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两代是一个幽默不起来的年代。

明清之际的文人，身上套着一副镣铐，头上悬着一把利剑，常处在一种如履薄冰的战战兢兢状态之中。

“镣铐”就是八股文模式的科举。这种制度导致士子除了应付考试的东西，不读其他书籍，弄得颠三倒四，稀里糊涂。

清人徐灵胎有一支“道情”散曲，专门描绘读书人热中功名的情景：

读书人，最不济；烂时文，烂如泥。国家本为求才计，谁知道变做了欺人技。三句承题，两句破题，便道是圣门高弟。可知道三通、四史是何等文章？汉祖唐宗是哪一朝皇帝？案头放高头讲章，店里买新科利器，读得来肩背高低，口角唏嘘。甘蔗渣儿，嚼了又嚼，有何滋味？辜负光阴，白日昏迷，就教他骗得高官，也是百姓朝廷的晦气。

“利剑”则是文字狱。谈起明清的文字狱，中国的文人会不寒而栗。

吕留良案、戴名世案、明史案连接不断，被株连的少则几十人、上百人，多至几万人。知识分子在这样的社会环境里，大多不敢多言，甚至也不敢怒，埋头功名。功成名就后，或明哲保身，或随波逐流，或钻入故纸堆搞考据做学问，家事国事天下事关我屁事。

牛在重压之下连喘气都来不及，还谈什么幽默？

不过，世事偏偏就这么好笑。

无论统治多么严密，缝隙总是有的，聪明达观的人总能在夹缝中求得生存。

手足戴了镣铐照样可以跳舞，头上悬着利剑仍然可以谈笑，在巨大的压力下，为了调节神经，人们照样可以制造一点幽默，只不过是更加黑色的幽默罢了。

明朝文人之中，以放浪形骸而闻名于史的，莫过于唐伯虎和祝枝山了。

这两个人物大家肯定倍感亲切，因为他们在民间传说中太有名了。我也就不多介绍，这里只作一点补充，让大家看看他们是如何与封建礼教唱反调的。

像唐伯虎，自号“六如居士”，盖谓人生如幻、梦、泡、影、露、电，可见其游戏人间的情怀。

当时宁王朱宸濠想网罗人才，以重金把唐伯虎请了过去，待遇十分的好，住了半年。唐伯虎”见其所为多不法，知其后必反，遂佯狂以处。宁王差人来馈物，则裸形箕踞，以手弄其人道，讥诃使者”，结果朱没有办法，把他遣归。

无独有偶，祝枝山也经常做这种“裸形箕踞”的举动。

有记载说：

祝枝山尝夏日饮，大醉，裸体纵笔挥毫，适当唐六如来访，枝山了了为顾。

六如戏曰：“无衣无褐，何以卒岁？”枝山答曰：“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相与大笑。

清人里幽默的文人介绍两个，一个是七品芝麻官郑板桥，一个是大学士纪昀。

郑板桥，扬州一怪。放着响当当的县太爷不做，偏要“扯碎状元袍，脱却乌纱帽”，成为“落拓扬州一敝裘”，“从此江南一梗顽”，凭他的书画谋生。而且，他的书画明码标价，童叟无欺。

他的标价是这么写的：

大幅六两，中幅四两，小幅二两，书条对联一两，扇子斗方五钱。凡送礼物、食物，不如白银为妙。盖公之所送，未必即弟之所好也。若送现银则中心喜悦，书画皆佳。礼物既属纠缠，赊欠犹恐赖帐。年老神倦，不能陪诸君子作无益语也。

又诗云：画竹多于卖竹钱，纸高六尺价三千。任渠话旧论交接，只当春风过耳边。

郑板桥进士出身，混迹官场，洞悉底里，所以他对官场中人趋炎附势、欺上压下的一套十分反感，所以他一有机会便要揶揄这种人。《古今笔记精华录》里记载：

……高宗宾天之年，郡侯某偶集绅缭殇其地，泊舟处，先生所坐埠也，舟人上下由之而先生不去。从者呵之，先生怒。郡侯召问之。则曰：江南狂儒也。郡侯曰：“儒者必知礼，汝犯尊则无礼，儒固如是乎？”先生曰：“盍试之？”郡侯给笔札而立俟焉。先生故为迟钝状，一字一顿良久，仅书“苦”字五，郡侯以为穷也，将责之。先生曰：“勿，得之矣。”书成，则成七绝一章。其词曰：“苦苦苦苦苦连天，天上晏驾未经年。山川草木犹含泪，太山平山试画船。”郡侯见诗则大惧，知为先生，殇之，坐而馈其金而寝其事。

皇帝归天，臣下不该有游乐活动，这也是“礼”。这位郡侯自己无臣子之礼，却要责郑板桥无尊卑之礼。郑板桥此举，颇有“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味道。

而纪昀其人，则是官场得意，仕途顺畅的大学士。

作为乾隆的御用文人，一生最大的功绩是编纂《四库全书》，并亲自负责撰写“总目提要”，完成了一件称得上“千秋伟业”的大事。其次，他写下了《阅微草堂笔记》一书，成为两大清代文言小说中的一种。就此而言，清代没有一个文人可以和他匹敌。

他出入内廷几十年，与乾隆皇帝及权臣和珅相处多年，能做到游刃有余、左右逢源，其为人之道可谓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这里，他渊博的知识、随机应变的能力、幽默的谈吐肯定帮了他不少忙。

纪昀最为人熟知的一件事，就是他称乾隆皇帝为“老头子”的那则故事。

据记载：纪昀喜欢吃肉，人又黑又胖、怕热，夏天一来便汗流浃背。在南书房时，喜欢脱衣纳凉。

乾隆知道了这件事，故意同他开玩笑，待纪昀同几位同僚赤身谈笑时，出现在他们面前。纪昀近视眼，等到别人仓皇穿衣时，他才发现皇帝，已来不及穿衣服了。他伏在御座下，乾隆坐了二个小时还不去，也不讲话。纪昀热得吃不消了，探头出来问：“老头子走了没有？”乾隆与其他官员一起笑了起来。

乾隆说：“纪昀无礼，说出如此轻薄的语言，你讲出个道理则罢，讲不出道理则要杀你。”

纪昀说：“万寿无疆谓之‘老’，顶天立地谓之‘头’，父天母地谓之‘子’”乾隆听了以后很高兴。

正是纪昀这种敏捷的反应和出口成章的能力，保证了他在那位最喜欢附庸风雅的乾隆皇帝面前的地位。

在皇帝下江南期间，一次过江，乾隆见一渔船荡桨而来，就命纪昀咏诗，限诗中须嵌十个一字，纪昀立刻应声而起，诗云：“一槁一橹一渔舟，一个梢头一钓钩。一拍一呼还一笑，一人独占一江秋。”乾隆十分佩服。

不过说回来，纪昀的幽默离黑色便有些远了，或者干脆说他把自己也融入到黑色的东西里去了，反而让人看不到黑色。这好比把白布投进了黑色的染缸，你已经看不出原来的白布了。

而纪昀本人确实是善于幽默的，常常依仗自己的才情，调侃、捉弄别人。

不妨看他写的一首祝寿诗：“这个婆娘不是人，九天仙女下凡尘。生下儿子去做贼，偷得蟠桃寿母亲。”这是出奇制胜。

有个牛姓的表亲结婚，他赠一联：“绣阁团栾同望月，香闺静好对弹琴。”看似文雅，其实句句戏言，上句取“犀牛望月”，下句取“对牛弹琴”，其谑如此。

鲁迅先生就对纪昀十分赞赏，称他“很有可以佩服的地方：生在乾隆间法纪森严的时代，竟敢借文章以攻击社会上不通的礼法、荒谬的习俗，以当时的眼光看去，是很有魄力的一个人。”

这主要是针对《阅微草堂笔记》而言的。

不过，到了此时，国人的幽默基本上都是躲躲藏藏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