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岁那年，我经历了什么（二）
11岁那年，我经历了什么（二）
病急乱投医，妈妈在极度失望无助的时候，又尝试了其他的办法。她带着我，一路汽车小货车颠簸着来到乡下老家。那天晚上，在一个昏暗低矮，烛光摇曳的农村平房里，我趴在东北土坑上，双手托腮，看着一个穿着奇怪头戴高帽的小个子老年女人，一边嘴里念念有词，一边挥舞长袖，跳“大神“。因为白天长途奔波，身体疲累，我几乎昏昏欲睡。最后那个老年女大神把什么灵签烧成灰包好交给妈妈，大概意思就是可以保我病除去根吧。那是我有生之年亲身经历的唯一一次跳大神，自然也是没什么用的。
回到家里，每天的生活大同小异。吃药，看书，睡觉，去医院，抽血，拿报告单，希望，失望……循环往复。为了消磨时间，我把家里找得到的书都翻出来看。在一本厚厚的《当代》杂志中，看完了刘心武的“钟鼓楼”。那算是我看的第一本正儿八经的长篇小说，沉迷其中，被里面的情节完全地打动，一直把它想成是真实的北京人的故事。有一个细节念念不忘：一对老夫妻煮好了一大锅粥，烙了春饼，等儿女们回家吃个团圆饭。结果，人是回来了，但话不投机，不欢而散。那粥表面起了一层厚厚的粘稠的皮，原封不动地留在锅里……
后来让我产生同样想法，现实与虚构傻傻分不清的，是王小波的“绿毛水怪”。
妈妈一直没有放弃希望，她到处打听，在冬去春来的时节，又带我去离家更近些的城市的医科大学附属医院住院治疗。这个医院名气没那么大，病人也少些。一个病房只住了3，4个人，清静很多。不过，它的病房设计很奇怪，每个房间的墙壁都是一面大玻璃，一长溜的病房可以一眼望到头。因为是专门的儿科病房，绝大部分陪护的都是妈妈们，除了刚住进去的时候有点不习惯，时间久了也坦然相对。
因为住院时间长，又有一个月之久，所以医生安排了第一间病房给我。那是只有一面玻璃墙的紧挨着护士办公室的房间，里面住着一位特殊病人—被医院误诊导致医疗事故的小男孩。医院和家属最终协商的结果，就是孩子终生留在医院。那个男孩叫刘锋，8、9岁上下，长得眉清目秀，看得出帅哥的影子。只是药物损伤了大脑，不会说话、行走不便，生活也不能自理，只能终生在床上度过了。
因为常年没有运动，再加上药物的作用，他看起来比同龄的孩子虚胖不少。轮流照顾他的是医院专门雇来的两位妇女。因为照顾久了，也对刘锋有感情。有时会跟妈妈感慨，说极少见到他家人来看望；每天还是会扶着他在地上走一会，又不无担忧地说再过几年这孩子越来越大，体重越来越重，恐怕很难照顾他了，翻身都是问题。妈妈听了也唏嘘不已。
在医院住了一段时间后，我不时感受到一双眼睛总是远远地追随着我。那是住在隔了三四个病房里的一个男孩子，和我年纪相仿。他很害羞，偶尔在走廊上碰到，也是一低头快快地走开，从没跟我讲过话。可是我知道他总是在寻找我的身影，越过几个房间里不时走动的人们的头顶，看我一眼，就很满足。每天熄灯睡觉前，例行公事般对视一下，彼此心照不宣。他的病情怎样我不得而知，也许治愈或者转院，总之，他出院了。当我确认那个病房里原本他睡的那张床上又来了新病友后，失落又惆怅。好像丢掉了一个并不贵重但很珍视的礼物，只能在记忆里体味曾经拥有的那份美好。
在医院大门正对面，有一间非常小的饺子铺，由3、4个中年妇女经营，她们只现包现卖一种饺子，韭菜猪肉饺。每次进门永远看到有两个人坐在那里手法娴熟地包着饺子，一个人在厨房里煮。那是我吃过最好吃的饺子，连我妈都承认这一点。她们的生意非常好，每天大概卖多少也很清楚，所以一般不会营业很晚，去迟了就买不到了。饺子分大份小份两种，如果妈妈中途回家留我一个人在医院的话，我通常都跑到这里来吃一份小份的水饺，有时还帮照顾刘锋的阿姨代买一份。现在回想起来，仍止不住咽了咽口水。
在这里的治疗有了很大进展，那个主治医生是位慈祥的奶奶，她认为是我的扁桃体经常性发炎导致的肾炎，所以最佳治疗方案就是把扁桃体摘除，但前提是尿液里没有红血球才行。所以，我每天验尿检查，眼巴巴地盯着化验单，希望那个+号不要再出现。我算是那段时间除刘锋以外住得最久的老病号了，妈妈和医生护士相处得很熟，我也时不时地去护士办公室跟姐姐们聊天。那个+号没有消失过，某天，妈妈实在等不急了，看到化验单上仍有一个刺眼的+，没有把它直接拿给医生，只是口头告诉她已经没有加号了。医生相信了妈妈的话，于是安排做手术的时间。
对医生来说，这是个小手术。但对妈妈来说，却不轻松，她担心又害怕。我表现反而很淡定，护士带我走进手术室时，还笑着对守在门口的妈妈说，没事，我不怕。
那个手术室可真是简陋啊。我进门后就被安排坐在门口的一把白色椅子上，原来手术就在这里进行。主刀的是位中年男医生，他身后站了一圈十几个医大的学生，在现场观摩实习。我开始还有点不自在，有个年轻的女学生一直问我问题，想要分散注意力，放松心情。然后一块头罩样的白布套到我的头上，只露出嘴巴的位置。医生要求我大大地张嘴，把一个固定支架放进去，这样舌头不会乱动影响手术进行。同时，把一个医用托盘放到我手上让我拿稳。女学生还在问我什么，但我已经无法说话，只能含混不清地嘟哝。
虽然眼睛被蒙住，但从鼻子下的空隙还是清楚地看到一个针头伸进去，那是打麻药呢。我感到一阵钻心地疼痛，眼泪一下流出来。接着医生拿着一把小刀又伸进去，切割的动作很快，时间也很短，虽说打了麻药，还是感受到更剧烈的疼痛。两块肉瘤状的东西从嘴巴里滚落出来，有一块还掉到了我的裤子上，被医生捡起放回托盘。整个手术过程不过半小时。
等那块白布从头上摘掉，我已经头晕目眩，被护士搀扶着走出来，回到病房就睡过去了。等醒过来，天已经黑了，嗓子疼得要命，护士拿了冰袋放在脖子上止痛，只能吃凉的流质食物。来查房的医生都向我竖大拇指，夸我勇敢坚强，爸爸也专程请假来看我。神奇地，过了两天再验尿，真的+不见了。妈妈拿着化验单冲进病房，自打我生病以来，我第一次看到她的脸上是那样发自内心的喜悦。
9月，我和妹妹一起走进校园，她上学前班。我原来的同学们已经升入六年级，而我只能插班重读五年级。一切都已过去，一切将再开始。11岁，对大部分的孩子来说，是稀松平常的；但于我而言，那一年，是我从小女孩成长为少女的分水岭。我经历了身体上的病痛，也目睹了鲜活生命的转瞬逝去，意识到生命的无常；感受了懵懂的纯真的情感，迎来了初潮，体会到浓血的父母亲情。那是我飞速成长的一年，在人生这所大学里，留下了浓重的痕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