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坑,我的家园 之 地震来袭
2008年那场地震,在5月12日的午后不期而至。
那是汶川人的殇,对于地处黄土高原的我的老家人来说,也是一场劫。
和往常一样,没有课的我窝在办公室里,跟一沓作业较着劲儿。
忽然,我心底涌起一股恶心的感觉,接着就看到办公室里的桌子椅子全都晃动了起来,发出“咚咚咚”的声响,头顶的电棒剧烈地摇动着,墙上的镜子“啪”得一声碎了,桌子上的作业、书、墨水都掉到了地上……
“房要塌了?”我第一反应。
“地震了,地震了……”外面一个女老师尖着嗓门喊起来。
我冲出办公室,在外面花园里玩的我的孩子已经不见了。众人都向操场冲去,我也跟着人群一起往操场跑,太阳依旧很刺眼,我感觉地面好像要裂开了。我们一摇三晃,向前两步,后退一步,所有的人脸色都铁青着,我看到我的孩子在他爸爸的怀里,连裤子都没有提好……
等到大家都跑到操场的时候,强地震已经过去了。
教学楼上上课的师生都下来了,有几个女生披散着头发,鞋子都跑掉了,摊倒在操场“嘤嘤”地哭了,人人脸色发白,个个失魂落魄。
稍微缓了一会儿。
大家相互看了看,还有两个同事没有到场。
几个男同事往操场外冲去,我也紧跟其后。
我最好的朋友还在办公室里没出来,她的女儿也在。
我们走到半路的时候,碰到了正往操场赶的三个人。朋友眼睛红红的,一看到我们,情绪突然失控,泪如雨下。
没有过多的言语,我拉着她,匆匆往操场赶。
到了操场,大家纷纷围拢过来,询问这两个人没有出来的原因。原来地震发生的时候,朋友和她孩子睡着了。地震一起,隔壁的男同事跑出门第一反应是救朋友和她的孩子,他“咚咚咚”的打开门,喊一声“地震了”,就抱起孩子往操场跑。朋友连鞋都没顾得穿好,也跟着他一起跑。
众人纷纷打趣男老师的侠义,紧张地气氛稍微缓和了些。然而朋友还是泪雨如注,我想,她有她自己难言的苦。
过了一会儿,同事们疯狂地打起电话来,先是打给家里的妻子或丈夫或孩子,接着打给老人,随后又打给兄弟姐妹……一边询问着那边的情况,一边叙说着这边的惊悚,一边又叮咛电话那边的人要往宽敞平坦的地方走……
一会儿家长的电话也打过来了,每一个班主任手里都高举电话,大声地讲着,一会儿又将电话交给身边的学生,让他们向父母报个平安。有些学生地震那会没哭,这会儿听到父母的声音,又抽噎起来。
彼时学校的校舍几乎都是危房,没有人有胆量让学生回教室继续上课。 全校师生只好聚集在操场,没有上级的命令,只能原地待命。
有几个老师便讲起了刚才教学楼上的情形:地震一起,教学主任就站在楼下大喊,所有上课的老师立刻扔下书本,组织学生往楼下跑。本来撤离还算顺利,结果有两个女生吓破了胆子,直接瘫在了楼梯上。这下可好,出路被堵死了。情急之下,那个胖胖的、矮矮的教学主任“噔噔噔”地冲上楼梯,一手一个,提起了瘫在楼梯上的两个女生,跟个大侠一样冲了下来。这才化解了危机。
大家一起戏谑教学主任的果断与英勇。我回头看了看这个平常被我们不放在眼里的、长得其貌不扬的教学主任,实在难以想象他矮矮的身子,怎么能有那么大的劲儿,提起两个人就往下跑?
原来在天灾面前,作为领导,责任和道义大于他的力气。
不一会儿校长传达上级命令:马上全校放假,收假时间等命令。学校留下值班的人,但不准睡宿舍。
我陪朋友到她的办公室整理东西,朋友的情绪稍微稳定了些。她告诉我,今天突然从睡梦中惊醒,那一刻她非常无助。远在西安的丈夫,近在咫尺的父母,平常关系好的朋友,此刻都给不了她任何帮助。如果那座危房突然坍塌,那么今天,就多了两个心有不甘的亡灵。女儿还那么小,还有她,只是个弱女子,也需要保护。然而关键时候,她的至亲竟然一个都靠不住。她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恐惧过,她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重新审视过自己的婚姻:两地分居,这场婚姻还有什么意义?
我无语。我知道她需要的不是安慰,而是倾诉。
收拾好东西,老师纷纷离校。我们因为以校为家,无处可去,就暂时留了下来。
下午带着孩子出校门去溜达,发现十字路口聚集着好多人。
大家一起高声地谈论着这场地震。有人说他家的矮墙被震塌了;有人说他在苹果树地里正干着活,看到树在“哗哗”地往后跑;有人说他亲眼看到一辆面包车在路上扭呀扭呀,从路左边一直扭到了路右边,还是走不到前去;还有一个人说他正在高处给人家盖房,结果就掉了下来,幸亏墙并不高……
意外让大家格外兴奋,快意地说着自己的所见所闻。偶尔传来一阵爽朗的笑声,有幸灾乐祸的,有不以为然的。
晚上,我们在学校大门口支了床睡觉。
有经验的老师告诉我们,可以把空的啤酒瓶倒栽在地上,如果半夜余震出现,瓶子倒了,玻璃破碎的声音可以提醒我们赶紧逃跑。
我们如法炮制,就有老教师讲起了笑话。
说是1976年唐山大地震时,他们村人也是用倒栽的啤酒瓶作为信号的。
结果有一天晚上,一个在外面喝了酒的二货村民半夜回来,黑暗中不小心撞倒了啤酒瓶。
全村人听到声音,立马往村里最大的那个场院跑。正当快要跑到的时候,不知道谁才发现是某个人撞倒了啤酒瓶。
大家紧张的情绪顿时缓解,相互一看,都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有的穿了上衣没穿裤子,有的穿了裤子没穿鞋子,有人把裤带搭在脖子上,有人把袜子噙在嘴里,有人穿着老婆的一双红鞋……
我们哈哈大笑,我心里想着今晚一定和衣而睡,免得到时候难堪。
第二天早晨七点多钟,我拥着孩子睡意正浓,就听见了架子车咯吱咯吱的声音,听到了急匆匆的脚步声,听到了扁担的声音,听到了牛过去的“扑踏扑踏”的声音……
睁开眼,看到许多农民从我们的露天床边匆匆而过,扛着镢头,挑着担子。原来他们,要去干活了。
我不禁感到非常不解:不是地震了吗?他们不应该避一避吗?
第二天我回到了老家,把地震当成天大的事儿的我,亲眼看到我的父母依然在田里劳作。我忽然有些明白:无论天灾人祸,日子都还要继续。这些朴实的庄稼人,哪有时间矫情?
然而我们是不能回到学校的,因为学校大部分是危房。
那一个学期,几乎没怎么上课。学校刚刚把师生召回去,教室都不敢进去(全部用红线警戒),搬出桌凳在外面上课,结果余震就又开始了……放几天假,再召回来,又震,只好又放……
后来就有人把政府大楼和学校进行比较,列举着危楼校舍的坍塌数量,控诉着某些官员的道德底线,“豆腐渣工程”这个名词一度叫得很响。
一心只教圣贤书的我,一边看着学校倒下来的矮墙,一边望下岿然不动的政府大楼,心里竟然也有了一丝愤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