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驾鹤西归，不负今生！
金庸：驾鹤西归，不负今生！
“凡是有华人的地方，就一定有金庸的武侠小说。”
金庸本名查良镛，1923年出生在海宁袁花赫山房。自唐宋以来查氏即是大族，父亲查枢卿毕业于上海震旦大学，回乡继承家业，他母亲徐禄是徐志摩之父徐申如的堂妹，先后生下良铿、良镛、良浩、良栋、良钰五子和良绣、良璇二女。1937年日寇入侵，良镛的母亲徐禄在逃难途中撒手人寰。
金庸对记者说，“海宁地方小，大家都是亲戚，我叫徐志摩、蒋复璁做表哥。陈从周是我的亲戚，我比他高一辈，他叫徐志摩做表叔。王国维的弟弟王哲安先生做过我的老师”。
1936年，查良镛在龙山小学堂毕业，考入嘉兴中学，第一次离开故乡袁花。然而好景不长，11月二十万日军在大雾掩护下从杭州湾金山卫、全公亭一带登陆，嘉兴危在旦夕，查良镛的家乡海宁首当其冲。
危难之际，张印通校长不顾经费不足和前途莫测，带领师生南迁。流亡师生从新塍出发，经乌镇、练市、余杭、临安到达於潜，本来打算上课，但传来11月24日杭州沦陷的消息，只好起程南行。流亡师生吃山芋，睡泥地，风餐露宿，行程千里，经过近两个月的跋涉，终于在1937年12月下旬到达丽水碧湖镇，继续求学。
高中毕业后，查良镛与江文焕、王浩然等人结伴踏上西去求学之路，继续乱世中的求学梦，查良镛辗转到达湘西。他决定在同学哥哥开办的私人农场一边干活，一边复习功课。直到1943年初夏，联考的考期将临，他才负笈前往重庆。
考取了西南联大外文系，这是查良镛的第一志愿。这所由北大、清华和南开组成的战时临时大学，成为千万学子向往的神圣学府。他虽然有幸被录取了，却因为没有钱，西南联大远在昆明，路途遥远，最后放弃了。他同时考取中央大学、四川大学的外文系，也觉得经济上负担不起，最后选择了不收费的中央政治学校。
查良镛在中央政治学校读的是外交系，他自称从小爱看外国名著，对英文很有兴趣。他想做外交官，主要是想周游世界。
查良镛课余也读共产党在重庆公开发行的《新华日报》，喜欢乔冠华以“于怀”的笔名所写的那些国际述评。1944年，他在重庆写过一篇短篇小说，题材是泰国华侨的生活，采用新文学的形式，题为《白象之恋》，参加重庆市政府的征文比赛，获得二等奖，署的是真名。
《东南日报》前身是国民党浙江省党部的机关报，后经过体制革新，成为公私合营的报纸。虽不能完全摆脱党报的色彩，却以“民间报”自许，在善于经营的社长胡健中手里成为一张有影响的报纸。当年杭州沦陷前夕，《东南日报》被迫西迁金华继续出版。1942年5月金华沦陷前，分两路后撤，一路撤到浙南，先后在丽水、云和出版；另一路辗转到了福建南平，创办“南平版”。
日本投降，《东南日报》分两路复员，“云和版”回杭州继续出版，“南平版”迁到上海，作为总社，胡健中亲自主持，陈向平主编“长春”副刊。杭州本是《东南日报》的发源地，这时却成了分社。查良镛在金华版和南平版发表过三篇文章，得到陈向平的赏识。陈向平便向杭州《东南日报》总编辑汪远涵推荐了查良镛。1946年11月20日，查良镛正式进入杭州众安桥的东南日报社做记者兼收录英语国际新闻广播。
查良镛在《卅三剑客图》中回忆，初人新闻界时曾写过一篇六七千字的长文《愿》，以真名发表在副刊“笔垒”上，就是将中外文学作品中的愿做意中人亲近物品的情诗收集在一起，其中提到英国诗人雪莱、济慈、罗塞蒂等人的诗句。他还编过“东南周末”副刊的一个专栏“咪咪博士答客问”，从1947年4月12日起，每逢星期六刊出，第一次刊出署名“宜”，就是查良镛的小名“宜官”，以后一直署名“镛”。这是个游戏性质的幽默专栏，比如问：世界最大的水力是什么？答案是：女人的眼泪。问：中国的民族性和西洋的民族性有何不同？答：中国人吃猪肉，故性懒，似猪；西洋人吃牛肉，故性蛮，似牛。有人问春日和夏日形状有何分别？他答：春日是“高”的，夏日是“长”的，有诗为证，白居易的诗“春宵苦短日高起”，唐文宗李昂的诗“人皆苦炎热，我爱夏日长”。
后来，上海《大公报》招聘电讯翻译，查良镛已应考并被录取了。同时，他因投稿关系被《时与潮》半月刊总编辑邓莲溪看中，邓请他做编辑，属于兼职性质。当年他在重庆就熟悉这本关心国际时政的期刊，还模仿它的路数自办过《太平洋杂志》。
查良镛对国际局势有着更多的关注，加上在杭州《东南日报》的工作关系，他对国际时事的感觉非常敏锐。他经常会翻译一些文章，1947年2月1日出版的《时与潮》半月刊，刊有他的译作《苏联也能制造原子弹》，署名“查良镛译”。他先后翻译《美国的通货膨胀与物价管制》、《马来亚的民族主义》、《维持和平的神秘武器》、《右派的自由主义》、《强权政治即是战争》、《美国物价高涨与对策》等。
1947年六七月，恰逢上海《大公报》面向全国招聘三名电讯翻译，查良镛凭着的中英文基础，特别是在杭州《东南日报》工作时所受的正好是这方面的专业训练，他在109名应聘者中脱颖而出，顺利通过严格的笔试和口试，第一个被录用。这是查良镛生命中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他从学生时代起就很喜欢《大公报》，1947年10月底，他迈进了《大公报》的大门。
《大公报》是满族的天主教徒英华1902年6月17日在天津创办的老报纸，以“开风气，牖民智”为宗旨，在晚清曾赢得敢言的名声，历经世变沧桑、几度易主，一度停刊，自1926年张季鸾、胡政之、吴鼎昌三人以新记公司名义接办以来，提出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四不”方针，为百年报业开辟了一条新路径。在动荡的乱世，《大公报》始终保持文人论政的本来面目，力图“用舆论的力量纠正这个时代的错误、黑暗与罪恶”，不断发表负责任的评论。《大公报》的作为，实际上就是中国报纸要成为“第四种权力”的一次卓有成效的尝试。1941年5月，《大公报》获得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颁发的奖章，这是世界性的荣誉，中国报纸获得国际荣誉奖章的只此一家，只此一次。
当青年查良镛踏进《大公报》的门槛时，“文人论政”的传统犹在，他还有幸近距离领略它的风采，接受那些报业前辈的熏陶。他在上海《大公报》是上夜班，不影响东吴大学法学院的学业，而且可以在《时与潮》兼职。
1947年底，查良镛进入《大公报》两个月后，胡政之面对国共战场上的激烈厮杀，感到前途迷茫，在两极对峙的夹缝中，坚持中道而行的《大公报》生存空间越来越窄了。为保存《大公报》的事业，胡政之把目光再次投向香港。1948年，胡政之带着费彝民、李侠文等骨干奔赴香港，筹备《大公报》香港版的复刊工作，查良镛也一同前往。
1948年11月，国共之战胜负将分，国民党大势已去，胡政之缠绵于病榻之上，主持《大公报》笔政的王芸生面临何去何从的抉择。在接到毛泽东亲自邀请他参加新政协的明确信号后，王芸生于11月5日离开台湾，8日抵达香港。两天后，他在《大公报》港版发表《和平无望》社评，标志着香港《大公报》的左转，这张曾经以“四不”方针、“文章报国”立身的民间报从此成了左派报纸。查良镛在《大公报》工作的近十年间，大多数时光都是作为左派报纸存在的。
1952年，查良镛在《大公报》做了几年国际电讯翻译兼编辑之后，转入《新晚报》做副刊编辑。在《新晚报》时期，与同事陈文统等下围棋成为查良镛业余的一大乐趣。他们谈得最多的是武侠小说，从还珠楼主的《蜀山剑侠传》、白羽的《十二金钱镖》到朱贞木的《七杀碑》……经常谈得眉飞色舞。他们都认为，文笔是白羽的好，《十二金钱镖》干净利落，人物栩栩如生，对话言如其人；但《蜀山》内容恣肆汪洋，作者异想天开。谈到书中的异派人物时，他们还会加上自己的不少想象，非常合拍。
1954年，香港发生一场轰动一时的武术比赛，太极派与白鹤派因门户之见发生争执，互不相让，白鹤派的陈克夫向内地来的太极派吴公仪下战书，以比武分高下，两派掌门人签下了生死状。因香港禁止擂台比武，地点设在一水之隔的澳门。此事在香港引起很大反响，至少有五千人赴澳门等候开场，不仅是街谈巷议的热门话题，也成为当时报纸争相报道的题材，《新晚报》几乎每天都有相关报道。比武触动了新华社香港分社主管左派报纸宣传工作的金尧如，他脑海中闪过一个念头：既然市民对比武的兴致如此高涨，何不趁热打铁，在左派报纸推出武侠小说连载，招徕读者，扩大发行量呢？1949年以后，武侠小说以其荒诞无稽在内地被禁，但金认为，左派报纸如果能打破清规戒律连载武侠小说，必可吸引大量港澳读者，以改变销量的困境。
此前，《新晚报》“天方夜谭”栏目连载唐人（严庆澍）的《金陵春梦》，“下午茶座”连载其另一部小说《人渣》，吸引了大量读者，但从未登过武侠小说。1月19日《新晚报》就在头版显著位置刊出“本报增刊武侠小说”的预告。20日，陈文统的《龙虎斗京华》就在“天方夜谭”开始连载了，署名“梁羽生”。这是梁羽生的处女作，也是成名作，标志着新派武侠小说的诞生。
从梁羽生的《龙虎斗京华》到《草莽龙蛇传》，查良镛都是忠实读者，他从未想过自己也要上阵。1955年2月初，罗孚和“天方夜谭”的编辑忽然向他紧急拉稿，说《草莽龙蛇传》已连载完了，必须有一篇武侠小说顶上，而梁羽生顾不上，写稿之责非落在他头上不可。他从来没写过武侠小说，甚至连小说也没有写过，迟迟不敢答应。经不起他们的劝说，查良镛只好答应了，打电话到报馆，报了个题目《书剑恩仇录》，但从哪里写起，他还没想好。
2月7日，发稿的日子到了，编辑派了一个老工友上门来等，在当夜九点前无论如何要有一千字的稿子，否则明天的报上就有一块空白了。老工友触发了他的灵感，他便从塞外古道上一个“年近六十，须眉皆白，可是神光内蕴，精神充沛”的老者写起，先把这个工友打发走再说。所以他说，“如果我一开始写小说就算是文学创作，那么当时写作的目的只是为做一件工作”。
2月8日，《书剑恩仇录》在《新晚报》的“天方夜谭”版开始连载，署名“金庸”。“镛”字拆成两半就是“金庸”，他自称“没有什么含意的”。金庸横空出世，从此世人往往只知金庸而不知查良镛。作为武侠小说家的金庸从1955年2月8日出场，这一年他已年过而立。
《书剑恩仇录》在《新晚报》开始连载的两三个星期，反应平淡，没有引起特别的轰动，刊载一个多月后，情况逐渐发生变化，曲折、起伏的情节打破了平淡的局面，深深吸引着读者，他们一路追着读下去。继梁羽生之后，金庸将武侠小说推向又一个高潮，而且大有后来居上之势，不仅在香港大有读者，东南亚一带也有很多人争相阅读。“游戏文字，居然有人喜爱”，令他意想不到。他最初答应罗孚只是试试而已。《书剑恩仇录》受到的欢迎出乎金庸的意料，动笔之前，他从未想过将来要做一个武侠小说家。世事难料，刻意追求的不一定开花结果，无心插柳倒是柳成荫。
1955年末，《新晚报》还在连载《书剑恩仇录》，《香港商报》副刊编辑李沙威就力邀金庸为他们的“说月”版也写一部武侠小说，编辑的恳切态度使他难以推辞，就答应下来了。从1956年1月1日起，他的第二部武侠小说《碧血剑》在《香港商报》连载。
从此，“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一代文坛侠圣的传奇就诞生了。
骤闻金庸先生于昨日去世，享年94岁，不胜感慨，遂想写一文记述先生生平。此文摘自《金庸传》，仅作为供众多读者了解金庸先生的一个窗口，喜欢金庸先生的更多事迹请看原书。如有侵权请及时联系我删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