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变迁：国子祭酒与北大校长谈办学
随笔015，原创首发，文责自负
昨天偶然读到了两篇文章，一篇是1382年宋讷写的《大明敕建太学碑》，另一篇是1934年蔡元培写的《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两位校长各自畅谈办学，十分有趣。
宋讷是明代金陵太学（也称国子监）的第一任祭酒，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负责太学事务的校长。读过明史的朋友可能对他有点印象，在讲到明代特务机构的时候，曾经用他举过例子。宋讷是个方正严谨的人，有一回，因为太学的事务，在家独坐生气，面有怒色。第二天上朝时，朱元璋问他昨天为什么生气，宋讷大吃一惊，照实说了。朱元璋便叫人把暗中给他画的像拿来看，宋讷才如梦方醒，领教了特务的厉害。
宋讷
言归正传，还是回到办学上来。明初，建国伊始，从朝廷到地方需要大量的官员，加上朱元璋屡兴大狱，胡惟庸案、蓝玉案、空印案、郭桓案，成千上万名官员或被杀死，或被流放，为了弥补空缺，朱元璋除了三年一次的科举考试，还特意新造了国子监来训练新官僚，他亲自在南京城选址，看中了开阔平远的鸡鸣山下，也就是如今东南大学周围的地区，指定由宋讷主持新建金陵太学。
金陵太学工程宏伟，凿山载石，挖土筑基，大兴土木，不仅有用于教学活动的正堂和支堂，而且还有孔庙、师生宿舍、图书馆、食堂、厨房、仓库、菜园等。正堂称为“彝伦堂”，共十五间，左列鼓架，右建钟楼，堂前设置石晷。支堂在正堂后面，共有六堂，每堂各十五间。根据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的统计数据，在册学生人数达八千一百二十四名，办学规模宏大。
国子监
在宋讷看来，孔子之道，垂范万世，建太学，便可以通过儒家那套修身治国、内圣外王的教化来弘扬天理，净化人心，改善社会风气，促进政治清明，因此是国家兴盛的基础。
对于太学的学生，宋讷给他们规定的课程内容是国家法律、政令以及儒家经典，要求他们学习《御制大诰》、《大明律令》、四书、五经、刘向《说苑》等，每日诵读，互相勉励，互相教诲，以达到成为正人君子和国家栋梁之目的。学生日课，规定每天写字一幅，每三天背《大诰》一百字，本经一百字，四书一百字，每月作文六篇，违者均要受到痛打。低年级生只通四书的，入“正义”“崇志”“广业”三堂；中等文理条畅的，升入“修道”、“诚心”二堂；在学满七百天，经史兼通的，入“率性”堂，率性堂的学生一年内考试满八分方可做官。
宋讷对学生的管束很严格，钦定的监规前后增订，一共有五十六款。比如，学生对课业有疑问，必须跪听。禁止议论国事及他人，禁止集会组织，禁止班与班之间来往，禁止评价饮食好坏，只许穿校服“襕衫”，不许穿普通人的衣服。有事先到本堂教官处禀告，出入必须要有出恭入敬牌。至于无病称病，出外游荡，会餐喧哗，点名不到，宿舍私借他人使用，唱歌夜饮等，全属于犯规，都要遭受痛打。最可怕的一条是针对侮辱师长及生事告状的，要杖责一百，发配到云南充军。
在宋讷担任祭酒期间，对学生的学业抓得很紧，讲课夜以继日，再加上体罚过于严苛，国子监里的生员常有人自尽。后来，学录金文征为了学生着想，与同乡礼部尚书余熂商量，由吏部出文书令宋讷退休。这年宋讷七十五岁，按照规定是应该告老的，不料宋讷在辞别皇帝时，说自己并非真心要辞官。朱元璋追问缘由后，勃然大怒，立刻把余熂、金文徵和一些关联的教官都杀了，还在监前张榜告示他们的罪状。这次反迫害的学潮，经由一场屠杀而被镇压。宋讷最终以八十岁高龄，死于祭酒任上。
时过境迁，转眼到了中华民国。
1912年，蔡元培管理教育部。对于大学办学，他已有自己的设想。比如，对于文理科的设置，他认为大学设法、商等科的，必设文科；设医、农、工等科的，必设理科。他还建议在大学设立学术研究机关，同时开设预科，以改善入学时的水平差异问题。1916年冬，蔡元培自法国回国，担任北大校长。在1916年至1926年的十年间，他以惊人的勇气与毅力，敢为天下先的精神，克服守旧顽固派的重重压力，推行了诸多革新措施，创造出一个全新的北大。
蔡元培
首先，蔡元培改革学生的观念。针对旧北大的种种弊端，科举时代遗留下来的劣根性，他到校后的第一次演说，就倡导“大学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
对于学科建设，蔡元培素来不赞成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孔子的主张，他对文、理两科给予同样的重视，认为文、理科是农、工、医、药、法、商等应用科学的基础，而应用科学到了研究时期，仍然要归到文、理两科来，所以完全的大学要各科并设，才有互相关联的便利。他还认为文、理不能分科。例如，文科的哲学，植根于自然科学；而理科的假定，也往往牵涉到哲学；心理学原先归属于哲学，而后使用实验法，应列入理科；教育学与美学也有同样的趋势。经过大刀阔斧的科系改革，他把北大的三科界限撤去，列为十四个系，废除学长，设置系主任，又创办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文学、国学四种研究所，使各科系平衡发展。
对于大学的师资，蔡元培也相当重视，不遗余力引进人才。他深知，改革能否成功，北大能否获得新生，关键就在于是否有“积学而热心的教员”。当有人向他推荐陈独秀时，他基于以往的了解，再翻阅了十几本《新青年》，就决定聘请陈独秀担任文科学长，亲自登门拜访并当面商定。他一方面与沈尹默、兼士兄弟，钱玄同、马幼渔、刘半农等人用新方法整理国故，另一方面，又经由胡适，为北大的英文、文学、哲学等科系招揽了很多人才。1920年起，他为自然科学各系请到了丁巽甫、颜任光、李润章等主持物理系，李仲揆主持地质系，在化学系增聘程寰西、石蘅青，在生物学系增聘谭仲逵，又为社会科学各系，请到王雪艇、周鲠生、皮皓白等。对于学术上的派别和各学科的教员，只要“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即使主张不同，也让他们并存，令学生有自由选择的余地。
当时，民族危亡，国家孱弱，学生运动风起云涌。蔡元培虽然认为，学生应以求学为最大目的，不应介入政治组织，但是对他们报以宽容的态度，“其有年在二十岁以上，对于政治有特殊兴趣者，可以个人资格参加政治团体，不必牵涉学校。”1918年夏，北京各校学生为外交问题结队游行，向总统府请愿。当北大学生出发时，蔡元培作为校长，力阻他们未果，第一次引咎辞职，被挽留了下来。1919年5月4日，学生又因巴黎和约签字问题与罢免亲日派曹、陆、章的主张，组织结队游行，蔡元培不仅未加以阻止，而且向警厅力保，积极协调释放遭逮捕的学生，随后再次引咎辞职，离开了北京。学潮立刻席卷全国，各地学生罢课，工商界罢工、罢市，政府知道势不可侮，决定不签和约，罢免曹、陆、章，五四运动的目的完全达到。蔡元培离任后，各方面要求他复任的呼声很高，加上北大又出了些纠纷，非其解决不可，他终于又回到北大。经此一事，他吸取经验，仿效德国大学，在北大组成了健全的教授会，使学校决不因校长一人的去留而引起恐慌。
蔡元培还有一点值得一提，那就是主张男女平等。1920年，有女学生要求进校，因为考期已过，暂录取为旁听生，到暑假招考时，就正式招收女生。他说：“教育部的大学令，并没有专收男生的规定；从前女生不来要求，所以没有女生；现在女生来要求，而程度又够得上，大学就没有拒绝的理。”这是男女同校的开始，此后，各大学都兼收女生了。
从明朝到民国，五百多年过去了，两位大学校长，他们各自的办学理念有诸多差异。这里并不存在谁是谁非、谁先进谁落后的问题。因为理念的差异，与个人所处的时代背景、文化氛围、内外部环境息息相关。从独尊儒术到学派并立，从华夷对立到洋为中用，从文史为纲到文理兼收，从男权社会到男女平权，从礼制森严到宽容民主……全都具体而微地体现在这两段历史中了，读者管中窥豹，自然能发现其有趣之处。还有一些问题，千百年来一直存在，仍具有现实性，也引发我们的思索。比如，对于学生来说，迈入中国的最高学府后，学习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应当以何种态度及行动来从事学业？对于校方和教师来说，如何不断完善课程内容的设置？如何权衡学科的应用性与研究性？在教化和约束学生时，应当建立何种规范？采用怎样的尺度？
俱往矣，两位校长的办学经历，已是百年前的陈话。然而，无论是宋讷这位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国子祭酒，还是蔡元培这位睿智开明勇于革新的北大校长，都对今天的我们有所启发。他们满腔热忱地投身于教育事业，深切关注学生的学业与修养，在校长的岗位上恪尽职守，尽心竭力，为中国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做出了贡献。他们身上，散发出与时代契合的知识分子的精神气质，其独特的人格魅力，至今让我们深受感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