地很多房子的结构一样，一层一侧是车库，另一侧有很窄的走廊通向房子内部。装修是仿欧式的，大理石地面，金属镀层的大吊灯。女主人刚从别处探亲回来，正计划用一天的时间收拾屋子。我们到了二楼客厅，桌上摆着几盘阿姨乡下地里种出来的枇杷。阿姨现在每日主要是做做家务，或者到临近的城镇探访亲戚。“老人家了，做不动事情了”。每一户走访的人家也几乎都提到自己是“老人家”，虽然他们很多人以我们的概念还不“老”：以年龄看，城市里五十几岁还没退休，还是壮年；以外貌看，这里水土好，显得人也年轻；以身体情况看，他们大多数人也都很健康。于是我一直在想，什么是他们的“老”。吴飞的《浮生取义》中用了一个“过日子”的概念阐释行为逻辑，指“包括出生、成长、成家、立业、生子、教子、养老、送终这些环节”，那么“老”也许是一个靠这些环节所划分出的人生阶段，无关乎年龄或能力，“教子”完成，即可以进入“养老”。由此便可赋闲，可不以牟利为目的地操劳生计，可进入以保底而非进取为目标的人生阶段。以他们的话说，“日子好一点坏一点，都是过嘛”。
我们
我们偶然进到了村里最早的老房子，800年。房子里现在常住的只有一位爷爷，早年去厦门当兵，炮击金门。爷爷年龄大了，腰也不好，只住一层，二楼闲置。房间里的日历也停在好几天前，他不知道今天几号。爷爷的身体不好，已经干不了活，用政府给的五保维持生活，“不要饿死就行了”，爷爷笑了几声。“现在老了，不好走路，要不还可以到处串，他们会串的多拿钱，我不会拿。”我们是大概第三批到那里的。老爷子大概不知道我们的身份，也弄不清我们是干什么的。我们问房子的布局，爷爷会抱怨房顶下雨天会漏，话接话的积压的情绪也上来了：“什么东西都不要讲，讲了都没用，同学都来了好几趟，都问我，我提了意见上面没反应。”我们安静了几秒钟，我们不知道该怎么接。当时有一种无力感，我们似乎挤进了那条制度夹缝里，亘在宏观的大叙事与底层的柴米油盐之间，无能而无援。而面对一方的话语与另一方的失语，我们扪心自问，又在对谁负责。我们这些始终站在自身场域的自说自话似乎也并不那么无辜。
“我们”
当地出过一位很有影响力的学者，我们也不可避免地聊到“他”。村里叔叔谈起“他”，语气很熟稔。说他在北京教书，讲课费“一分钱”也没有寄回给家里，二、三百元里留50块钱自己用剩下的都交了党费。一方面村里人以被他们化用过的国家视角觉得他一生奉献给“国家”，（此处的“国家”似乎是一个混杂了政府机关、统治机构等概念的、村民之外的模糊体）。另一方面从传统的、真正属于他们平日思考方式的角度觉得他没有“人情味”。先生葬在八宝山，北京公安局通知村里人派代表去，但村里没有一个人去，“对家乡没有贡献”，这想法似乎有点差序格局的味道，遥远的“国家”不足以触及身边的抬头不见低头见的生活。
这是我第一次明确地感受到这种“他人”眼中的“我们”，所谓的研究对象眼中所谓的研究者。我们来这里是因为“他”，因为他的著作，因为它所代表的一种地方模式。然而这种地方模式本身却不认识“他”，不认识他的学术场。他是一个只回过屈指可数的几次乡的远行人。一个留下的人的后辈我们的爷爷辈口中“大哥枪毙了都没回来”的名字。一个和他们的生活无关的人。他在两三年前重新浮现，隐约而让人兴奋，成为村里人不牵扯情感却能调起情绪打发时间的谈资。尤其是他又真实改变了村里人的生活，在他离乡近百年逝世十余年之后。他与家乡的联系诡异而含糊地存在着——他因家乡而奠定在外乡的声名，而家乡又在近百年后受惠于他渐渐传回的声名，而他自始至终是个与村人每日的生活无关的人。他与现时的家乡相距的也不仅是时间与空间上的遥远。除此之外，似乎还有更多的鸿沟横亘其间，在“他”与他们之间，也在“我们”与“他”与“他们”之间，具象与抽象，生活与学术，随遇而安与逆流而上，我们立在鸿沟的两端互相揣测，互相以真实或不真实的、饱含建构的自身融于对方的生活。
从何来，向何去
既有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足够精确的架构，也可能是因为中国乡村在相似的制度环境下发生了太多同质性的问题，因此虽然没有阅读特定的、针对当地农村的文献，我在入户中仍没感到过多的惊讶或是陌生，大多数的情境都在概括性实证材料可以延展到的情理之中。而如果说之前的研究让我感受到了筋骨，那么这次实地的走访让我触到了血肉。既有研究，即有主题，既有主题，即有取舍。抽象化、概念化的同时，作为个体的“人”或多或少地被按照他们的某种特性分类总结。刨除在研究之外的，是一些难以被物化的、作为“人”的独特而琐碎的特质。我陶醉于观察这些特质，这些制度性问题难以触及的血肉，观察他们如何把宏观上、结构上施加给他们的东西拆解、吞咽，再一丝一缕地揉进一天天的日子里。
在进入田野的开始，总感觉有哪奇怪，他们的生活状态比我想象的丰富很多，快乐很多，也平静很多。可是为什么呢？对于种种制度不公，他们为什么能那么平静地接受又习以为常呢？
制度性不公已经被他们无比自然地融入日常生活程式中，甚至在城乡二元制之下，制度造成的苦在价值观的中介作用下已被赋予积极意味。这里面很难说没有点狡黠的智慧。改变不了制度只能改变自身，或者身处一种制度已然形塑了部分的自身。至少这种意义的赋予能使他们自身更为自洽且平和。像那位叔叔提到，“我老伴带孩子去了。”无奈，落寞，但是也有点骄傲。他可以用儿子在城市立足、忙、“有出息”来自我说服，以对儿子的骄傲权且安慰城市巨大吸力之下空虚的生活。这种骄傲能尽量使更多人心安。总归日子是要过的。
一位专攻农村研究的老师提到过“贱农主义”的概念，除了他所提及的制度性影响，可能还有某种村民中的言谈中微观层面的“贱农”。相比政策层面大张旗鼓的城市化，它不激烈，没有强烈的鄙夷或是其他激烈情绪，更多地像是一种认命，因没有其他选择而没有什么情绪的妥协。它显得很顺理成章，可能是本能的对遥远的“好”生活、“好”素质等等“好”的一切的向往，只不过这种“好”被塑造为城市的好，被规划以工业革命之后的文明为唯一通途；也可能是某种传统所推崇的韧与忍与随遇而安，在不能改变环境的情况下顺应环境，以贴近城市为傲，借此通过内投、通过认同消解乡村自身不见出路的困顿，至少借此把日子捋顺了一点，好过一点。
城市让农村如此选择，农村也让自己如此选择。某种难以抗衡的力量将大大小小的城或乡裹挟进所谓时代的洪流中，呼啸而去，向着不知为何的远方。
除此之外还有其它路吗？我不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