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故事
王硕老师曾讲了一个其在美国课堂听到的故事。
老师把我们领进课堂坐下,不一会儿进来位老人,坐在主讲位置,两翼是准备提问的学生们。老师说,这是伊迪斯·伊格尔(Edith Eger),大屠杀幸存者。她说自己是幸存者(survivor),不说自己是受害者(victim),幸存者强调活下来了,受害者则强调受害。 你们永远不能允许他人把你应该是什么人的观念投射到你身上。
我是匈牙利犹太人,出生的地方现在划归捷克。匈牙利犹太人是东欧犹太人被纳粹迫害最晚的一批。1944年,我16岁那年,某一天早上,一家人吃早饭,爸爸亲亲我的额头说,“我爱你。”第二天,我们全家就被抓起来了。
那是纳粹对犹太人最终解决方案(final solution)的一部分,15个受过良好教育的聪明人,制定好计划,要系统地消灭犹太人。我们家没能躲过。
我们被带到奥斯威辛集中营。进去的人排成长队,尽头站着一个纳粹军官,后来我才知道,他就是著名的魔鬼医生门格尔。他指左边,人们就往左边走;指右边,人们就往右边走。他把妈妈指向左边,我很自然跟着妈妈走,门格尔叫住我,把我指向右边,对我说,“你妈妈先去洗个澡。”
后来我才知道,妈妈往左边走,走进了毒气室;爸爸则在刚到集中营时就被枪杀了。
我没哭,没有感受,完全处于震惊当中。使我活下来的是好奇心,我想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我从小跳芭蕾舞。门格尔喜欢艺术,有时要我给他跳舞,我就在他面前跳起来,看到不远处的焚尸炉冒出黑烟。每次跳舞,门格尔会多给我些面包。
进集中营之前,我已经有男朋友。他给我写信,信中说,“我想你的眼睛,我想你的手。”每当我觉得活不下去的时候,就读这封信,决心活下来。今天活下去,明天才有自由,有自由才能与他重逢。
但是他也被杀了。
每当我在集中营遭遇折磨的时候,我就告诉自己: 他们才是困徒,我不是,我的良心是干净的。
1945年,美军第80军解放了我。我清楚记得当年,我抬起头,看见厚嘴唇,看见黑皮肤,那是我第一次看见黑人,他穿着美军制服。
从集中营出来以后,我才知道父母和兄弟遇害,那是我最痛苦的时候,也是我最想自杀的时候,挺过来了。如果我能做到,你们也能做得到。 如果要对你们有什么建议,那就是不要太早放弃,不要因一时受挫受很久折磨。
我在医院里遇到了Eger,他是匈牙利巨富家族的后代。后来有人问我,“你爱他吗?”我说,“他给我带匈牙利香肠。”
阔太太日子没过几天,苏联来了。我们又变得一无所有。带着6美元,我来到美国。
与许多大屠杀幸存者一样,我为自己幸存感到内疚和羞愧。有30年之久,我保守自己是大屠杀幸存者的秘密,直到70年代,我重回奥斯维辛。女儿说我回来以后变了个人,我决定,自己的内疚和羞愧要说出来,告诉别人。我的疗伤才真正开始。
在这之后,我才开始学习心理学,自医医人,帮助那些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患者。我告诉自己,幸存者内疚和羞愧本身无关纳粹,每个人要找到自己心中的纳粹(find the NAZI in you)。
最后,不要让年纪成为你们做任何事情的障碍。我拿到博士学位时已过50岁,今年要满90岁,但觉得自己比50年前还要年轻。9月我的新书就要出版,书名叫《选择》。
你们的人生必须是自己选择的结果。永远不要放弃。
重创之后如何疗伤
“知道为什么活着的人可以承受用任何方式活下去。” 尼采这句话,是身处逆境中人们的格言,也是一再回荡在《活出意义来》( Man's Search for Meaning )这本书中的强音。
维克多·弗兰克(Viktor Frankl),维也纳人,犹太人,心理治疗师,幸免于奥斯威辛和达豪集中营,在集中营期间为囚徒做心理治疗。战后出版 Man's Search for Meaning , 融汇心理学家自渡渡人的冷静,被迫害者向死而生的灼热,洞察人性后仍存的宽厚,于绝地成就经世济人的真知。真与善在地狱融为一炉。在弗洛伊德和阿德勒之外,创出又一支奥地利心理治疗学派:意义疗法(logotherapy)。伊格尔多年以后的心理学训练,也正是从意义疗法开始。
这是从集中营诞生的心理学派。
下面是我读《活出意义来》一书的摘记。弗兰克所著与伊格尔所说,完全一样。在人生的绝地,也许只有一种皈依。
集中营里的生存竞争,一半从党卫军的爪下活下来,另一半是与其他囚徒相争。人人都被一个念头占据:要活着回去。当挑选谁被运走肉体消灭时,一个囚徒把别人顶上去不会有一丝犹豫。那些幸存的人,时刻准备着用任何方法活下来,不管是暴力、偷窃、出卖。我们活下来是个奇迹,那些真正最好的人,没有归来。
集中营里,一个人是卫兵还是囚徒,并不能告诉我们他是什么人,慈悲在哪个群体里都存在。一个卫兵把他的面包省下来给我,我泪流满面,这远不只是一小片面包,他还给了我一些只有人才有的东西。 世界上只有两种人,一种正派,一种不正派。两种人到处都有,分布于社会所有群体之中,没有一个群体只有一种人。
哪怕在集中营里,人仍然可以有选择。在可怕的心理和身体折磨下,还有人保有一丝精神的自由、心灵的独立。他们从一间囚室走向另一间,安慰他人,分享自己的最后一片面包。虽然人数很少,他们证明,什么都可以夺走,惟有最后一种自由属于自己: 在任何情况下,选择自己的态度,选择自己的道路。
这样的选择无处不在。每天,每时,都要做决定,决定要不要向那些夺走自我的力量低头,决定要不要放弃自由与尊严。尽管缺少睡眠,食物不足,精神受折磨,一个囚徒最终变成什么样的人,取决于内心决定,而不仅是集中营环境的影响。集中营里,你也可以决定保持尊严。那些不能控制的力量可以夺走你所有的东西,除了一样,就是你决定如何面对这些力量的自由。你无法控制生活中什么降临到自己身上,但总是可以控制你的感受和行为。
陀思妥耶夫斯基说过: “我只怕配不上自己的苦难。” 一个人既可以选择保有勇气、尊严和无私,也可以选择在生存竞争中像动物一样无所不为。你是把苦难当作磨刀石找到只属于自己的内心力量还是放弃?决定你是否配得上自己的苦难。
要给囚徒以力量,就必须帮他们找到向前生活的目标。向前看才能活下去,这是人的特质,也是渡过最艰难时刻的救赎。
有人会说:“我对生活已经全无指望。”我们必须告诉自己,也告诉他,我们对生活有什么指望已不重要,重要的是生活对我们还有什么指望。我们得放弃问生活的意义,而把自己放在被拷问的位置,每天,每时。回答不是空话也不是冥想,而是行为和举止。生活最终意味着承担寻找正确答案的责任,并履行它持续加诸于自己的任务。
生活不是像弗洛伊德所说是追求快乐,也不是像阿德勒所说是追求权力,而是追求意义。意义来自有用的工作、爱,以及艰难时刻的勇气。
从集中营归来,幸存者最光辉的体验,就是懂得,在承受所有痛苦之后,再也不用恐惧任何东西,除了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