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父亲（9）
2007年12月2日
挥弦，你现在还不能够明白很多道理。或许在许多人看来，你的父亲童年的磨难该结束了，转折即将发生。的确也是这样，1978年的春节是在皂角过的，那是一个很小很小的地方。然而，我却即将在这里度过四年的小学生活，它将对我产生很大的影响。
现在让我叙述这段经历，以及与此相关的一些琐碎的事，毕竟它已经存在。
母亲几姊妹颇有些传奇似的经历，我将在以后的章节中叙述到。
当母亲接到大姨邀请去皂角过年的信的时候，一个事实是，她们作为普通百姓在经过了一番天灾人祸后，终于带着各自的酸甜苦辣在78年的春节聚到了一起。
皂角是合川的一个乡，属于当时的铜溪区管辖，后来成为镇，再后来并入了铜溪镇。皂角小学便坐落在当时的乡政府旁边，那时叫做公社，有一道小门通向公社的大院，甚至和公社共用一个厕所。这所学校是一座寺庙改建而成的，大姨一家就住在一个佛堂里。和母亲来到那里的时候，二姨和小姨都来了。二姨是从华蓥山下那个叫做渭溪的小镇赶来的，小姨则本来住在皂角。这是一次难得的聚会，从前的姊妹如今都拖儿带女，或许在大姨妈眼中平添了一道沧桑的风景罢。
节日的气氛在大姨妈家里弥漫，尽管放寒假后整个学校显得异常的冷清。因为从前是寺庙的缘故，甚至让人觉得阴森，但这并没有影响到团几姊妹团聚的好心情。母亲把我和弟弟打扮的干干净净——她一向不愿意别人，哪怕是亲戚感觉到寒碜。大姨和姨爹很热情，他们的大女儿就在附近的红光三队插队，小儿子跟着他们。那时的双职工，家境自然比我们好多了。他们杀鸡宰鸭——在当时应该算是比较富裕的生活了——款待远道而来的姊妹。我每天都盼着吃饭，丰盛的菜肴让我大快朵颐。我最爱喝鸡汤，那味道好极了。记得二姨在吃饭时问我为什么不大爱吃鸡肉，我吧唧吧唧喝了几口汤答道：“营养在汤里”，满座笑倒。可就这个普通的回答让大姨爹十分赞赏，说我聪明。母亲自然高兴，善于察言观色的母亲甚至意识到大姨爹的赞叹绝非玩笑。后来的事实证明我那天的回答所受到的赞叹得到了他们的公认，大姨爹觉得我是极有慧根的。然而这也增加了母亲的失落：这么聪明的孩子输在了眼睛上。
我们也去了小姨家玩。她就住在学校附近。她有三个孩子，老二和我差不多大，老三是个女儿，比弟弟大些，但长得比弟弟胖多了，那脸圆圆的，象个大苹果，大家都叫她“黑三”。这名儿最初让我仔细的看她的脸，但却并不觉得怎么黑，后来知道是因为她属于超生，没上户口的，所以大家玩笑的称为“黑三”（呵呵，如今的黑三可是经典美女，黑三就是一汀的妈妈）。小姨的婆婆是特别善的一个老人，不大说话，却很勤劳。后来我到皂角念书，就经常去她家了，有时甚至在那里吃住几天。
这个春节在几姊妹的叙旧声中很快过去，母亲带了我和弟弟准备去看父亲。临走时，大姨找了很多表哥不穿了的衣服让母亲改了给我穿。可以说，那些衣服换了现在的小孩子是绝对瞧不上的，而我却非常高兴，摩挲着衣服憧憬穿在身上的感觉。后来我读《红楼梦》刘姥姥进大观园一节，看到大观园主子丫头们送许多旧衣物给她，她乐得砸嘴念佛，我就想，那时母亲的心态未尝不是如此，不禁为之心酸。
和上次去綦江一样，娘儿仨坐了小火轮沿嘉陵江而下，父亲依旧是在牛角沱码头接我们母子。唯一的不同是我一下船便看到了朝我们挥手的父亲。他拉着我的手，又亲了亲弟弟，而弟弟则跟我上次没有两样，吓得大哭。在重庆，父亲又一次带我去了儿科医院，医生仍然用一番话打发了父亲，让他待我大一点了再来作详细检查。怀着忐忑与失望，一家人回到父亲厂里。命运捉弄我的时候也在捉弄母亲，就在我们到达齿轮厂的那天，太和镇成立公办幼儿园，小镇革委会的官僚们不知道是否是良心发现或者是神经突然正常终于想起久被遗忘的母亲曾经代过课，于是推荐母亲去做幼儿教师。这是我印象中小镇唯一一次主动恩赐母亲一个就业机会。然而，他们这时却发现母亲刚好离开太和。可想而知，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拒绝拍发电报，甚至有意识封锁了这个消息，而母亲则永远失去了这个可以改变命运的机会。另一个女人在根本没有任何经验和文化水平的情况下戏剧性地填补了这个难得的空缺，据说现在已经是幼儿高级教师了（本文写于95年，现在她已经退休了），而以我作为学前教育专业毕业生的眼光看的确有些荒唐，但却是不争的事实。命运阴差阳错地跟母亲开了个玩笑，当母亲知道后也曾为此懊恼不已。现在看来，倘若母亲当时没有失去这个机会，我的命运可能也会跟着发生改变，一种最可能的情形是家庭经济会得到改善，但做事认真的母亲一定会倾心于那份来之不易的工作而疏忽了对我进行她“早期开发智力”的不自觉行为，我的结局恐怕并不会比现在好。似乎这正应验了中国古代一个道家圣贤的话：“祸兮，福之所依；福兮，祸之所伏。”或许这就是冥冥中的一种注定罢。
我现在揣测，那时候父母对我视力低下的忧虑程度已经超过了对让母亲拥有一份长期工作的渴望，大夫模棱两可的话让他们觉得心中的希望正在一点一点的黯淡。他们用曾经检测我视力的“土办法”检测弟弟，幸好弟弟的眼睛是正常的，在庆幸弟弟眼睛正常的同时他们却一次又一次“分析”造成我眼疾的原因。他们做过无数次假设，最后的结果除了无可奈何的担心之外没有任何意义。直到十岁后的一次检查才被医生并不肯定的结论为隔代遗传，再后来我几乎就推翻了这个结论，因为忽然间出现了一个新词汇“弱视”。而我的眼睛究竟是属于什么，现在已经无法考证。在当时，女性特有的自责让母亲把所有的责任归结于自己，她固执的认为是大哥夭折后她的忧伤让我在她腹中就处于一种抑郁的环境，而父亲则归咎于我小时候的爱哭所致。无论怎么探寻原因，事实却是无法改变的，当我渐渐长大的时候，他们不得不考虑我的未来。或许正是如此，他们作出了一个明智的决定，让我提前念书。他们朴素地认为，通过提前念书学习文化来弥补视力缺陷是可行的。作为初中文化的父母当时能够作出这样的决定无疑是很有眼光的，虽然在作出决定前他们一定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和逻辑推演，而且带着最直观的实用想法——当然主要的还是源于爱心。他们被这唯一的信念占据了整个头脑，那就是无论我眼睛的情况多么糟糕，绝不能让孩子成为废人。让我提前两年读书，用聪明的优势去抵消生理的劣势，倘若我能够及时明白这样的道理，我就会拥有很好的成绩，从而让社会和未来不至于完全对我关闭大门。现在看来，他们是正确的，虽然我的童年因此而显得悲壮和功利。
感谢母亲和父亲的这个明智的决定！感谢母亲身体力行为贯彻这个决定所做的坚持不懈的巨大努力！从此，母亲成为了我小学的启蒙老师。她不是一个专业的教育者，但她以母性对我的聪慧给予了恰如其分的鼓励与赞赏。我无忧无虑的童年结束了，我开始每天在母亲的辅导下学习小学一年级的课程。
从78年春天开始，在以后将近半年的时间里，我在母亲的督促和辅导下完成了小学一年级的课程。母亲得益于她曾经的代课经验，更幸运的是在父亲租住的小阁楼隔壁正好住着一位小学老师，我称她为王老师，就是那个玩电动摩托车男孩的母亲，她对我的学习给予了无私的帮助。那些日子，母亲以背水一战的勇气在我身上创造奇迹，而我的接受能力似乎更是超过了父母的预期。在两天之类我能够把“九九表”背得烂熟，拼音则只花了两三个星期时间，我并不觉得运用它们有什么大的困难。由于阁楼光线不好，每天早上母亲就把家里的小茶几从阁楼搬到街沿上，她一手抱弟弟，一边教我语文和算术，中途会短暂的休息一会儿然后继续学习。我每天得完成母亲布置的功课，如果做得好，我可以得到一点奖赏——到对门小食店买上一个白面馒头。奇怪的是，马路上奔跑的汽车对我丝毫没有影响，这甚至让我形成了一个终身受益的技能，那就是能够闹中求静。直到后来念中学大学，我在学习时对周围喧嚣充耳不闻的本领都让同学们羡慕。母亲虽然没有正式从事过教育，条件也不允许她能够象现在的人那样买来众多的书籍提高素养，但她似乎极了解教育规律：她的讲解是浅显的，作业并不令我感到难以完成，很多时候做作业与其说是母亲的布置不如说是我自愿。她甚至鼓励我用刚学会的汉字和拼音给父亲写信，这使我萌发了一种向父母表达内心的欲望，而我也快乐地使用我所学到的表达手段。我常常沉浸其中，一天写好几封信。我还一本正经的找来父亲的绘图纸做成信封，一封一封的保存起来。在功课之余，我有大量的时间玩耍，下午母亲一般是不安排我学习的。活泼的天性使我不会错过夕阳的美丽晚霞的温婉。在夏天的傍晚，母亲会带我去盘山公路边上采摘一种叫做“刺泡”的野果，酸甜酸甜的味道很是好吃；我和母亲到附近田野里捉蜻蜓和追蝴蝶，还会到水边采来马齿苋。好多时候母亲把我采来的马齿苋和上调料，晚饭就多了一个菜，而我则体验到了劳动的快乐。
夏天的炎热并没有让我觉得难受，我甚至认为正是夏天的来临让我能够尽情地玩许多有趣的游戏。很多时候，我会把死去的蜻蜓放在蚂蚁洞口，然后和弟弟一起蹲在那里等待动静，我们高兴的看到一只蚂蚁过来碰了碰蜻蜓，然后就去“报信”。于是我会念念有词，弟弟也口齿不清的跟着念道：
蝗狮蝗狮马马，
请你嘎公舅爷来吃“尕尕”。
大哥不来二哥来，
打起锣锣送饭来……
不久，成群结队的蚂蚁就从洞里出来搬运这个庞然大物，待到最大的那只蚂蚁出来后，我和弟弟就掏出小鸡鸡对了那些蚂蚁撒尿，那些可怜的小蚂蚁就在滔滔洪水中挣扎，好些被冲进街沿边的水沟里。邻居小孩们也酷爱这种游戏，我们志同道合地肆意摧残那些小生灵而乐得拍手欢叫。还有的时候，我们拾来冰棍棒，编成扇子，互相替对方打扇，或者是折了小纸船放进水沟里看它被沟里的水冲得很远很远。
所有一切都让我感到兴奋和愉快，童年的这段时光在记忆中永恒。
我的功课一天天的进行下去，和现在的孩子不同，我似乎觉得每天做功课特别快乐，学得好还有白面馒头吃。去菜市买菜，母亲会有意识让我算帐，大多数时候我都能够算对，有时复杂了，母亲会在回家后演算给我看。到今天，我都认为母亲的这个方式是非常成功的，和新课程标准的理念简直就是一种偶然的吻合。这样的经历让我在生活中体验知识的力量，感知智慧的魅力，和中国的陶行知以及西方的蒙台梭利的实践性学习一样，母亲在无意识中实践着先贤的经验，虽然她本人对此一无所知。
天气渐渐炎热，母亲让我很早起床学习功课，然后十点左右我就可以尽情玩耍了。我常常想，现在的孩子在学校这么长的时间真的有必要么？我那时一天就三个小时的学习，并没有影响到我对一年级知识的掌握。但是，这样的想法也仅仅建筑在非理性探索的个人经验基础之上，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因为除了我的母亲在无奈之下的釜底抽薪之举外，所有的这些方式都无法用规模的实验来完成，毕竟没有人能够拿孩子的未来作试验。
这个夏天无疑是快乐的。弟弟可以跟在我屁股后面乱转了，同龄的伙伴还有唱歌的小林丽和蒋红霞，还有就是房东赵老太的小孙子。我们常玩“过家家”或者“打仗”，在木楼板上跳跃惹得楼下冷婆婆告状。弟弟有时显得好动和顽皮，而且还学会用指甲挖人。有一次他竟然把蒋红霞的脸挖出了几道血痕。那小姑娘很懂事，在母亲责罚弟弟时居然还那饼干去哄弟弟不哭。这个记忆因为后来蒋红霞的死而深深的凝刻在母亲脑海，也使我第一次深切的感受到失去同伴的悲伤。中午父母睡午觉，而我是不愿意睡的，我常独自提了塑料袋到厂区捡杏核，运气好一中午可以捡一口袋，然后母亲替我砸烂，取出里面的杏仁来，晾干后拿去中药铺卖，一毛钱一两，这钱自然是归我。我有时会去买一两包“耗子屎”(一种类似现在的“华华丹”的儿童食品)和弟弟分吃，让他不住的滴着口水叫我哥哥。我甚至还为父亲买了一包“经济”牌香烟，让父亲感动得不行。然而一场意外终止了我这个找零花钱的活动。
一天上午，可爱懂事的蒋红霞在过马路时被一辆驶过的汽车把脑袋压得稀烂，母亲正好在门前目击了整个过程。当警察询问母亲时，母亲不住的呕吐，后来好几天吃不下饭，泪流不止。我在捡杏核回来看见了停放在街沿的蒋的尸体，小小的身子两旁摆放着厂里运来的冰砖，而脑袋几乎成了空壳，血水从街沿滴下浸入水沟里。一个五岁的生命如流星般的消失了，我朝那辆夺去小伙伴生命的车扔石块，我悲哀的发现，这个躺在地上的伙伴再也不能够和我们一起玩游戏了。这件事的发生让母亲再也不允许我独自出去捡杏核，还让我看着弟弟，不准我们私自过马路。蒋的父亲得到了五百元的赔偿，在悲痛过后他买了一辆自行车，挺时髦的在街上骑，有时他会驮我骑上一圈，但母亲看见了会迅速制止。我隐约听到母亲私下抱怨蒋的父亲拿了女儿的命钱去显摆。若干年后我回想这事，的确感觉有些不舒服，起码从心理上觉得厌恶，而且对钱能够安慰死者家属的说法产生了逆反性的怀疑，这成了我近乎顽固地对所有保险嗤之以鼻的原因。
紧接着发生的一件事是惊心动魄的，它改变了母亲对綦江的所有美好印象，也让我们结束了在綦江的生活。（我在日志《逆光中的女人》中曾经简单的记述过）。这件事的发生导致母亲十多年都不愿再去綦江，也使我在后来对人的生存危险产生了很多近乎偏执的看法，甚至影响到我对快乐原则的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