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论
陶扬鸿
史者，事也，事者，已也，史者，已过者也。自有书契以来，即有史，远古结绳记事，自黄帝后，仓颉造字，而记于竹简，仓颉，亦黄帝之史官也。吾国历史，可详而知者，自唐虞，《尚书》始于尧舜也；可考而征者，自轩辕，《史记》始于黄帝也。夫黄帝无征蚩尤之大举乎？而《尚书》奚不载？以黄帝多传说，无文字之载也。夫燧人，非钻木取火，伏羲非观天象而画八卦，使人别于禽兽乎？而《史记》奚不立？以燧人伏羲太古，尚无文字史官也。而古之史官其于史也慎矣，必据而信，必信而取。或问：“《尚书》始记尧帝，《史记》首立黄帝，《史》奚早于《书》？”余以为《书》作于西周，彼时礼乐典章始备，而于史尚不备，自孔子作《春秋》后，人益重史，索资弥富，史迁生于盛汉，便于网罗天下旧闻，故可闻《尚书》以前之事。亦可见后人未必不如古人之知史，且有进于古也。
王阳明以五经皆史，曰：“以事言谓之史，以道言谓之经、事即道，道即事，春秋亦经，五经亦史。易是包羲氏之史，书是尧舜以下史，礼、乐是三代史，其事同，其道同。”阳明继程明道、陆象山之风，好作浑沦之语，彼又言心即理。余以为义而简者为经，事而详者为史，经之与史如阴之与阳，谓阴中有阳，可也，谓阴即阳，则谓男即女，妄也。经中有史，而不可谓经即史，史即经。以经为史，而经陋；以史为经，而史迂。史不囿于经，经不出于史也。儒者以经即史，始之阳明，而清儒章学诚阐其理，民国章太炎扬其说，马一浮恶之，斥之“误尽苍生”，有以也夫！
史何由而作也？盖人必有事，然事有忘，远古之人无文，则结绳记事，然事多易乱，则作文字以记之。黄帝以后，而严君臣之分，为礼乐之制，典章始创，而政治始有矣，欲以为治，则不得不有专记，而史作矣。《记》曰：“左史记言，右史记动。”而三代之史，《尚书》以记言，《春秋》以记事也，或曰：“《书》亦有记事者，《春秋》亦有记言者。”然各有所偏重也，《书》言详而事略，《春秋》事详而言略。唐虞以前之史，尚矣，未有书也，吾国史书最早者，为《尚书》，西周所作也，距今三千年。《书》亡而后《诗》作，《诗》亡而后《春秋》作。《春秋》，原鲁史也，孔子笔削之，以贬乱臣贼子，正一代之法。
呜呼！幽厉以后，而周德衰，《诗》兴焉，以刺周之政；东迁以后，而王道圮，《春秋》作焉，以续王道之绝。自幽王失政，而夷狄猾夏，幽王死于犬戎；自桓王匪德，而诸侯僭上，桓王伤于祝聃。然犹赖桓文尊王攮夷以维之，桓文既殁，侯无定伯，民无定主，强凌弱，众暴寡，大并小，暴君代作，至于臣弑其君，子弑其父，乱极矣，司马迁曰：“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申侯引犬戎以灭宗周，而华夏辱矣；郑臣荆楚以凌中国，而天下乱矣；赵鞅弑其君灵公，蔡般弑其父景侯，商臣弑其父成王，而人道亡矣。天子不能正，诸侯不能讨，士大夫不能贬，孔子惧焉，作《春秋》以继三王，尊华夏，正人道，有微言，有大义。微言，定哀为近，而有所隐；尊亲有大慝，而有所不忍。大义者，华夷人禽义利之辨也。杞用夷礼，则贬之，尊华夏也；楚子商臣弑其父，而名之，正人道也；子臧辞国而褒之，贵君子也。
善哉董子之言曰：“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知《春秋》之微言大义矣！是非二百四十二年，远古不足征，近代易为鉴也。贬天子，王道之衰，由于天子失德，桓王任人惟私，以召郑庄之侮；退诸侯，天下之乱，由于诸侯放恣，郑伯无行，以延楚子之侵；讨大夫，人道之亡由于大夫专权，赵简子阴鸷，以致灵公之死。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或以夫子无位，孟子曰：“《春秋》者，天子之事也。”夫天子，亦夫子所贬也，岂止天子之事而已哉？孔子代天行褒贬诛讨之权也，天子亦人爵也，承天而立。幽厉以后，天子不知畏天，而僭天，天子僭天，则诸侯僭天子，而鲁用天子之仪；诸侯僭天子，则大夫僭诸侯，而季氏用诸侯之礼；大夫僭诸侯，而陪臣欲乱矣，故阳虎劫季氏；陪臣执国柄，而处士横议矣，故范雎陷穰侯；处士横议，而庶人为盗矣，而盗杀楚声王，陈吴刘项以庶人起兵灭秦，而卒以代周。故曾子叹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孟子曰：“万乘之国，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上凌下替，而圣王封建之法坏，虽有孔子之圣，而不能挽之也，及获麟见，而哀叹曰：“吾道穷矣！”周亡于暴国，秦亡于庶人，封建既废，而上下无固位，贵贱无定势。张角以盗贼而欲干天位，五胡以夷狄而欲攮正统，乱东汉者，盗也；亡西晋者，夷也。流至五代元清，朱温之盗，而可代唐；蒙古满洲之夷，而可代宋明，愈凌替矣，岂不哀哉！孔子曰：“呜呼哀哉！我观周道，幽厉伤之。”岂独为周哀，为封建哀，为万世哀也！幽王之死于犬戎，始乱夷夏之防；桓王之召侮于郑伯，始坏封建之法，孔子所忧也，故《春秋》不得已而作也，孔子行天权，行万世之权，以为褒贬赏罚，孔子之任也重矣，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而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人必以为僭，权贵必以为忌，故又曰“罪我者其惟《春秋》”。王道虽衰，封建虽废，而后世犹赖《春秋》以维大纲，虽尝亡于夷盗，而终复之，此夫子之功所以贤于尧舜也。《春秋》微言深，大义严，以史而为经，史之极也，司马迁欲继之，欧阳修仿之，朱子法之，船山扬之，是亘古今而不易也。虽事为桓文，而以桓文明王道；虽年为二百，而可鉴资万世。
《春秋》善恶并书，善以为劝，恶以为诫也。司马迁以为礼义之大宗，其所褒之善可宗也；孟子曰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其所贬之恶可惧也，昔人有谓“一字之贬，严如斧钺；一字之褒，荣于华衮”。呜呼！以史正人心，而孰有过于孔子哉！《春秋》，大经也，虽文成数万，义指数千，辞极简，意极深，公羊、穀梁为传以阐其义例，左氏为传以详其事迹，而三传为《春秋经》之辅，舍三传，无以读《春秋》也。历代注《春秋》者不可胜数，阐其义者，汉代有董仲舒、服虔、何休，董子以《春秋》为汉制；近世有刘逢禄、康有为、蒋庆，康南海以《春秋》革清政。然董子有阐之未尽，而流于疏；南海有曲之随己，而流于诡。欲观春秋之后学，当取法王船山也。
善继《春秋》体例者，莫过于司马迁《史记》，事必核，书必直，不隐恶，不溢美，后世誉为良史。其创纪传，合《尚书》、《春秋》之体例为一，历代宗之，其叙事论人，变化无端，章学诚称其圆而神。迁志亦雄，欲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立《孔子世家》，以尊圣人；列《儒林传》，以崇儒术，迁之卓识也。然迁，豪杰也，而非圣贤也，秉笔直书，足继南史，然好奇猎博，事有不实，言有所疵，又有所激，而杂之以私情，不合圣贤之道也。班固讥迁曰：“其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而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王允、王船山斥其为谤史。迁之父尊黄老，迁受其染，而取孔子见老子无稽之事以为老子传，以尊老子也；彼见夷齐饿死，盗跖横行，而疑天命无常；又以享其利者为有德，曰衣食足而知荣辱。彼不明《春秋》华夷之辨，以匈奴为夏禹之后，而使后世夷狄入主中国者有所托，伪称圣帝明王之裔；因为汉武帝所刑，而于武帝多所贬刺，作《今上本纪》多叙封禅以明武帝之失德，至于大破匈奴之功，表彰六艺之业不书，此迁之失公也。班固《汉书》矫之，彰其雄材大略，使汉武之功不没于后世。然迁固史家之杰，班固继之，而有不及，迁通变化，而固守绳墨也，然固之严谨甚于迁，开断代之史，改《书》为《志》，增《艺文志》，为百代祧宗。继迁、固者陈寿，作《三国志》，高简有法，可比《春秋》，然于曹马易代之事，多所讳，为曲笔，党司马以诬曹氏，不及迁、固，直笔绝于魏晋！至于范晔之《后汉书》，差比迁、固。
四史以后，最称良史者，其《晋书》乎！其文之美，盖后世史书罕有，其描人叙事之灵动，可比史迁，而详叙晋室失德，八王争权，五胡乱华之由及其经。割据称雄，胡人僭窃者为载记，明华夷正闰之辨也，而有憾焉，于冉闵诬之为乱，而闵杀胡归汉至殉国之烈不彰于后世。《梁书》，亦《晋书》之伦也。其他史，则非芜而乱，则怪而僻，失义乱理，不足道也。
呜呼！魏晋以后，史失其实，文篡盗为禅让；宋齐以后，史乱其统，美夷狄为华夏。始文篡盗者，陈寿也；始美夷狄者，魏收也。魏收为元魏作史，颂其功德，比之为文武，以魏为中华，反诟宋齐为岛夷，史家之汉宄也。然魏收固生于元魏，彼固元魏之臣，而唐太宗一统天下，作《周书》，犹以鲜卑之朝为正统，盖以唐承隋，而隋承周，而尊周也。至宋司马光作《资治通鉴》正之，而以宋齐梁陈为正统。而欧阳修之修《新五代史》欲继孔子，法史迁，实乱义例也。五代，乱世也，乱过春秋战国，易位频，杀戮多，正统绝，而修以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为正统，夫朱温，盗也；李存勖、石敬塘、刘知远，夷也；郭威，琐夫也。朱郭可代唐，则七国可代周；李石刘可代唐，则五胡可代晋。且五代形同战国，名之为《十国记》，可也，而恶可以正统与之！修有文才，无史识，乃为此陋，流极元明民国，元修《辽史》、《金史》与《宋史》齐，明修《元史》以继宋，民国修《清史》以继明，而华夷之防裂矣！修其孔子之罪人欤！
黄犁州曰：“孟子曰：‘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吾谓使乱臣贼子得志于天下者，其后之作史者乎！”呜呼！此犁州之激言也，然亦何尝非实？孔子作《春秋》，先褒其善，后贬其恶，而褒贬无不得中，褒其善，而足以劝善；贬其恶，而足以警恶，其义严，其法谨，固为乱臣贼子所惧也。《春秋》，圣人之作也，而后之作史者，多为雕虫之士，乏行业。陈寿之作《三国志》也，党司马以诬曹髦，司马怀奸盗之心久矣，专制朝廷，以君为傀儡，曹髦所谓“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也，欲效鲁昭公讨司马昭，不幸为成济所刃，其烈可敬，其情可哀！而陈寿为司马回护，载司马诬髦欲弑逆于太后之词，故见杀，寿其有人心乎？非有裴松之之注，引《魏略》之记，而司马之恶隐，曹髦之冤不雪于后世。又曹爽，魏之宗也，虽然无行，而固无大恶，司马懿除之，以专国柄，而极其丑诋，夏侯玄、何晏、李丰，皆魏之忠臣也，皆因与司马为敌，而诬其佞。至于嵇康，魏之贞士，则不为立传。魏之忠臣尽，而司马炎以之篡魏，而寿美其禅让，曹丕之篡汉，亦曰禅焉。而后宋齐梁陈之史，亦袭其例，岂非使乱臣贼子愈得志于天下乎？又有详叙其为恶之举，无贬辞，不使后世读者诫，而反生歆恶之心，乱臣贼子不以为惧，反以为计，史愈多，而乱臣贼子愈多矣！
至于魏收之作《魏书》，愈使夷狄得志于天下也！鲜卑之谋寇华夏也久矣，而《魏书》隐其寇盗之恶，美元魏以诟南朝，为虏作伥，丧人心矣。元宏之伪也，养老以仿尧舜，崇儒以师周孔，而所为者皆末，非可立本也，而史官美之，拟之为文武，使之欺人以欺后世，至船山贬之，而今之人犹因其改服改制，称道不绝也，于宇文邕亦然。至于宋濂作《元史》，尤为大垢，夫蒙古之恶，率天下而禽之，是旷古未有之劫也；贬汉人为四等，是空前未有之辱也；毁宋陵，亵宋帝尸，奴汉女，是不共戴天之仇也！杀戮之多，过于赢秦；腥膻之秽，甚于五胡。明太祖伐元，正当表以汤武之举，数其桀纣之恶；正以华夷之辨，斥其犬羊之贱。而濂反颂铁木真、忽必烈之功，与汉唐并；美顺帝之逃，与周赧齐，濂其有人心乎？赵尔巽继之，尤美康乾，比之为文武；至于洪杨，则斥之同盗跖，且斥辛亥革命为乱，甚于魏收之汉宄，何丧心至此！史德尽失，大义尽泯，非使夷狄愈得志于天下者乎！
呜呼！陈寿文曹丕之篡，而后司马炎、刘裕、萧道成、萧衍、陈霸先、杨坚、朱温等相继而篡；魏收美元魏之寇，而后李克用、耶律阿保机、完颜阿骨打、忽必烈、努尔哈赤、多尔衮、东条英机相继而寇。盗贼而窥天位，王道绝矣；夷狄而攮正统，人道亡矣。满清华夷变态，尤为大耻，而史官恬不以为怪，顾颂之为圣，亦甚矣！史其亟待正矣！
又满清最为阴鸷，以禽心鬼计窃据华夏，盗憎主人，惧汉人之众不易治也，始以屠城雉发慑其胆，继为鸿博取士笼其心，复为文字狱以抑士气，修四库以毁古书，凡能治之愚之，无所不用其极！乾隆之修《四库全书》，人多以为有功于文化之丕业也，而孰知其为旷古之阴谋哉！呜呼！五胡之横也，辽金之盛也，蒙古之暴也，俱以夷狄宰割中夏，其毒蹈天，然于逆顺之分，然否之辨，未敢轻去故籍以腾奸言，篡改史策以文寇盗也，而满清乃悍然为之，明季野史，有刺于彼者，皆删之！宋明人言辽、金、元有讥于夷者，皆毁之！文之曰：“杜遏邪言，以正人心，而厚风俗。”言之而无惭也！夷德之戾，莫过于此矣。清季章太炎作《哀焚书》以明之，具见其禁毁故籍之多也。《嘉定三屠记》详叙清人屠城之酷，亦为所毁，凡所以盖彼入窃之恶，可谓密而无缝矣，然幸近世于日本见此记，而满清之恶始曝于天下。然吾中国古书见毁于彼者多矣，太炎曰：“言语、风俗、历史。三者丧一，其萌不植。俄罗斯灭波兰而易其言语，突厥灭东罗马而变其风俗，满洲灭支那而毁其历史。自历史毁，明之遗绪，满洲之秽德，后世不闻。斯非以遏吾民之发愤自立，且剗绝其由蘖邪？”呜呼！欲亡其族，先亡其史，满清之阴鸷百于赢秦，其毒流倍于胡元，非赖辛亥之革命，孙文、太炎之列其罪，而孰与知之！吾汉人乃近三百年屈于彼，非其阴鸷之极，焚古书以愚民乎！窃古帝王南面之术，以济其奸，甚矣！
满清既覆，秽史犹传，《清史稿》之作也，美夷丑夏，愈极其谄媚猖狂，时有义士求禁之，亦不阻其流传，而为百家讲坛某氏所假，贬明扬清，肆无忌惮，呜呼！又民国以来，有学者以近代国耻咎古之圣贤，罪吾国文化，而极其诟诋，并疑古之圣王为传说。尧舜禅让为杜撰，而况黄帝之诛蚩尤乎！夏殷相继为乌有，而况禹之治洪水乎！有顾颉刚者甚乃以禹为虫，亵圣侮经，至此之极！始之胡适，继之顾颉刚，妄疑古史，以媚西洋；贬抑圣王，以作虎伥！自历史层层叠造之说兴，而古帝王揖让之美德，建构之明功，征伐之伟业，汉唐之隆，宋明之裕不表于今，而胡顾之恶，烈于魏收，不可逭矣！
夫史者，一国之政也，民族之记也，史既秽，而政何以治？史既亡，而族何以立？罪莫过于改史，唐太宗之慝不可掩也；恶莫过于毁史，满清之毒何可不辟哉！胡顾之辈复虚无国史，以见中国之不足尊，古圣之不足崇，又有马列之徒，假西洋史观以乱国史，谓三代为奴隶，秦后为封建，其于古史也，忽其美治显功，而辄斥其封建专制；其于古圣也，忽其嘉言懿行，而恒诋其封建思想。鲁迅乃断言中国史为吃人史，其弟作人复诬中国人为食人族，呜呼！自黑自虐，而胡至此哉！既为吃人史，则是国史可泯矣；既为食人族，则中国合亡也，倭寇之侵华也，何能不假汤武之义以文其侵略之暴乎！
昔人有言：“欲亡其国，先绝其史。”秦之焚六国史记，清之毁明季野史，西班牙之焚印地安文，以防其复起也。此皆婴绝于敌者，而胡鲁之辈，非轩辕之裔，中国之人乎？乃自毁其史，数典忘祖，胡鲁其有人心乎？呜呼！清兴文狱，而史学衰，考据泛滥于下，罔知明清之巨变；民盛疑古，而史学乱，科学凌驾于上，震惊欧美之奇技。唐虞之隆为传说，三代之治为美饰，汉唐武功之盛，宋明文化之昌，亦晦而不显，文化民族之自尊自信何以立哉？非崇洋如胡适，则反华如鲁迅，吾民族何望乎！胡鲁之罪甚于桀纣，今人犹称道不绝也，复为戏说以亵国史，文妖祸世，将何已乎！
然犹幸明末出一大儒，曰王船山，最善继孔子春秋大义。满清入寇，船山于衡阳举兵抗清，大厦将倾，一木难支，复为奸党所构，烈志不果，归隐船山，专于著书立说，其书甚富，有百余种。自为联曰：“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心雄志壮，固羽翼圣人之道，以辟异端；尊崇华夏之文，以斥夷狄。六经四书，无不披注，阐发其义，于周易有《内传》、《外传》、《大象解》；于春秋有《世论》、《家说》；于左传有《续博议》；诗为《广传》，书为《引义》，礼记亦为《章句》；四书，则作《大全说》、《训义》。以文章之化莫妙于《庄子》，辞赋之流莫高于屈宋，亦皆作注，并作《老子衍》。又谓张子《正蒙》切实高明，而为之作注，详释其义。晚年读司马温公《资治通鉴》，作《读通鉴论》，悼明亡，感宋之痛史，作《宋论》，以衡论古今治乱得失。其著述之丰，传注之多，淹贯经史，包罗万象，笼盖古今，盖自朱子以后，一人而已！不言其易学之邃，即其史论，实独步千古，戛戛独造，烛隐入微，多有卓识锐见，深明治化，虽言有所激，而皆不诡于正。
其《家说》、《世论》，阐圣人微言大义，又于胡氏春秋，多所弹正，绌其尊主抑臣之邪说。《读通鉴论》尤为卓绝，凡古今治乱得失弥无不详其由，贞邪隆降无不发其隐，严人禽华夷义利之辨，乱臣贼子，乡愿僻士，夷狄道贼，贬之如斧钺之深，虽不至如孔子作《春秋》使其惧，而固大义凛然，足可警其心矣！船山深痛明亡，而于华夷之辨，恒言之不已：韩信之叛降匈奴，而讥汉高帝之偷；汉徙六国豪杰之后，而斥娄敬小智之祸；武帝之收闽南，而大其天牖；霍光之逐匈奴便击乌桓，傅介子之斩楼兰，皆奖其伟。而元宏、宇文邕之养老、崇儒，则斥其假先王之令以欺后世，又批宋人五代之说，以朱温为盗，李石刘为夷，郭为琐夫，不足以言代，五代之说，宋人之陋也。张承业，宋人之所谓忠也，而谓忠于沙坨耳，斥其导伪；颉利禽，唐人之所庆，而讥其株守。桑维翰之劝石敬塘臣契丹，卖燕云十三州，则斥其为万世罪人，而景延广之抗击契丹，犹有生人之气。于君臣之义，固斥桓温之逆，刘裕之弑，而复蜀破燕，禽泓斩超，大其攮夷之功，曰：“有一人之正义，有一时之大义，有古今之通义。”谓事一方之主，一人之正义也；事天下之主，一时之大义也；严夷夏之辨者，古今之通义也。则桓温抗表伐李势，刘裕抗表伐南燕，而天下之义伸，论者援温以责裕，一时之义伸，而古今之义屈矣。韪哉斯言，足辟陋儒之说！孔子之作《春秋》，褒桓文之攮夷，而不甚咎其召王之逆，古今之通义甚于一时之大义也，故曰：足可继孔子春秋大义矣。尊有德，褒有功，春秋大义也。固不可以势论成败，亦不徒据德为褒贬。至于子弑其父，臣弑其君，虽居帝位，而固名之，六代有夷狄为割据，则称帝号，而隋代无夷狄，则直称炀帝为逆广，以与刘劭同其覆载不容之罪，则不容不严贬也。又批党争，辟佛老，以持大权，崇正学。又明士人进退失守之道，国政张驰损益之理，言之甚多，难以尽述。
夫史论之作，源自贾谊《过秦》，盛于宋代，苏洵、苏轼父子以文采雄辩名世，其论多传诵于后，然吾以二苏辞辩而不醇，朱子之《通鉴纲目》醇矣，而不达，以道学衡论，法孔子春秋笔法，激于司马温公之尊扬雄，而书曰：“莽大夫扬雄卒。”悻悻以施笔伐，而扬雄婴贬千古不得伸，又重贬唐太宗，吾有余憾焉。醇而达者，其船山乎？理势合一，而理不至于迂，势不流于诈，君子小人之贞邪易明，古今之得失易鉴。船山自称“推本得失之原，勉自求合于圣治之本，而就事论法，因其时而酌其宜，即一代而各有驰张，均一事互有伸拙，宁为无定之言，不敢执一以贼道。”所以能继孔子春秋之义也。又曰：“夫治之所资，法之所著也。善于彼者，未必其善于此也。君以柔嘉为则，而汉元帝失制以酿乱；臣以戆直为忠，而刘栖楚碎首以藏奸。攘夷复中原，大义也，而梁武以败；含怒杀将帅，危道也，而周主以兴。无不可为治之资者，无不可为乱之媒。然则治之所资者，一心而已矣。以心驭政，则凡政皆可以宜民，莫匪治之资；而善取资者，变通以成乎可久。设身于古之时势，为己之所躬逢；研虑于古之谋为，为己之所身任。取古人宗社之安危，代为之忧患，而己之去危以即安者在矣；取古昔民情之利病，代为之斟酌，而今之兴利以除害者在矣。得可资，失亦可资也；同可资，异亦可资也。故治之所资，惟在一心，而史特其鉴也。”通温公书之深旨矣！读其书，可以为人，可以处世，可以治国，经世之书也，匪《读通鉴论》而孰与哉！
其《宋论》亦多卓识，论之末哀叹宋之亡曰：“汉、唐之亡，皆自亡也。宋亡，则举黄帝、尧、舜以来道法相传之天下而亡之也。是岂徒徽、钦以降之多败德，蔡、秦、贾、史之挟奸私，遂至于斯哉？其所繇来者渐矣。古之言治者，曰‘觌文匿武’。匿云者，非其销之之谓也，藏之也固，用之也密，不待觌而自成其用之谓也。故书曰：‘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竞。’竞之不大，栋折榱崩，欲支之也难矣！其竞之也，非必若汉武、隋炀穷兵远塞而以自疲也。一室之栋，一二而已，欂、栌、榱、桷，相倚以安，而不任竞之力。故用之专者，物莫能胜；守之壹者，寇莫能侵。率万人以相搏，而其相敌也，一与一相当，而群无所用。自辽海以西，迄于夏、朔；自贺兰以南，垂于洮、岷；其外之逐水草、工骑射、好战乐杀、以睥睨中土者，地犹是地，人犹是族，自古迄今，岂有异哉？三代之治，千有余岁，天子不以为忧，其制之之道，无所考矣。自春秋以及战国，中国自相争战，而燕、赵独以二国之力，控制北陲。秦人外应关东，而以余力独捍西圉，东不贷力于齐，南不藉援于韩、魏。江、淮以南，则尤耳不闻朔漠之有骄也。及秦灭燕、代，并六合，率天下之力以防胡，而匈奴始大。汉竭力以御之，而终莫之能抑。至于灵、献之世，中国复分，而刘虞、公孙瓒、袁绍，不闻有北塞之忧。曹操起而抚之，鲜卑、匈奴皆内徙焉。蜀、吴不相闻也。晋兼三国，而五胡竞起。垂及于唐，突厥、奚、契丹相仍内扰。及安、史之乱，河北叛臣各据数州之土以抗天子，而蓟、云之烽燧不闻者百年。繇此言之，合天下以求竞而不竞，控数州以匿武，而竞莫加焉。则中国所以卫此觌文之区者，大略可知矣。东汉之强，不敌西汉，而无北顾之忧者，有黎阳之屯在也。天宝以后，内乱方兴，不敌开元以前，而无山后之警者，有魏博之牙兵在也。外重渔阳、上郡、云中之守，而黎阳承其后；外建卢龙、定难、振武之节，而魏博辅其威。以其地任其人，以其人守其地。金粟自赡也，士马自简也，险隘自固也，甲仗自营也。无巡边之大使以督其簿责，无遥制之廷臣以掣其进止，虽寡而众矣，虽弱而强矣。故曰“天子有道，守在四夷”。言四裔之边臣各自守，而不待天子之守之也。牵帅海内以守非所自守之地，则漫不关情而自怠；奔走远人以战非所习战之方，则其力先竭而必颓。然而庸主具臣之谋，固必出于此者，事已迫，则不容不疲中国以争；难未形，则唯恐将帅之倚兵而侵上也。呜呼！宋之所以裂天维、倾地纪、乱人群、贻无穷之祸者，此而已矣。其得天下也不正，而厚疑攘臂之仍；其制天下也无权，而深怀尾大之忌。前之以赵普之佞，逢其君猜妒之私；继之以毕士安之庸，徇愚氓姑息之逸。于是关南、河北数千里阒其无人。迨及勍敌介马而驰，乃驱南方不教之兵，震惊海内，而与相枝距。未战而耳目先迷于向往，一溃而奔保其乡曲。无可匿也，斯亦无能竞也。而自轩辕迄夏后以力挽天纲者，糜散于百年之内。呜呼！天不可问，谁为为之而令至此极乎？向令宋当削平僭伪之日，宿重兵于河北，择人以任之，君释其猜嫌，众宽其指摘，临三关以扼契丹；即不能席卷燕、云，而契丹已亡，女直不能内蹂。亦何至弃中州为完颜归死之穴，而召蒙古以临淮、泗哉？人本自竞，无待吾之竞之也，不挫之而亦足以竞矣。均此同生并育于声名文物之地，以相为主辅，而视若芒刺之在背。威之弗能也，信之弗固也，宰之弗法也。弃其人，旷其土，以榱支宇，而栋之折也已久。孰令宋之失道若斯其愚邪？天地之气，五百余年而必复。周亡而天下一，宋兴而割据绝。后有起者，鉴于斯以立国，庶有待乎！平其情，公其志，立其义以奠其维。斯则继轩辕、大禹而允为天地之肖子也夫！”
呜呼！船山哀宋之亡，其以痛明之亡乎！其孤怀，其隐痛，尽之于此乎！善哉其举觌文匿武也，古今为治之大准，文觌而俗厚，武匿而内强，何后世必欲销之抑之乎！而使夷狄吞噬中夏，成旷古未有之祸，非庸主具臣之罪欤！所言“以其地任其人，以其人守其地。金粟自赡也，士马自简也，险隘自固也，甲仗自营也。无巡边之大使以督其簿责，无遥制之廷臣以掣其进止，虽寡而众矣，虽弱而强矣”，御虏之大略也，孰能及乎？又读其《黄书》详论治国之略，向使船山为明朝宰辅，而明朝何遽亡于东胡乎？呜呼！明之亡于满洲，民族之大不幸也，而犹幸有一船山足继往圣之学，励贞士之节，以鼓舞本族之光复，则不幸之万幸也！可不为之表彰以使其人其学晓明于世乎！
或曰不忍读史，因史多载有恶。余以为不忍者，恻隐之心深也，可以许为仁矣，而未免柔之过，适以害仁。有善则必有恶，恶能避哉？孔子作《春秋》，善恶并书，善以为劝，恶以为诫也，且知恶人之须防。如只闻善，而不闻恶，则易为小人所倾，恶人所害。唐太子弘读及商臣弑父而废读春秋，而与王安石恣烂报之诬同其轨辙也。惟知其恶，而可以防恶，王阳明曰：“知善知恶是良知”，夫恶恶可不知哉？经以知常，史以达变，惟读经，不读史者，鲜有不至于迂者。史不可不读也！英哲培根曰：“读史可以明智。”明古今成败之轨以为鉴，知上下得失之故以为资也。且博览古今圣贤英豪嘉言懿行，丰功伟绩，足养吾人愤悱之诚，发吾人向上之志，孔子之希文武周公也，孟子之希孔子也，程伊川之志颜子之所学也，非以史奋发其志意乎？孟子曰：“诵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故史不可不读也！以之立志，成大人；以之治国，成大业。孔子之圣也，而犹博考三代之史；唐太宗之明也，而重修晋梁陈隋之书，圣贤伟人无不重史，以为资鉴也。善可资，恶亦可资，得可鉴，失亦可鉴，何可因有恶有失而不忍读乎？水有清污，则将不饮乎？恶者，善之流也，吾人自身亦有恶，或小或大，或微或显，读古人之恶，则当以为诫，而自惩其恶，善读史者也，失亦然。且读史，以知吾民族之源流兴衰，而长爱族之情。见其盛，则以激发吾民族之自信而自强；览其衰，则以哀痛其败亡之覆辙而自警。宋之亡于蒙古，明之亡于满洲，千古之大痛也，明人不知鉴宋之亡，而重蹈覆辙，后之人可不知明之亡以为大诫乎！
嗟夫！史恶可不知哉！今之国人寡知国史，而多数典忘祖，崇洋媚外，而史不可不亟为宣扬也！司马迁自称欲“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究天人之际者，其经乎！通古今之变者，其史乎！经以裁史，史以明经，经史一贯，如理事不二也。未有舍事以言理，则岂有废史而读经乎？知六经之大义，而可不知唐虞三代之事乎？知四书之微言，而可不知春秋战国之变乎？吾尝曰：“经以立本，史以通变。本立而道生，变通而事成。欲立圣贤之德，须明经以修身；欲成英雄之业，须资史以为鉴。经所明者常道也，范围天地而不过；史所述者人事也，横揽古今而皆包。君子读经以明理，伟人读史而造势。经直指天人之本源，是体也；史详述古今之治乱，是用也。知经而不知史，则迂而不通；知史而不知经，则诈而不正。圣人体经而用史，贤人体经而用经，君子体经而用文。史莫盛于汉唐，其治术武功实高后世，是通于变也；经莫兴于宋明，其性理文治诚逾前人，是明于体也。惜汉儒不纯于道，而淫于申韩；宋儒不长于用，而陷于佛老。汉之末世，奸雄导其纷争；宋之末世，夷狄成其拔扈。汉儒功足以定乱，而德不足以化民；宋儒德足以化民，而功不足以御侮。清儒既不明性理，亦不知治术，清儒讲经而适足以亡经，五四之所以废经也；考史而适足以乱史，疑古之所以诬史也。嗟乎，拔乱反正，明经史之道术，承往圣之绝学，兼汉儒宋儒之所长，岂不在今日乎？”通古今之变，此史之大任乎！古今之变者何也？国运之盛衰，时代之治乱，英雄之成败，文化之消长，政教之得失，风俗之隆污，无非变也，通其变以知常，所谓于万变中见不变；知其常以用变，所谓以不变应万变，非圣贤英雄，而孰能与于此！而史恶可不知乎！司马迁之史可谓通古今之变矣，而王船山揭示古今之变，司马迁通古今之变，而未能究天人之际，而船山兼之，上继孔孟之道，下救来兹之失，立天立地立人，以纲惟三才；贯经贯史贯文，以羽翼六艺，俾旷古卓立之华夏复兴，舍船山之学，其孰与归！吾亦欲著一《史论》，继船山以衡论三千年之史，明古今之变，以证天理之不爽；究天人之际，以知世变之无常，吾将毕生以成之！
