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 | 报界成就一生，武侠只是“副业”？
在本篇文章提笔之前，思考了下面三个问题：
1.查良镛早期凭借什么优势在报业立足十年之久？
2.查良镛创办《明报》，何以从香港报业中脱颖而出？
3.如何看待查良镛的社评和金庸的武侠小说之间的关系？
查良镛的一生都与报界息息相关， 报业对于查良镛不仅仅是一份事业，更是他抒发政治抱负和情怀的载体。
金庸武侠的诞生，更是当时政治背景下，查良镛对于政治情感的抒发和寄托，武侠小说具有的兼容性，给予查良镛更大的施展空间。
带着上面三个问题，一起来聊聊你不知道的查良镛。
一、查良镛早期凭借什么优势在报业立足十年之久？
1.优势立足——实力创造好的机遇
查良镛一生能有如此高的成就，与他的勤奋好学是分不开的。
读《金庸传》你会发现，自始至终，查良镛一直坚持在做的事情就是学习，不熟悉的人都感觉他学识渊博、知识面广。
他曾讲过一种学习方式——即学即用：若有需要，立即去学，把不懂变得稍懂，从外行转为半内行。
机遇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正是由于查良镛这种好学、深入学习的态度，让他在当时名声显赫的《大公报》招聘时。
在没有后台关系的情况下，从109位竞聘者中首位被录取，仍旧从事擅长的翻译工作。
当时的《大公报》一直秉持“文人论政”的办报宗旨，查良镛也发挥自己文笔特长以及长期以来在上一份翻译工作中的经验积累，时常在报中刊登自己的短片时政评论，正是这当时不起眼的政评，树立起了后来《明报》独特的报格。
后来转入《新晚报》做“下午茶座”的娱乐副刊时，需要书写大量影评、剧评。
为写影评，不断地看书、查资料，会去查阅与电影相关的历史典籍，分析戏剧的来源和始终。这就好像今天很多畅销书中写到的：精读、深入学习，如出一辙。
影评写多了以后，便融会贯通开始编写剧本，这对于后来的金庸小说的创作，潜移默化中起到了助力的作用。
查良镛还研修过舞蹈，金庸笔下的武功多出自他的想象，但细心的人还是能发现武功的源头，形方面源于舞蹈，神方面源于道家思想。
对于中国文化历史的整体把握，深厚的历史文学素养，以及对于艺术各方面的研习，最终融会贯通才成就了一代武侠小说大师。
所有专注的努力都不会被辜负。正是这最平凡的努力，让查良镛慢慢从报界脱颖而出。
查良镛部分影评、剧评摘录
金庸 | 报界成就一生，武侠只是“副业”？
2.虚心求教——塑造报人理想和责任
查良镛通过自己的努力进入了当时已有名声的《大公报》，初入报界便遇到了富有人格感召力的报界前辈。查良镛一生都怀念几位可敬的老大公报人。
与胡政之老先生相处一个多月的时间，工作吃住都是在一起，感受到老先生对于报业的热爱和赤诚，这对查良镛思想和精神的影响是深远的。
还有被誉为报界的“翻译圣手”杨历樵，热心扶植查良镛，手把手教他一些翻译的技巧和分寸的把握。
他们把毕生的心血都献给了新闻事业，是查良镛在办报时时常想起的楷模。
查良镛一生都感谢恩师的教导提携之恩，从他们身上深深体会到一个报人的理想和责任。
查良镛传承了老一代报业人的精神，在当时混乱的政治局面下，足以支撑查良镛走得更远。
3.金庸出世—— 无心插柳柳成荫
可以毫不客气的说，金庸一开始写武侠小说，完全是赶鸭子上架。
金庸自己也曾表示过，写第一部作品《书剑恩仇录》时，只是想要完成一份领导安排的工作而已，报上书名以后还没有想好要写什么。
就在《书剑恩仇录》连载一个月以后，随着情节的起伏变化，逐渐备受关注，好评不断。
金庸——一个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的读书人，在经历动荡乱世之后，独在异乡通过武侠小说展开对人性无限丰富的独特理解。
金庸的小说一定程度上赋予了报业新的生命，也给当时连载的《新晚报》《香港商报》带来了可观的发行量。
小说家往往太过依赖生活积累，反而忽略了自身文化修养的重要性。
金庸的武侠小说会更具有兼容性，行云流水般的文字，环环相扣的情节，语语引人的历史背景，是和金庸深厚的历史文化修养、中国历史的整体把握以及政治情怀是分不开的。
这是查良镛作为报业人，独有的一份优势。
从1947年正式进入《大公报》至1957年离职，整整十年在报业从事翻译、编辑的工作。这十年报界经历，为查良镛打下了坚实的报业基础。
查良镛初期报界经历整理版
金庸 | 报界成就一生，武侠只是“副业”？
二、查良镛创办《明报》，何以从香港报业中脱颖而出？
1.武侠小说为支柱艰难创业
当时香港流行一种说法：假若和你有仇，最好劝你拍电影；假若和你有三世仇，最好劝你办报纸。
金庸离开《大公报》，在无背景无雄厚资金的情况下，开始创办自己的报业《明报》。查良镛不断重申《明报》“不左不右，绝对中立”的立场。
但毕竟因为初创期报格摇摆不定，导致两面不讨好，举步维艰。
在最艰难的前三年创业期，《明报》能奇迹般的活下来，说《明报》是他的武侠小说支撑起来的并不过分，是他的武侠小说吸引了一批之前固定的读者。
当时连载的小说《神雕侠侣》，金庸一度认为《神雕侠侣》的结尾在文学上是一个败笔，为了迎合读者，不得不安排最终大团圆的结局，生怕读者一怒之下，再也不看《明报》。
在查良镛最艰难的那段创业期，武侠小说在一定程度上成了他情感抒发的载体。
表面寡言木讷的他内心却很坚韧，这何尝不是他笔下的郭靖。
《倚天屠龙记》中对于人性的思考，“正中有邪，邪中有正”发挥地淋漓尽致。
2.文人论政，独步文林
1962的“五月逃亡潮”改变了《明报》和金庸的命运。
看到内陆逃亡过来的难民们得不到政府的资助，正是这激起独在异乡的金庸内心的愤怒。
果断放弃了中立的办报宗旨，连续发表社评文章，呼吁社会关注。由于他的社评独辟蹊径，在新闻报道之外凸显出“人道主义和个性”，因而备受关注，从香港林林总总的报纸中脱颖而出，发行量飙升。
在这样的形式下，查良镛创办了迎合读者的“自由谈”专刊，重新拾起“文人论政”的办报理念，大量发表个人社评，针对当时“人民公社”“中苏关系”等实事要政，发表了自己独特的社评见解。
包括后来《明报》与其它报社的舌战，更是激起了读者的阅读兴趣，《明报》借助金庸出彩的社评，扶摇直上，一举脱颖而出。
很多人买《明报》就是为了读他的社评，还有读者多年剪辑社评，一读再读。
金庸的社评有先机的触觉，鞭挞倒行逆施，敢言人所不敢言，令人耳目一新，有针砭时弊的功能，令人在混沌中清醒。
查良镛撰写的社评和政论，总共约两万篇。查良镛一只手在撰写着“娱乐性读物”的武侠小说。
另一只手，正在撰写着“铁肩担道义”的政论文章，推动着《明报》向前发展。
三、如何看待查良镛的社评和金庸的武侠小说之间的关系？
金庸曾表示，当初撰写武侠小说，主要是为了报纸的生存，他对于武侠小说的文学性评价并不高。
“武侠小说虽然也有一点点文学的意味，基本还是娱乐性读物，最好不要跟正式的文学作品相提并论。”
金庸小说的背景多写于易代之际（如宋辽之际，元明之际，明清之际），此种关注国家兴亡的思路，既有政治家的人生感慨，也有“乱世天教重侠游”的现实考虑。
其间往往纠合着激烈的民族矛盾，而这正是其驰骋学识与才情的疆场。
同时，《明报》事业，也使得金庸区别于其他的武侠小说家，陈平原评论查良镛为“有政治抱负的小说家”。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查良镛更看重的可能是报业中理想的实现。
社论和小说，一边诉诸理性和分析，一边依赖情感与想象。前者需要显示，后者不妨浪漫。如此冷热交替，再清醒的头脑，也难保不串行。
在这种共同创作的条件下，小说很难被边缘化，势必会介入现实政治和思想文化进程。
查良镛一生精力多投入到报界中，立足于此，成就于此。值得思考的问题还有很多。
欢迎留言一起聊聊你的金庸印象！
喜欢我的文字，点个赞再走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